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 第717部分

　　维坚拉着我的手，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您是不原谅我了？您要走就是不原谅我。”

　　我也被维坚那诚恳的心情打动了。我也跟他们说了我的心里话。我说：“维坚先生，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所以您很难理解一个中国工人的心情，我们出国不光是为自己发财，而是为我们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赚取外汇，我们国家还不很富，但我们每一个中国工人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正因为我的祖国还很穷，才更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建设。”我还给他们讲了一个发生在中国营地的故事：我们一个劳务工人，是个业余国画家，在这里画了许多画，他的中国山水画深受各国朋友的喜爱，卖了很多钱，也结交了许多德国、美国朋友。但很不幸，他得了肝癌。当时，吉摩德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执意让他到德国去治疗，他婉言谢绝了。他说：我要死在我的祖国。当飞机载着他飞进中国的蓝天时，他的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让护送的医护人员扶起他，他要看长城啊！透过舷窗，看着蜿蜒雄伟的长城，他流着泪水吐出了他最后一句话：“长城……我回来了……”我的故事把在座的外国朋友都讲哭了。

　　维坚流着眼泪说：“卞先生，您有一个多么好的国家呀，中国人的心灵太美好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写信讲给我的妻子听……我现在才真正理解您，您回您的国家吧，等我休假时，一定要到您那可爱又神秘的国家看一看，看一看长城，看一看您的家乡哈尔滨。我真诚地想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不可思议的China先生们……

　　一九八五年八月底，我和四十多名归国中国工人乘中国民航扑进了祖国的怀抱。

　　机场大厅外，到处是久别重逢的哭声和笑声，我扒拉开人群，终于找到了从哈尔滨来京接我的妻子，我一把把她抱在怀里。这回，倒是她不好意思了，只流泪。

　　一进北京市区，我让出租汽车一直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广场。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和自豪感在我心头蔓延…

Number：3145

Title：徐志摩和陆小曼

作者：刘海粟

出处《读者》：总第79期

Provenance：文化娱乐

Date：1986。1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认识陆小曼，是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京暂住，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太，就是还年轻，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啊！她就是陆小曼！”我在心里自己回答：“这位女士真配叫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

　　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且是父执。他们伉俪也很器重我，自然交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9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15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3年后，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18岁开始，北京社教界已经传闻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因此，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19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无锡人王赓。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他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赓任武官。

　　王赓比小曼年纪大得多，做事干练沉着，但是在家庭生活上，他缺乏吸引力。王赓对小曼是很宠爱的，但是，他像一个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样，爱护有余，而温情不足，小曼对他自然是敬多而爱少。这一对夫妇，实际上有点封建包办，因此，虽新婚不久，但在夫妇的形式下，中间空白不少。后来，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长，小曼不愿去东北，仍住在娘家，因此感情上更加淡漠了。双方都深知这点，但由于都讲究品德和信守，暂时还是相安无事的。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叶，来到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感情虽很融洽，但很纯真。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志摩和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那时候，虽然社交已经公开，但是北京的封建意识还是很浓的。社会上对这两位男女才子本来刮目相看，他们的接触一多，就瞠目起来，流言蜚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志摩当时是比较能克制的，因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他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免掉进爱情的深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1925年赴欧洲，以便使爱情的火焰冷却下来。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击，他心爱的儿子彼得已经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伤之余，更觉在异国有飘泊之感。这时，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他又不顾一切地回到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舍难分了。志摩与幼仪的婚约也在此时解除。

　　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爱！”

　　我后来回想到，那天随适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陆家，就已经觉察到志摩和小曼的眼神不对，似乎心神不定的样子。那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小曼对我很敬重，她拿出自己的许多字和画来给我看，要我批评。我对她说：“你的才气，可以在画中看到，有韵味，感觉很好，有艺术家的气质，但笔力还不够老练，要坚持画下去，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听了我的话，小曼倒还沉静，可是志摩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握着我的手说：“海粟，你真有眼力！”当时我心想：你激动什么？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感觉到他想和我谈什么，又似乎有难言之隐，忙问：“你有什么心事？”“怎么？你看出来了？”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老实讲，和小曼相爱多久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的眼睛告诉我的。”

　　“我和她认识才两年多，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仪之间的关系呢？”我问。

　　“我和幼仪也是强撮合的。这一点，她哥哥歆海最清楚。”他说。

　　他于是详细地介绍了与小曼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他要我想想办法。

　　我起初很为难，因为三角中的人都是风云人物。可是，他再三说：“这样下去，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其实，他自己正是如此。

