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这一切青年自己能负主要责任吗？
依我看，当代青年有前几代青年比不上的许多特点。他们思想比较解放，框框少。他们渴于求知，渴于探索。当然这里边就有吃毒菌的危险，但是由于经过了自己头脑去选择和比较，走完思考的历程，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们时代的思想家、探索家、革新家是会从他们中产生的。他们的技术装备、满足知识胃口的条件（包括引进而接触到的外国的好的东西）远比前几代人要好得多，因此成长快，成熟早，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代胜过一代。
当然，当代青年也有其自身的缺点。他们缺乏政治和生活经验，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强。有些青年人在思考、选择中，甚至和不必怀疑的真理去较量。比如，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他们也要怀疑一番。也有少数青年轻浮好动，随风飘荡，甚至不知落到什么污秽的港湾里去了。所以，对青年要很好地教育和引导。
对青年问题要正确对待
党和国家、老一辈的革命家对我国青年一直是寄予极大的厚望的。这很容易理解，因为今后几代青年是什么样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对当代青年的厚望，并不是一个纯理想和纯愿望的问题，而是一个从当代青年的现实出发，从中找出如何加以引导扶植的路子问题。事实上，象早一些的张志新、新近的张海迪，在这两人的身上，已经可以看出当代青年的整个队伍的身影。青年问题和其他问题不同的一点是青年的可塑性，教育者可以因材施教、因势利导，通过巨大的社会教育和实践，把青年培育成四化的栋梁之材。这里面重要的问题是看我们认识不认识、理解不理解当代青年，对他们的整个估量是不是正确。
应该承认，在青年问题上有两种偏颇现象，这应当引起人们、特别是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注意。
一种偏颇是摇头、叹气，对青年持悲观看法。这些同志，这些青年的父兄师长，从十年动乱的消极后果出发，看到了青年中确实存在的消极现象和一些前所未见的新问题，应该说，他们并非无缘无故地着急和焦虑。但是，着急和焦虑并不一定要悲观。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第一，当代青年并非铁板一块、都是一个模子制成的，青年中间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是，先进和后进，英雄人物和犯罪分子都是同时并存的，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一个方面就断定其时代和队伍的全体。第二，五十年代的青年很好，这是事实，我们要发扬那个时代的好传统；但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青年即使有动乱留下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有失之东隅、得之桑榆的一些收获，虽然这些收获说来痛苦得很，花的代价太大，但毕竟是新收获。比如说张志新一类的青年是可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物，我心悦诚服地承认，我是远不如这些青年的，在探索真理勇气上，我比这些青年差好多。再比如说有些青年，在别人武斗、打派仗时，埋头苦干一种事业，至今已成令人瞩目的人才。所以不能说现在青年“一切不如过去了”。过去有过去的好，今天有今天的好，明天还有明天的好。第三，一时之间的社会风气、社会思潮，自有产生它的社会根源、社会条件，比如实行经济上开放、搞活政策后，一些人失足落水、走向反面，或者本来就是反面的，这一回暴露了出来，这些问题不只是青年中有，壮年、老年中也有，党员干部中不也是有一些人很不象样子吗？所以发生一些问题，不能只是责怪“小青年”。持悲观情绪的同志的最大错处，就在于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朱伯儒、李燕杰同志就不悲观，他们深入到青年中扶正祛邪，乐观地工作，越做越有信心。
另一种偏颇是对青年问题的严重性估量不足，看得太简单，说严重些是掉以轻心，任其自流，不管不问，或者是不敢管，不敢问，怕麻烦，只是讨好他们，迎合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规劝和引导。
还有一些人利用青年轻信、好奇的心理，以售其奸，以有害的思潮影响青年，把“一切向钱看”“人格商品化”的腐朽东西兜售给青年，对这类二道贩子、奸商要警惕，要打击，当然这种人已不属于认识上的偏颇了。
我的交心话
人贵知己，知己必须交心。终日相聚，客客气气，但从不交心，并不算认识，更谈不上是知心朋友和同志。同志的“志”字底下有一个“心”字，人和人的距离是以心的距离来计算的。
