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患了肋膜炎，每到午后就发起了高烧，烧到晚间人几入昏沉。是大哥把他送进了医院，以后又让他去西山疗养，还不时抽身探望，并代他处理信件和诸般琐事。后来此书在香港报纸上连载，引起了国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尤感奇特的是，在即将载完的当儿，周作人的思绪突然回溯到了童年，他写道：“大约是八岁以前，……那时在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小床，这也有时是鲁迅和我玩耍的地方，记得有一回模仿演戏，两个人在床上来回行走，演出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状，一面叫着‘大哥呀，贤弟呀’的口号，后来渐渐的叫得凄苦了，这才停止。”读着这段寄意幽深的文字，使我不由地想起了先人在诉说童年时的种种寓意，比如，许多作家曾把它作为母爱的伙伴，用以来拯救堕落的人生。在这里，周作人是不是也用了这种含义，来洗刷自己后世的污浊，哀叹自己因衰老而无法蒙得重生的心情呢？
Number：2037
Title：“北京人”杂谈
作者：苏叔阳
出处《读者》：总第68期
Provenance：学习与研究
Date：1986。6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是一株晚生的野草，秋天里才吐出第一片新芽。但我有块丰饶的沃土，这就是北京。不管我欢乐还是痛苦，北京总能给我以希望和沉思。这片土地里所含蕴的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积，以及在这沉积层上生长出的多姿多采的生活之花，就是我创作的源泉。
我喜欢北京人特有的心态。他们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从容，好像心里有十成的把握。他们脚底下有牢靠的根基，这就是他们那充满自信的气质的来源。他们挺像一支极有素养、极为成熟的足球队，老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场次兴奋起来，作出不俗的表演。平时也许不大为人看好，那悠然的姿态，就让人起急。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总能以最独特的方式震惊国人、世人，而成为推动历史车轮的动力。从近百年的历史来看，北京人的这种特色分外地鲜明。当腐朽的清王朝不能抵御列强的侵入，洋枪洋炮震响在帝王身旁的时候，一向似乎颟顸、麻木的北京人，却忽拉一下子跟上了义和拳。不管历史怎样评价它，它却突出地反映了不可侮的民心。这场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人民斗争的高潮。辛亥革命以后，北京是反动的北洋军阀的大本营，在全国革命浪潮中，似乎是个平静的旋风眼，令许多志士感到犹如沙漠似的寂寞。人心也仿佛冷硬如铁。可是，又是这北京，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震惊了全国，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抗战前夕，北京屡遭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而北京人却以沉默对之，又让许多人觉得北方简直缺乏希望，然而，第一次在街上公然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的“一二·九”运动，又是爆发在北京。此后，芦沟桥的枪声，终于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1949年，北平的解放，又为新中国的诞生举行了奠基礼。而在史无前例的岁月中，最令人窒息的日了，北京人依旧以沉默待之，然而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爆发，又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为新时期的到来发出了响亮的号角。当然，这一切都应当从历史的因素中去寻找答案。但是，北京人“不到火候不揭锅”的气质，却表现得淋漓尽致。别过于轻视和否定了北京人表面上的从容、冷淡、甚至于迹近麻木的表象、那只是地壳，内心里却翻腾着岩浆，总能在适当的时候喷涌而出。