　　这句话打动了我。我自己也是为了婚姻自由逃过婚的。当时，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我，正当25岁，血气方刚，看到好友如此痛苦，我终于答应去试试。

　　小曼母亲听完我的叙述，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

　　我就提出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并且希望长辈要为儿女真正的幸福而做出果断的抉择。老太太是有学问的人，她答应说服王赓。我们就商定，我陪她母女去上海，由她出面找王赓，我再出马。当时王赓正好在沪出公差。

　　当我决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时，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说：“志摩，你不要想得太乐观，这件事不是简单的。”

　　志摩说：“只要你肯用心去办，准能办好，我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有趣的是，当我们到上海还未立定脚跟，志摩又追随到了上海。当时，他说是和我讨论学术的事，其实，还是紧盯小曼不放。

　　那时，我从来未做过婚姻上撮合的事，这次也是“逼上梁山”的。到上海第三天，我就在功德林设宴请客。

　　我请的主客，除了小曼母女和王赓外，还有唐瑛和杨铨，同时还请了李祖德、张君劢（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唐瑛的哥哥唐腴庐。志摩既是客位，又帮我张罗，亦有半个主人的地位。志摩原来是巴望我举行这次活动的，但是临场未免紧张。因为志摩生性忠厚，他虽然狂热地恋着小曼，但是他毕竟是个笃诚君子，虽然明知小曼与王赓之间并无真诚的感情，但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他公然从王赓的手里夺走他名分已定的妻子，作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束缚总不是那么容易冲破。

　　我就开始斟酌自己的话题，因此稍稍有点沉默。这时候，张君劢忍不住了：“海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

　　张君劢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王赓也是极聪明的，他终于觉察到我的用意，和这席宴会的宗旨。他终于举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自然也向小曼，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

　　宴会后，王赓推托有事，要小曼随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后来，我不知道她母女怎样同王赓说的，但是据说王赓终于同意解除婚约。得到王赓的同意，陆太太才和陆先生讲明。陆先生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起初自然不赞成，认为有辱家声。但是王赓都已经同意了，他反对有什么用？何况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欢的青年。他最后摇摇头说：“我不管，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收场！”小曼高兴极了，她终于摆脱了这桩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着兴奋的泪花对我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勇敢的小曼自然要创造新的生活的，她的理想自然和她本人一样美好。但是现实生活使她的美好愿望暗淡了……

　　首先是志摩的父亲大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件有辱门第的事情，因此后来虽然经过我们多方的斡旋，他勉强收了成命，但是对志摩夫妇的感情很淡薄的了。志摩婚后，夫妇俩就被严父禁锢在老家硖石，不许出来，并且给以极微薄的生活费。老太爷始终不去，也一直不见新媳妇，自负和自尊的小曼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她是出乎意外的。因此，新婚不久，她病了，而且得了肺病。

　　志摩在1926年10月和11月三次给我来信，这三封信都是志摩写的，但小曼的情状，活现纸上，我觉得难受。洒脱的徐志摩，竟如此为穷愁而哀诉；豪情的小曼，竟对我缄默起来。她非不能作书，是不愿作，因无话可说。我自然尽力周济一点。他夫妇再三邀我去硖石小住，我知道盛情可感，但是他们饮食难备。我终于去了一次，却常要志摩来沪，让他带点吃用去慰小曼。志摩在1927年2月15日从上海返硖石后，来信说：“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饱腹满载以归，幸运何似！”

　　不久，我就出国了。因为国民党“清共”“四·一二”后，不仅进步文化人横遭诬攀比附，连我这个落拓画家也因为有一些信仰马列的朋友，被暗中调查起来。国事蜩螗，政事混乱，空气自然沉闷，我就和几个朋友到了巴黎，心里常惦念着局处乡间的志摩和小曼。但是，他们的生活益发穷愁了。当初小曼在北方时，名满京华，挥金如土，如今生活艰难，化妆品和生活用品都不周全了。使我最不忍的是，1930年7月8日志摩代小曼写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前托梁君代买廉价小绸帕，但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绸丝帕PonMarehe的，上次即与梁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

　　12月10日，他回信中说：“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容支撑，且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我不忍再抄旧信，也不忍再叙述小曼与志摩结合后的不幸处境了。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和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他不幸早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