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的演奏者。他兴奋得心花怒放，真恨不得跑上大街把这好消息告诉每一个遇到的人。随批准书寄来了参赛的固定的曲目，他觉得自己的把握很大。
于是，他来到了市政府外事处，办理出国手续。一位高瘦的干部接待了他。一番热情的赞扬和鼓励之后，他被委婉地告知，像他这种情况，不适于出国。
他失望地离开了那里。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尚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乐圣贝多芬的话，同那记载着乐圣坚韧不拔的一生的不朽作品《贝多芬传》，伴着他仰望星空的无数夜晚。刘士钺重新振奋起来，他要争取参加5年一次的波兰肖邦钢琴比赛。
可是，他练琴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等那场风暴过后，他已经过了那充满幻想的浪漫年华，人到中年，早生华发！
他不甘心呆在家里让别人养活，他要把自己的才华贡献给社会。他四处写信，八方寻问，他甚至愿意到新疆、西藏等地的音乐、外语院校去教书。他希望社会需要他，希望人们理解他。
当时，天津自然博物馆需要一位懂法语的专业人员，帮助整理积压了上万册的图书资料。一个老同学介绍他去试试。这个掌握6种外语，渴望工作甚于渴望报酬的人，正是这里求之不得的，可街道不给他开证明，要工作可以上街道生产组搞加工。没有证明，博物馆仍留用了他，每月从办公费中抽出40元作工资。
开始，尽管他连个临时工也不是，可他的出勤率比健康人还高，除了本职工作，还义务担任了博物馆专业人员的英语教师。
后来，他转为正式临时工。在博物馆的6年里，整理了3万册外文图书资料，还用业余时间为外单位翻译了许多专业资料。
1983年旧历二月初九，刘士钺从博物馆下班回家，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原本残疾的腿又摔成骨折。几个月后，他的腿伤未愈，相依为命的老父亲又病逝了。
他的腿彻底残了，拄起双拐，孑然一身，艰难地重新学习走路。
这时，自然博物馆给他送来了90元钱，客气地告诉他，不必再来上班了他被辞退了。他的脑袋“嗡”地一声，眼前金星闪烁。无法排遣的孤独，无法解脱的哀愁。
夜阑人静，皓月当空。他仿佛听到人类伟大先哲的话：
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歌德：《格言诗》）
刘士钺忽地坐起来，泪水再也抑制不住。
三
他的生活水平在中国这个第三大城市的居民中几乎是罕见的。已经是80年代了。夏天他吃两顿饭，一顿两个烧饼加一点咸菜。他行动不便。烧饼一次买好几天的。放久了都能拉出丝来。
冬天顿顿都是菜粥，过年过节也是如此。
寒冬，他的屋子常常不生火，他行动不便，买煤、生火、倒灰，对他像登山一样难。再说他的生活费中，常常没有取暖这笔预算。手冻肿了。冻疮长年不褪。他盼望春天，他说：“只要恢复两个月就能再弹琴！”
1984年，贫病交加的刘士钺，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美国诗歌学会的征文启事。他内心燃烧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要创作诗歌，参加征文。北风吹窗的夜晚，他身上裹着棉被，一气呵成，用英文写出了一个宏大的题目《好啊！即刻征服宇宙》。
很快，一个浅蓝色信封送到他手中，他被告知诗歌将被刊在《美国诗集》1985年第4卷第3期上。
他觉得世界又离他近了，他与世界又可以相互拥抱，他又一次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在马斯涅的《沉思的小提琴曲》的旋律中，《我的梦》、《大自然与人》、《太阳和钢琴家》等诗篇相继飞出了小屋。
同年，刘士钺在《中国广播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7000前的骨笛。当时，刘士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民间音乐委员会和国际音乐考古研究组所聘。他在时刻关注着国际音乐考古学界的情况，也立刻掂出了中国骨笛的发现对考证世界早期文明史的意义，他向有关部门写信，索取详细资料，他要把这一成果传向世界。论文写出来了《中国发现了骨笛》，他寄给希克曼教授。这位国际音乐考古的创始人、联邦德国的考古专家也感到了这一发现的意义，他函请刘士钺参加在瑞典皇家学院召开的国际音乐考古会议。
刘士钺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出国申请。改革把一派生机吹向祖国大地，刘士钺的要求受到许多部门的支持。可在天津和平区的某有关部门，却对刘士钺进行了一番“甄别”。开始，某君以“架拐太难看”有损国容，敷衍刘士钺；后来又问他：“你承认几个中国”？“你知道有个胡娜事件吗？”……不乏危言耸听之词。刘士钺愤然而去。
1985年，国际民间音乐会议对他的邀请也未果。直到1986年11月，刘士钺才第一次带着中国人的自豪，站到了国际音乐考古那独特的讲坛上。
