醒目的地方，更有趋势者为图文并茂，不然，真是难以抓住走进书店的人的眼睛。书的视觉效果越来越是第一位的，而且“出位”，书商21世纪的作书战术底线是：不能淹没在书海中。
只是漂亮总有区分。此一漂亮和彼一漂亮终究不同。书的内容好看，也是一种“漂亮”。我不认为书的包装漂亮一定低于内容漂亮，前者也是陶冶情趣的方式，为培养适度“布尔乔亚”的人文精神所必需，有如找情人不能光找心里美一样，但是，我的确更喜欢书的内容“漂亮”。
当然，不论怎样的“漂亮”，都是一种时尚。这是说，“漂亮”也有语境化的问题。我们难免是在一个特定时空里来欣赏它，谈论它。说一本书漂亮，甚至说最喜欢它，一定是指特定时间个人的一个感受。一旦条件发生变化，比如，社会公众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你的思想嗜好，还有我的思想嗜好，发生了变化，“漂亮”的感受也会发生变化。于是萝卜白菜偏好的对峙就出现了。这是时尚的特点。
说三个例子。
多年前，就看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原是英文，为美国学生了解中国哲学而作，是为“导论”，后翻译成中文，相信一直到现在都是学生手里及学界的畅销书，毕竟，近来就连资讯最发达的大众网站都相继报道，又有新译本出来，而且以往销量已是了得。这本书就是内容“漂亮”。当时我是至为喜欢。
《中国哲学简史》写得流畅，一读起来，就能被牢牢地吸引住，期待一口气翻完，不能停下。其中首要的部分就是讲中国哲学的精神。讲“一种精神”，是很大的企图，对学问者来说尤其如此。可是大企图容易走飘，在有限的“简史”、“概论”之类的文本空间中，一不小心就会空洞，变成想遭人瓦解都没法被人瓦解的宏伟叙事。而《简史》干得牢实，可谓星星之火步步燎原。《简史》其余部分，分讲中国哲学的若干基本派别的思想，自然同样是伸缩自如。作为一种导论，读者定位又是外国学生，这就需要写得易理解、好阅读，当然还要有“想法”，也就是要有点有道理的“想法”，因为，有品位的学生不仅想知道一般性的知识资讯，还想知道推理、体会智慧，以从中摹仿一二。冯先生是哲学家。哲学家写哲学史和“档案家”写哲学史，自是有所分别。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的《法律帝国》。我读这本书一小部分缘由是业内的任务，要从事法学研究。初读时，见英文本，也是多年前看的。当然现在依然时时“再回首”。记得前些日子，德沃金来中国，随从他到访的一位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DavidKairys 对我说：“德沃金是ghost （鬼）。”我问为什么，他就说：“反正是ghost 、ghost ……”Kairys倡导法律的批判理论，其意思是，要好好看看法律到底是什么货色，那可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对老百姓不是什么福音，研究法律首先是要站稳阶级立场，“先红后专”。而德沃金讲的是所谓自由主义法律理论，把法律说得像朵花儿一样，他说，只要在法律中把权利这一根本坐实，“认真对待权利”，法律的魅力可是无法估量。两人相互之间当然是要叫劲的。不过，“ghost ”在Kairys那里还有“出神入化”的意思，虽说立场各异，但学问还是有个佩服与否的标准，而Kairys佩服德沃金的论说能力，固有“ghost ”一词的多义使用。
《法律帝国》说法官是法律帝国里的王子，重要得不能再重要了。从法官自身的角度，从法官的审判活动，德沃金娓娓道来法律的肌理。有意思的是，通过爬梳整理，一步一个脚印，以小见大，他居然可以将法律说成“富有弹性”的制度ghost ，其中包含了规则、原则、学理，还有政治道德。我们都说法律是一类规则，但德沃金就可以论证得让你信服法律不单是规则，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些需要靠思考推理才能获得的理论和理想。这本书真像一棵树，有根，有枝，还有叶，有层次地伸展、开放，读来也是“漂亮”。我开始读的时候，当然是那个特定时候，的确觉得这书是极品。
这本书也有中文本。
再一个例子是《柏拉图对话录》。读《对话录》，你会发现各种人物的对话，对话很有意思，一来一往，互赠学问，而且没完没了。那是一种到现在都有人还要模仿的叙事体。对《对话录》，评论的人太多了，并且常是专家，我这里只提一点。这就是我以为其中最有趣的地方也许是“理论的想象”。有人说理论是可以推论出来，只要有经验和推理前提。这没错。不过我倒觉得“想象”有时对理论是更重要的。固然应该说，一个人可以“想到”、“说道”、“谈出”什么理论，另一个人不行，但是，就像有人可以想象出一个世界而另外一个人不行一样，我们也能说一个人可以“想象”出一些理论，另外一个人缺这个能力。不然，我们就难理解为什么《对话录》中的推论可以不断延展，没完没了……理论之间的关系，我以为，有如字词之间的关系，像无限的网可以编织在一起甚至可以交互续接，而真要编织续接在一起，是一定要有想象力的。这也是我以前一个时光里的最为深切的感受。