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单写一段交心的话，并没有什么私话，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一生的痛苦、蹉跎太多，我总觉得形之于文，也说不尽我心中的衷曲。比如，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吃过许多亏，这些亏教训过我。老了的时候，如有可能，就告诉后来者，向他们说一句：“小心上当！”当然，这只是愚者千虑之一得。
为了把话说得简捷了当，我把这些交心的话用短语形式写一写，说得不谦虚一点，也算自我杜撰之格言吧：
一、自己看，自己想。书上的话，先生的话，要看、要听，但可悲的是自己无主见，不加分析判断，不管正确与否放开脑子叫人家来跑马。
二、敢爱敢憎，爱憎分明，愈分明愈好。不要做模棱两可的人，虽然这种人活着更保险一些，还可能飞黄腾达、万事亨通。但这是中了西方人的滑头哲学、实用主义和中国人中庸之道的毒。宁死不当这种人。这种人好象优点很多，可是只有一条缺点就够了这种人对社会没有好处。
三、兴趣要广，精力要专。对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应该有兴趣，有可能就学一点。学多少，算多少，皮毛点也不可怕，只要有自知之明就行。但在学一样、干一样时，要专心致志，集中全力，不到一定程度决不罢手。广与精有矛盾，又可统一。
四、对知识如干海绵，要残酷地向对象榨取。在学业上我坚信这样的经验浅尝辄止，一事无成；锲而不舍，金石可断。
五、对生活要热爱。人生的道路宽阔得很，人活着很有意思，何况又是“万物之灵”。生活里充满乐趣。当然，对于自己羡慕的东西要多想一想：值得羡慕吗？如真值得，那不只是羡慕，自己也要做。
六、有雄心、有抱负，但不骄不躁。不要怕别人说长道短，只要认准方向就干下去。但不可任性，不可违反社会公德；那不是雄心，是私心。
七、随时准备赴大义。灾难会有的，祖国和社会，同志和朋友，都可能遭遇灾难。比如敌人来了，或者坏人在干坏事，或者自然灾害，就要勇于赴义，甚至不惜一身性命。
八、朋友要多。但一生中真正的知己也许不多，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很有道理。连祖国和人民、生你养你的土地都不爱的人，不必和他交朋友。
Number：2609
Title：从罗丹得到的启示
作者：斯蒂芬·茨威格
出处《读者》：总第29期
Provenance：外国散文欣赏
Date：
Nation：奥地利
Translator：方敬
我那时大约二十五岁，在巴黎研究与写作。许多人都已称赞我发表过的文章，有些我自己也喜欢。但是，我心里深深感到我还能写得更好，虽然我不能断定那症结的所在。
于是，一个伟大的人给了我一个伟大的启示。那件仿佛微乎其微的事，竟成为我一生的关键。
有一晚，在比利时名作家魏尔哈仑家里，一位年长的画家慨叹着雕塑美术的衰落。我年轻而好饶舌，热炽地反对他的意见。“就在这城里，”我说，“不是住着一个与米开朗琪罗媲美的雕刻家吗？罗丹的《沉思者》、《巴尔扎克》，不是同他用以雕塑他们的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吗？”
当我倾吐完了的时候，魏尔哈仑高兴地指指我的背。“我明天要去看罗丹，”他说，“来，一块儿去吧。凡象你这样称赞他的人都该去会他。”
我充满了喜悦，但第二天魏尔哈仑把我带到雕刻家那里的时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在老朋友畅谈之际，我觉得我似乎是一个多余的不速之客。
但是，最伟大的人是最亲切的。我们告别时，罗丹转向了我。“我想你也许愿意看看我的雕刻，”他说，“我这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可是礼拜天，你到麦东来同我一块吃饭吧。”
在罗丹朴素的别墅里，我们在一张小桌前坐下吃便饭。不久，他温和的眼睛发出的激励的凝视，他本身的淳朴，宽释了我的不安。
在他的工作室，有着大窗户的简朴的屋子，有完成的雕像，许许多多小塑样一支胳膊，一支手，有的只是一只手指或者指节；他已动工而搁下的雕像，堆着草图的桌子，一生不断的追求与劳作的地方。
罗丹罩上了粗布工作衫，因而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工人。他在一个台架前停下。
“这是我的近作，”他说，把湿布揭开，现出一座女正身像。“这已完工了。”我想。
他退后一步，仔细看着，这身材魁梧、阔肩、白髯的老人。
但是在审视片刻之后，他低语了一句：“就在这肩上线条还是太粗。对不起……”
他拿起刮刀、木刀片轻轻滑过软和的粘土，给肌肉一种更柔美的光泽。他健壮的手动起来了；他的眼睛闪耀着。“还有那里……还有那里……”他又修改了一下，他走回去。他把台架转过来，含糊地吐着奇异的喉音。时而，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时而，他的双眉苦恼地蹙着。他捏好小块的粘土，粘在像身上，刮开一些。