这从容，甚至可以看作保守，他们总要把事情在心里掂三倒四地盘算个够，有时候颇令先行者头疼，你掰开揉碎地讲个天花乱坠，听众还是漠然。不大轻易被发动、煽动、鼓动，是北京人的一个特点，北京人心里头的主意大了去啦。他们不大愿意去白白地冒风险，但一到了非掉脑袋不可的时候，又个顶个地把生死置于度外。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背景，有主心骨的成熟的人群。而且，其同化力还相当之强，甭管你来自何方，在京华住久，也得染上这毛病、这优点、这缺憾、这长处，这就要看如何分析这个资质，而为其定性了。不信吗？瞧瞧北京的足球队、篮球队，都有这特点：遇弱不强，遇强不弱，每每同外国球队争个你死我活，可在国内赛事上，那就指不定拿老几了。
这看来有点地域文化的论调，不合阶级分析的方法。然而，我以为是很有些道理的。生长在这片古都土地上的人群，那长城，那天坛，那故宫，那颐和园，就让他心底瓷实。可惜，北京的城墙拆了，无形中拆掉了北京人心里的一道屏障，让心气儿多多少少发了点儿虚。应当说，这是个失策。
然而，有人以为这资质实际上是大缺点，这种囿于历史的沉积，而缺乏锐进、冒险、开拓的精神，使北京人在改革中往往落在别人后面，甚至对于任何新事物都采取“泡”的态度，因而大大缺乏时代精神。
我以为这话是对的。然而，对北京人可不能着急，多少年、多少代形成的素质，三天两早上改不了。只要循循善诱、以实际作为语言的注脚，等北京人真地“揭锅”的时候，那准有震动天下之举。我信这个。
还有，便是北京人的宽容、豁达，很少地方观念。虽然因是外地人而被横加欺侮、诈骗的事情近来屡有发生，但从整体来看，北京人大概算最不见外欺生的人。甭管你来自五洋四湖，还是来自山野平川，大多不会受挤对、遭暗算，更不会像看猴儿似地围着你。北京人有底气，觉得自己有根，不会被人“异化”，相反地却可以把别人“同化”，不是用武力，是用精神，用文化，用饮食起居的习惯，用周到的礼教，用善眉笑脸，使你高高兴兴地认同你是个北京人。过去，许多长住北京的洋人，都说北京是最理想的居家之地，一个个长袍短褂地武装起来，随口说句：“您好！早上好，您遛弯呐！”一副陶然的表情。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驻华大使的夫人，幼年居家北京。如今还念念不忘童年的印象。在狂欢节上，演出一段儿“有旧瓶子换洋火”，满面飘起幸福的朝霞。
是，北京人常因此而心中自得，这不能不说有股子阿Ｑ气。可反过来，您能不承认，这里面有对深厚文化的自信和自尊吗？最自信自尊的人，才会尊重朋友。不管在什么地方。年轻人见了长辈，总要垂手而立，时刻准备着鞠躬。倘或一个男人竟同一个女人争竞，这男子在众人心目中，立地失去了男子汉的风度。当然，这是旧北京。时代不同了，男女老幼都一样，老人的称呼由“老人家”、“老爷子”、“老奶奶”而改为中性的“老梆子”、“老家伙”，男人与女人对骂乃至对打，这现象也普遍起来。但在社会观上，以此对者，怕还不多。到老北京人家去串门儿，假如不喝人家一杯茶，不问问人家老少的安康，客人叫失礼，主人则过意不去。把“您”字儿，时时挂在嘴边，“谢谢”跟“请回”准备好，外加有度的点头和鞠躬，适当的笑容，您就可以放心地会朋友了。茶馆、酒肆，每当你叫好了一壶茶，二两酒，别忘了对邻座的客人说一声：“您来这个？”真不真吧，您要让人家觉得亲切、温暖。五十年代的北京，许多有礼教，打千啊，作揖呀，已经没有，可问安、鞠躬还留着。内容也去掉了虚假而填充了真诚。以至于那时的北京获得了“世界上最干净、最有礼貌的首都”的美称。现在呢，不能说全都消失了，那影子还能隐约地瞧出来，至少中年往上的人还留有那些习惯。
再有，便是北京人的幽默。这幽默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一个不懂幽默，不会幽默的人，简直算不得北京人。幽默同耍贫嘴相近却也相远，根本不是一事。轻贱北京人的人，总以讥笑北京人的耍嘴而示自己的严肃与正经，却正好暴露了他自己知识结构中欠缺幽默这个重要的部分。幽默是有文化的表现，是痛苦与欢乐交叉点上的产物。一个人不经历痛苦、酸辛，便不懂幽默。而假如他没有充足的自信和希望，也不会幽默，他的苦便算白受。幽默，还是一种独特文华的独特表现。以中国之大，受苦人众多，但幽默感的强弱并不一致，便因为每个地方的文化，还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差别。北京人最幽默，这大约是被公认的。相声这门艺术生产在这里也是文化所使然。相声是幽默的艺术。可惜，今日许多相声正离幽默日远，而与恶俗相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正常的状况。马三立的相声居然不被人欣赏，应当是相声的悲哀。
