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我出院了。医生对我说：“等整形后，还会更好的，只要你有信心。”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一位员工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要我信从上帝的安排。“神的旨意不能避免，”他说，“只有全心全意地去达成。”
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吗？太残忍了。我只是个20岁的女孩子啊！戴着一顶阔边帽子、一副大墨镜和一个纱布面罩，回到了家。
“你心中的信仰”
回到家里，我一直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怕让别人看见我。家里有客访，我便赶紧躲起来。邻人都在说闲话，绘影绘声地说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毁容是报应。妈痛苦极了。爸爸建议我到山上的姑姑家小住，那里人烟少，可与山胞为伴。我不肯，我不甘心做个影子，一辈子见不到阳光。
我把我的决定告诉爸爸。我说要回到台北，赚够钱去整形，在太阳下找个容身之所。
我走的那天，爸爸很难过的望着我。“晓亚，你太倔强了。”他说，“如果熬不下去，就回来吧。”
我望着他，露出艰涩的笑容。
我在台北好不容易租到一个房间，三个月后，房东太太因为我没付房租，要将我撵走，我只好出去找工作。
一个女人看见我，“哇”的一声惨叫。当我跨上计程车时，司机惊吓地说：“小姐，另坐一辆吧！”我跑回寓所时，一群小孩子吓得直喊：“鬼来了！”顿时我才发现，我忘了戴头巾和墨镜。
那天晚上，我买了一根绳和安眠药。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将墙上的十字架和圣像用力摔在地上，装圣像的玻璃盒破碎一地，但盒里的圣像安然无恙，在柔柔的月光下，它以无限的慈悲向我招手。一个启示闪进脑海里：“基督宽恕了辱骂、诅咒他的人，为什么我却没有勇气生存下去？”
第二天房东太太将我撵出去。坐在公园里，我玩弄着我一直佩戴的金项链那是我还是婴孩时妈给我的。那天我当了它换得2500元。
不久，我找到一份在教会主办的儿童院当校役的临时工作。看着修女们照顾生病和受伤的儿童有的烧伤得和我一般严重我深受感动。修女们忘我的热诚，使我懂得怎样才是坚强，于是我决定再尝试投入社会。
1976年秋，我在一家咖啡店找到洗碗的工作。第一月后，老板可怜我，给我4000元薪金，“那妖妇一定在老板身上施了邪术！”一个同事埋怨道。但我已经学会对别人的侮辱逆来顺受。听说马偕医院整形手术的水准很高，我决定去那里做手术。
在马偕医院，手术将我大腿的皮肤移植到脸上。虽然院方已经减收一半以上的费用，但仍要付1。5万元，于是我又身无一文了。为了使新植的皮肤能长得好，身体象只龙吓倒弓着。我两肩扎着两个两公斤的沙包；一个重重的枕头绑在背部，使它屈曲。
除下纱布了。但医生告诉我，要我戴一个治疗用的面罩，盖着面和头，最少要戴半年。面罩戴起来很不舒服。我很颓丧，简直不想下床。
有一天，护士说服我坐轮椅去医院的花园里，我把轮椅停在电梯门口。电梯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少妇牵着个小男孩。她一见我，“哇”的一声抱起男孩就往楼下奔。这突来的举动引起很多人围看，我只想赶快逃回病房躲起来，情急之下整个轮椅却翻倒了。我忍着刺骨的痛爬回病房。
“沈晓亚，我是林医生，来看你。”
“给我滚！”我大嚷，“我不要任何人看我。”我疯狂地要除下面罩。
后来社会服务部的郑小姐来看我。“我已经问过林医生详情，”她告诉我，“就是为了这个面罩，你拒绝所有关心你的人，更拒绝你自己的信心。”
“拒绝的我信心？”
“你是一个不肯向环境低头的人。我记得头次见面时，你说为了不愿生活在阳光的夹缝里而要奋斗。难道你现在就为这面罩把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吗？”她表情严肃，“想想看，爸爸为你不辞劳苦，想想看，你为了这次手术所付出的代价，还有林医生帮你开了一天的刀。难道你想前功尽弃吗？”
她走后，我静静地想着她的每一句话。我已失去外在的美丽，但毕竟还活着，一定还有希望，有快乐，能鼓起勇气去接受事实的考验。
爸爸来接我出院。
“回家吧，”爸爸说，“让爸妈来照顾你。”
“不，”我说，“我要自己照顾自己。”
林医生伸手向我道贺。“保重吧，”他说，“美德比容貌更加重要。耐心的照顾，慢慢就会恢复得更好的。”
我心里默默地说着：“半年后，我们再见面。我一定会回来做第二次手术的。”