去年12月，刘士钺回到天津。他带回了国际音乐组织的邀请。1987年底比利时，1988年西班牙。他胸中酝酿着新的研究课题。然而，他仍是一位无业的、每月从民政部门接受救济的“闲人”。
刘士钺的生活依旧。一个真正的人的尊严使他的精神世界如此博大。每天，从他的房中，不是传出打字机的工作声，便是响起悠扬的小提琴声。海燕牌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外界的好伙伴，一张折叠床是他栖身之处。墙上，法国女画家维吉·勃布伦的自画像《维吉·勃布伦夫人和她的女儿》，画展示着人间最美好的感情爱，一个高度残疾的人，把他对生活的爱，对祖国的爱倾注到他不屈不挠的奋斗之中。他要一如既往地战胜平庸，战胜痛苦，正像他在《好啊！即刻征服宇宙》这首诗中所写的那样：
当遇到磁暴时，
我将勇敢地面对这搏斗，
我要证明自己是阿特拉斯，
阿特拉斯是何人？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巨神，天的托持者；取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兄弟。
Number：2983
Title：春风难逾礼教关胡适的婚姻与爱情
作者：李晚成
出处《读者》：总第76期
Provenance：现代家庭
Date：1987。6…7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五四”以后的旧中国，许多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人，在行为上都没有能完全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陈独秀为遂母意娶了高大众；鲁迅把与朱安女士的结合看成是母亲赐给自己的“一件礼物”等等。总之，这种二律背反的特殊混合绝不是几个人的命运悲剧，它恰恰是证明了新旧交替时期实践高于认识、行动难于思想的道理。
胡适是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新文化的先驱者之一，他在婚姻生活上，同样也跳不出封建礼教的窠臼，而这颗不幸的种子，早在十几岁时就播下了。胡适出身宦家，早年丧父，人品相貌、资质才气，又高人一等，上门订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对于胡适的身价，村子里曾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有一回，胡适随母亲冯太夫人去旌德县旺川村的姑婆家做客，恰巧一位吕姓的亲戚也来串门，不知怎的就把胡适看上了，认准这孩子将来要成她家的女婿。
这位女戚的夫家姓江，称得上是旌德县的巨族，膝下有一女，名叫江冬秀，年逾胡适1岁，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江冬秀肖虎，胡适属兔，旧法上也犯冲。为此，这门亲事就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女方要成，男方不依，闹腾到后来，女方请出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胡祥鉴前来说项。这人巧舌如簧，东三西四地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冯太夫人说得动了心。于是，按照当地的习俗，冯太夫人正儿八经地要来了江姑娘的生辰八字，请先生开课算过，结果出人意料地好。冯太夫人还不放心，又将江姑娘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往灶司老爷座前供好，隔了好几天，见一切安稳，丝毫也没有犯神的迹象，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姑娘。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天从人愿，神仙撮合，儿子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
胡、江两家都是名门，婚姻关系上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程序上也严守规矩，一点儿也不马虎，什么开礼单、送聘礼，热热闹闹地惊动了不少人。可是身逢其事的胡适却还在热衷于砸铜钱、跑火马的游戏。他既于男女之事懵懂无知，当然更不会料到，从这一天起，他已经戴上了封建婚姻的枷锁。
不久，胡适的同父异母哥哥胡绍之从上海回绩溪上庄村探亲，根据冯太夫人的企望，返回时他带走了胡适。在沪期间，胡适先入澄衷学堂念书。后考入中国公学。从此，他开始了向新文化领地的探求，同时作为人性最生动的一面情爱的灵性也开始蠢动了。有一次他看了出戏归来，戏中一对童角扮演的夫妻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倏地想起自己也聘定妻室，不知这待嫁的媳妇与戏中的小娘子哪一个更可爱呢？想到这里，他提起笔来写了一首诗：“红炉银烛镂金床，玉手相携入洞房。细腻风流都写尽，可怜一对小鸳鸯。”