这样过了半点钟，一点钟……他没有再向我说过一句话。他忘掉了一切，除了他要创造的更崇高的形体的意象。他专注于他的工作，犹如在创世的太初的上帝。
最后，带着舒叹，他扔下刮刀，一个男子把披肩披到他情人肩上那种温存关怀般地把湿布蒙上女正身像，于是，他又转身要走，那身材魁梧的老人。
在他快走到门口之前，他看见了我。他凝视着，就在那时他才记起，他显然对他的失礼而惊惶。“对不起，先生，我完全把你忘记了，可是你知道……”我握着他的手，感谢地紧握着。也许他已领悟我所感受到的，因为在我们走出屋子时他微笑了，用手抚着我的肩头。
在麦东那天下午，我学得的比在学校所有的时间都多。从此，我知道凡人类的工作必须怎样做，假如那是好而又值得的。
再没有什么像亲见一个人全然忘记时间、地方与世界那样使我感动。那时，我参悟到一切艺术与伟业的奥妙专心，完成或大或小的事业的全力集中，把易于弛散的意志贯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本领。
于是，我察觉我至今在我自己的工作上所缺少的是什么那能使人除了追求完整的意志而外把一切都忘掉的热忱，一个人一定要能够把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里。没有我现在才知道别的秘诀。
Number：2610
Title：历史上有影响的几大伪作
作者：保罗·格雷
出处《读者》：总第29期
Provenance：时代
Date：1983。20
Nation：美国
Translator：唐振华
“伪件制作”被当代西方评论家称为“第十女神”。与其他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九位姊妹神相比，她倒显得更为忙碌，更富有创造力。十九世纪的法国人丹尼斯·卢卡斯就是凭借她的神力，伪造出二万七千多份声称是阿基米德、犹大、恺撒等著名人物的手稿。由于他在一封伪造信中，竟把万有引力学说的创建者说成是帕斯卡而不是牛顿时露了马脚。美国的约瑟夫·科西，一位多产的伪件制作者，曾私自增添了林肯时期以前的美国历史的现存纪录。英国的威廉·亨利成功地复制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的手稿，不料在他编辑莎士比亚的原作集时，败露了自己的赝品。
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过不少伪件制作案，有的已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下述是最有影响的三例。
反犹太人的假《备忘录》
1903年，最先在彼得堡一家报纸上透露，两年后又在一本俄文书中出现了一篇《基督教长老会谈备忘录》。它所透露的内容耸人听闻，描述犹太教最高领导暗中密谋独霸全世界。尽管只字未提他们于何时何地会过面，但依据这份“文件”，犹太人长老精心策划了一个邪恶的阴谋：“破坏政府的教育以腐蚀青年一代；通过铁钳般的手段控制人民；破坏百姓的家庭生活；反对人们的宗教信仰，怂恿穷奢极欲，取悦世人来阻止他们思考，煽起各国民族间的仇恨，把黄金都集中到犹太人手中。”这份《备忘录》一问世，就令人感到它将被证实是伪造的。《备忘录》的作者虽已无从可查了，但几乎可肯定它在某些方面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秘密警察有关。其明显动机是想使当时俄国激进和进步的组织丢脸，让人们把他们看成是犹太人阴谋计划的合伙者。1921年，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发现了《备忘录》的出处，所谓犹太人头头暗中策划阴谋的说法均出自一个名叫赫尔曼的德国作家在186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比阿里兹人》的小说。《备忘录》里的语言和观点几乎是一字不改地照抄1864年出版的法国讽刺的作品《孟德斯鸠与马基雅弗利在地狱的对话》。
当获悉这份《备忘录》是假货时，就连尼古拉二世也拒绝批准官方利用它来做宣传。尽管如此，《备忘录》还是在俄国暗地发行开来，并被译成外文广为流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亨利·福特主办的周报《独立报》在连载的反犹太人文章中收编了这个《备忘录》，并以单行本出版发行了五十万册。电台牧师查尔斯·库格林向听众们也大肆宣扬犹太人的阴谋计划。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备忘录》的德语译文有好几种，其中一种竟不间断地出了三十三版。一个后来与纳粹分道扬镳的实业家引用希特勒那时对此的反应：“敌人的这些阴谋！无处不在的犹太人阴谋！我认为我们必须立即以我们的方式将其复制！”
几十年来，这份伪件从未消失，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在1975年被刺之前正好在照例向前来访问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