北京人的幽默，有的出自于口，有的则以行为，甚至礼仪来表示。这其中有冷嘲，有热讽，有自嘲自慰，也有的包含许多哲理和人生的经验，足资别人回味。比如说，街上遇见位一走三哼哼的老人，您回他：“哟，怎么一个人上街？您老高寿了？”他回答：“还小呐，八十。不一人儿上街怎么办？孩子都是祖宗。”这是幽默，满含着酸楚，却也盼着自己再多活几年。
旧时，北京人家家供奉灶君，每年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不让他上天胡说。七天以后，年三十晚上，却又恭敬地请回灶君。灶君是北京人又爱又恨又甩不开的神仙，只好年年耍弄他一次，再请回来准备第二年接着耍他。这也是幽默，是对神的愚弄和幽默，自然也是对生活中无可奈何的权势的一种讥讽，倒不全是迷信。我看，把腊月二十三定为“愚神节”挺不错，比“愚人节”要超脱、无害，并幽默得多。在这一天，让所有受神们压抑的凡人，都尽情地揶揄神仙，表现出自己的才智，够多有意思。让那些想当活神仙的人，看了也心悸，足可以减少些对人的迷信。
幽默是怪味糖，酸甜苦辣咸，样样俱全。幽默，成了北京文化的一大特色。这与北京人总是从容不迫，天塌下来也不着急的劲头儿正是相得益彰。
自然，北京人气质上的这些特点，假如过了份，有不适当的延长，也便走向了反面，成了缺点，这便是苟且和世故。也有人说是油滑，而把北京人称为“京油子”。不能说人家的批评不适当。因循苟且、玩世不恭，确也是某些人从北京文化升发开去的毛病。这同今天的时代潮流，的确格格不入。
有人，只见北京的庄严、凝重、素朴与浑厚，见到悠久深厚的文化，而给予褒扬。于是恢复国粹的呼声甚高。老北京的一切仿佛都必须恢复，才叫合适。这多少点有儿嗜痂成癖的意思。对北京的“风味”，包括文化、礼仪及吃食，应当有具体的分析。那些同封建、迷信、落后、贫穷相联系的东酉，作古就作古吧，尽管其中也许有某些田园诗的味道；而那些含有民族正气、恢宏大度、庄严豪迈的东酉，的确也应当发扬和传播。别的不说，能不能建一个“迷你型”的旧北京城公园？我看很值得。在郊外划出块地方，建一个明代朱棣建设的北京城缩影，这座“城市公园”将使人充分地了解旧时的都城，也可减缓游人对故宫等等的参观压力。我以为，这比建一个北京版的迪斯尼乐园强得多。
对于北京的文化，也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予以研究和继承。而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北京人的气质和心态，则应请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思想工作者、教育家们荟集一堂，加以研究，提出几条切实的道德、言行准则，使北京人既有自己地域文化上形成的特质、又有新时代的风范，成为一代新人。
我是个以反映北京生活、北京人心态为主的作家，我爱北京人，爱北京。但我也经历了几乎由嗜痂成癖到摇头否定的一个思想过程，今日反思起来，还应当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北京是一面镜子，是历史、现实、文化、政治，乃至经济的镜子。北京人的心态和心理历程，正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作为一个北京地区的作家，只有时时留意身边的生活，不断地学习、对照、分析、思索、才有可能把握住准确的脉络。这是艰巨的任务，但我不能偷懒。我的时间并不太长了，几十年还不是过眼即逝？我愿，也希望我好好地干下去，干出点名堂，才不负我的北京，我的父老乡亲。
Number：2038
Title：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
作者：尼克松
出处《读者》：总第68期
Provenance：领袖们
Date：
Nation：美国
Translator：刘湖
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像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肖。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像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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