于是，先要让人觉得有“想法”，次之有“伸展”，接下来就是带上“想象”。它们都是书之内容的漂亮。人人都爱漂亮，既然漂亮就会喜欢。编辑说，写写你最喜欢的几本书。我觉得前面几本书“漂亮”，故将其奉为特定时间里的最喜欢者。其余就要听高人的了。
二、写字从《水浒》的翻译看
《水浒》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一旦成为名著，通常就需要翻译成外文，让非母语的读者可以阅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当然，翻译有时是“主动的推销”，有时是“积极的接纳”。前者说的是，母语的主体自己翻译，目的在于“推出”，用一种话讲就是“开拓世界”。后者说的是，非母语的主体也即“他者”翻译，目的在于“引入”，时常通称“打开眼界”。现代性的展开，其方式之一就是翻译。
翻译中有学问，而且是大学问，故现在对翻译颇多研究，遂促成一门显学成立，造就了新的学术分工，并引发了“翻译极为可能是种话语策略”的警惕，人们开始思索，翻译是否隐含着话语权力的运作。《水浒》的翻译，历经数次，其本身故事翻新不断，同时其中似乎也有“策略”的问题。
当然，本文只谈故事中的一个“版本”，略及“翻译策略”，主要目的是从翻译问题导向法律问题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国际友人，叫沙博里。此人居住中国多年，十分精通汉语，又特别喜好《水浒》。当时篡政的四人帮，力邀沙博里用英文翻译《水浒》，以便“推销”，送及海外。沙博里勉强答应下来。翻译完成之际，沙博里将译稿交给四人帮，算是交差。可四人帮初读英文译本书名，立即表示了不满。英文书名是HeroesoftheMarsh。 四人帮说，宋江是叛徒，他被帝王招安了，而且跟随他的相当一部分梁山泊人物，没有“阶级觉悟”，同样是叛徒，既然是叛徒，怎么能用heroes（英雄）这个词？这里的翻译之误是根本性的，有关立场。四人帮有想法。他（她）们觉得，既然是“开拓世界”式的“推出”，就要有意识地通过翻译策略引导非母语的读者，让他（她）们看出历史中人物的真正问题，特别是历史中人物和当代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以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某些人物的“深层一面”。四人帮说，应该用与中文里的“歹徒”一词相对应的英文词，而且要求沙博里一定要找到准确的“这个”英文词。四人帮指出，梁山泊人物开始时是“造反”，可后来是叛徒，两相连贯就有了比叛徒还要恶劣的情节，于是非用“歹徒”一词就不能揭发其实质。沙博里这时发现，四人帮对翻译有点在行，接着答应找词。最后，英文书名成为OutlawsoftheMarsh。outlaws 的确有中文“歹徒”的意思，而且主要是这个意思。四人帮读后，觉得“爽”，宣布翻译“大功告成”。然而沙博里暗自偷笑，而且在四人帮垮台之后还不无得意地说，outlaws 还有中文“好汉”的意思，通过全书的翻译，英文读者一定相信书名在指“好汉”！沙博里似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用outlaws 的双重隐意来暗中进行话语抵抗运动。他同情那些四人帮不喜欢的人物。
在《水浒》翻译过程中的这个“版本”故事，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翻译的意识形态策略的斗争。
现在转入法律问题。
在梁山泊的特定语境中，不论heroes，还是outlaws ，都与法律有关。heroes针对的是法律制度，outlaws 更是如此。可是，作为能指的两个词，其所指向的实在对象，却是一个——一群人物。换言之，用中文语词来说，既可以用“英雄”来表达反抗一类法律制度的人物，也可以用“歹徒”来表达违反一类法律制度的人物。不同意思的语词使用，表现了对特定人物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同立场，尽管，英文outlaws 里有“好汉”的意思，也和“英雄”意思有了点滴相通的地方。颇为重要的是，与“英雄”对应的“反抗”，表达的是对一类制度的否定，与“歹徒”对应的“违反”则相反，表达了对一类制度的肯定。
在法学里，一个问题始终暗中作祟。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某些语境中，人们总是中性地看待法律，比如在前面的语词使用中，无论“英雄”还是“歹徒”，无论“反抗”还是“违反”，都没有否定法律本身的资格（尽管对法律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态度），而在某些语境中，人们却仅仅正面地、怀有偏激道德立场地看待法律，比如我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中总有“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法，平之如水”……？