1910年夏天，胡适考取了第二次庚子赔款留学生，9月去了美国。在那里，他成了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然而在感情方式上，他却仍然沉湎在传统的积淀中，无论西方世界两性交往多么开放，他总觉得自己很孤独。在一首《蝴蝶》小诗中，他真切地表达了这种失落感：“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孤单什么呢？还不是生活中少了故乡情、骨肉情！1916年1月，胡适偶患小恙，躺在床上，倍受着清冷的凄苦，忽然邮差送来了江冬秀的信，尽管全部“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却也叫胡适感动得打跌了。这一晚，胡适认真地整理了自己感情的线索，扪心自问：“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总常念她，这是为什么？”是情爱？为什么苦思中没有亲昵，庄重中没有爱抚？后来，随着阅历的增长，胡适终于越来越明显地感到：自己对江冬秀的感情，实质上是抱着对母亲尽孝的一种观念来施行的，它既是崇高，也是无偿的。
胡适5岁上死了父亲，一直和母亲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生涯使他对母亲的养育之恩从心底里感戴。再加上封建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观念的熏陶，使他从情感和理念的两个方面都自觉地把母亲的意志看成是至高的。有一次，母亲听说胡适在美国另讨了老婆，写信给儿子，表达了不安的心情，胡适马上回信安慰母亲说：“儿对于儿之婚事并无一毫怨望之意……儿若犹存怨望之心，则真成不识事势，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尽孝之心的虔诚，在胡适西化至深的脑子里，始终有一小块未被开垦的封建处女地，他常常在这块以孝道为特征的领地里，帮着母亲与自己的洋观念打架。由是，在百般批评中国样样不如西方的同时，他竟然破天荒地赞美起中国古老的旧式婚姻来。他说中国女子所处的地位，实在是高于西方女子，因为中国女子的婚姻大事都由父母操心，就用不着再出入社交场合去嘤嘤求偶，人格便有了保证。反之，西方的姑娘为了取悦于男子，从小学习音乐舞蹈，长成后周旋于男性之间，或自献其身而得偶，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而成了老处女，人格也就堕落了。由此，西方婚姻自由实在是一种罪恶。
但是，在实际问题上，他还是做出了一些反传统的举止。例如过去新人成亲之前是不许见面的，胡适从美国回安徽老家探亲时，就提出要见江冬秀一面。江家拗不过他，总算勉强答应了。那天胡适来到江村，待酒席散后，由江冬秀的哥哥江耘圃陪同前往闺房。江耘圃请胡适稍坐一下自己先入内禀告。胡适坐在外间，佯装翻书，眼光稍稍四下一扫，只觉楼上楼下，明里暗中，像看戏瞧热闹一样的挤满了人，胡适心里有点不安，他不担心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唯恐女人家脸皮薄，于这种事上舒展不开，反而把好事搅尴尬了。过了好半天，江耘圃出来，脸上果然有难色，转请舅母再去劝劝。不一会儿，老太太招手请胡适进房。胡适跨进绣阁，只见江冬秀已掩进床帐内，张目望去，隐隐约约，只有隔帘花影之感。舅母一步抢上，伸手要去撩床帐，胡适这时已开始感到歉疚，忙拦住，然后就退了出来。这一场原先是男人想看看女人的安排，最后竟弄成是未婚娘子见郎官的结局。这一边胡适遗憾不已，那一边冬秀愈加欢喜，男人果真是一表人才啊！
按照男女平等的观念来说，这次会见显然是女方失了礼，但胡适心里却觉得愈计较，似乎愈对不住娘亲。妻子是母亲看定的，我不在家时，她也按名分服侍过母亲，难道我还信不过吗？想到这里，胡适觉得心里安稳不少，躺倒也睡着了。第二天起身，他从旁处借来纸笔，给江冬秀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本不应该强迫你见我，是我一时错了，你的不见我，是我意中的事，劝你千万不可因为不肯见我的缘故而心里不安，我决不介意。回到家里，大家问他见了新人没有，胡适笑着说：“见了，很好。”
翌年寒假，在冯太夫人的催促下，胡适奉命回乡完婚，一对守约13年的男女总算要结合了。可是面对喜事，胡适心里却犯了难，因为此前，胡适正在北京倡导新文化运动，浑身还散发着向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俗冲杀的热气，眼下要他马上浸入陈礼旧俗之中，这不是搬起石头自砸脚吗？于是他又做出了一个反传统的举止要求改良旧俗，举行“文明结婚”。这在绩溪可是开天辟地头一遭，一下子轰动了四方。结婚的那天，胡适自己动手写了两副对联，一幅上联是“旧约十三年”，下联是“环游七万里”，表示自己留洋深造的历程。另一幅上联是“三十夜大月亮”，表示成亲的时日。下联一时想不出，请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