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法学里常说的实证主义话语和自然法学话语的“过招”现象。实证主义从来都说“法律的存在是一码事，法律的好坏则是另一码事”，因而，在《水浒》的翻译中，“英雄”、“反抗”也好，“歹徒”、“违反”也好，都是对法律资格的认定，但却可以表现对法律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自然法学尤其是极端的自然法学理论则是相反，认为“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从来都是一码事”，所以，在“英雄”和“反抗”的语词使用过程中，法律表面上看是存在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否则，英雄就可以反抗“正义的”、“智慧的”、“平之如水”的法律了，这是奇怪的语言使用，而且至少是违反了一些重要的语言游戏规则。
但是，传统的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笔墨官司”，已经过时，其启发意义可能已是大打折扣。因为，语言的使用从来都是应景式的，更为打紧的是，语言的使用者，从来都是从自我理解的角度去看自己的语言使用，并不喜欢跳出“自己的立场”，总会认为自己的语言使用是正确的、应当的，尤其针对法律这样的社会建制问题。进而，语言游戏规则也变得是多重的、复杂的，构成了多维曲扭演化的空间。而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话语，都在从“他者的立场”来讨论问题。“他者”的立场表现了知识理解的中立性，并且意在表现这种中立性，展示了知识观察的“外在性”，毕竟，这种立场相信法学知识的寻觅也是知识中立追求的一种。两种话语的这种“他者”潜意识，决定了其不可逃避的“过时”。不论实证主义认为自己多么有道理，认为自己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多么大有裨益，不论自然法学认为自己多么“讲正气”，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多么立意高远，生活在现实中的个体，还会采取自己的语言行动策略，标明观点，进行“斗争”，自我伸张，从事征服，进而构筑“法律想象”的一个方面。这就是“过时”的意思。
因此，暗中作祟的法学问题，不是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揣磨的那样，是一个“他者”可以争论清楚、论证清楚的问题。这个“暗中作祟”是持续的、生长的，是和作为个体的我们每个人眼睛中的鲜活法律场景持续相互作用的，并在相互作用之中凸显个体的利益、嗜好和立场。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决定了法律生活必定是“反普遍”的？不一定。因为，谁都可以发现，即使是在我们个体的自我经验中，我们也能发现特定语境中的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某种一致。有时，一个个体的确和他者个体分享了共同的法律体验，因而，进入同一条战壕，彼此鼓励、相互支援、一致对外，设定共同的“标靶”。就此而言，如果将法律游戏看作语言游戏的一种，那么，维特根斯坦的断言是不能忽略的：语言游戏是生活，生活是语言游戏，而语言游戏是有规则的，尽管规则在变化。
可是，个体化的法律话语实践，因其是从自我立场出发的，或者说是从“内在实践立场”出发的，所以，法律游戏规则的变化，又和自我个体的争斗有着联系，是由自我个体的争斗加以催发的。“自我”，确定着立场、谋划着策略、设计着方式、运用着权力（福科式的权力），从而在一种法律游戏规则中不断注入新鲜质素，也即导致演化可能出现的新鲜质素，“自我”总是轻声唱着“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部队已出发……”，将自己的意志及热情诉诸战场。而一种法律游戏规则和自我介入的相互关系，是无法确定的，是无法知识化的，尽管可以作一描述。于是，法学知识的努力总是面对了无法知识化的部分对象。
这就是在《水浒》翻译的一个版本故事的过程中可以发现的问题。
四人帮在“想象”着梁山泊时代的法律，沙博里也在“想象”。尽管他（她）们都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会“想象”，虽然，我们同样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只要在生活中有着争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