“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我留在台北，继续洗盘子、送报，拿些零活回家里做。有时也动笔写些稿，可是一封封的退稿使我失去提笔的信心。在工作上，仍会遇到一些取笑我的人，有故意的，也有无心的，我只有尽量忍耐，不断的鼓励自己，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第二次整形手术上。我省吃俭用，积下了我需要的1万元。
入医院的前一天，我在楼梯上见邻居张美夏在痛苦呻吟。“小姐，我能帮忙吗？”我叫道，意忘记了自己。那次意外后我因为自惭形秽，从未主动接触过任何人。
“我胃痛。”她吃力地说。我招呼计程车送她去一家私人诊所。经过治疗就好了。
张美夏再三感谢我。“我注意你很久，”她说，“非常佩服你，只是没机会认识你。”
我觉得惊奇。
“不要怀疑我的诚意，”她说，“你永远是你，在我眼中你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自从意外之后，我才第一次对别人有用一个陌生人在我身上发现了可取之处。
第二天，正当我准备进院时，张美夏来敲门。她又痛得很厉害。我把她送到医院，经过诊断，医生说须做紧急盲肠手术。我一直伴在她身旁，直至把她送进手术房，才记起今天自己也要去办理住院手续。很奇怪，我经历到一种罕有的平静我不再担心手术会不会创造奇迹。我有了生存的目的我还可以帮助他人！
我住院四星期，林医生把我大腿上较厚的皮肤，移植到脸上上次移植得不太成功的地方。我脸上的皮现在好看多了，不堪入目的疤痕大都消失了。然而直至半年后做第三次手术，我还要戴一个小面罩。
经过多次手术，我的容貌好看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我已经可以接受自己。我曾经从一个拥有一切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使人惊愕甚至耻笑的对象。今天我已敢抬头挺胸走在人群里。现在我是个成衣厂的产品管理员，同事都称赞我，鼓励我。
但我仍时时感觉到生活缺少了些什么。那是一份内心的空虚。将来还有很长的路，要怎样才可以使它有意义呢？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发现励友中心“为您服务专线”。于是我拨通了电话。
“我是个非常不快乐的女孩子。”我开始说。干事吴小姐希望我能到中心面谈。她说虽然我有肉体上的缺陷，但是聪明，有教养，仍然可以成为社会上积极而有用的一分子。
回去不久电话响了。“沈小姐吗？”是吴干事，“今天中心很忙，你是否有空过来帮一下忙？”
我立即去了，替他们做些文书工作。此后我决定在工厂下班到励友中心做义工。现在我知道我心目中缺少了什么对别人的爱心。“没有被黄蜂叮过的，不会知道黄蜂叮的滋味。”有手、有脚、有美丽外表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出残障者的辛酸。但我知道，我可以用我的同情心去帮助其他受创的人。而且我要不辜负父母对我的爱。
当然，我可以用我一生之力去挣钱做更多的整形手术但这样到我死那天也没有完，而我永远还是比以前的沈晓亚难看，何不找个较有建设性的目标呢？终于我决定了：做好下一个林医生说必须做的手术后，我再也不整形了。
日子过得很愉快：我已慢慢淡忘我的容貌起码我不再计较自己的外表了。我不再恐怖，不再自卑，生活也不再那么孤独、寂寞。我开始帮助比我更不幸的人。
刘惠英是一个好例子。她打电话来中心前，已经接近自杀的边缘。她是个年轻主妇，有个两岁的孩子。她得了怪病，脸色黄得可怕，头发变得枯黄。和我交谈后，她知道我怎样面对我的不幸，便决定不自杀了。
林美容是个25岁的护士，生活一切顺利。可是一年前，她不幸瘫痪，自此便变得很孤僻。我告诉她，总有一天她会和我一样，可以再回到阳光下。今天，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大有进步。
从那时起，我将收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应付自己的生活开支，另一部分作慈善用途。每次在报纸上看到天灾人祸的消息，我都以无名氏的名义去捐几百元给受害的人。
1978年2月，我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样子虽然好看了些，但仍是颇有缺陷。很奇怪，我越是不理会自己的样子，越是觉得和常人没有区别。我一心一意地为中心和求助的人服务。很多时，我似乎又见到父母的笑容，是因为我已能自立，还是时间冲淡了他们的哀伤？
我的工作受到传播界的注意。中视播了一套半小时的特辑，介绍我的故事。《中国时报》、《联合报》以及许多刊物又陆续发表了关于我的特稿。中心和家里收到数以百计的来信。
因为饮食过分省俭，时痛时好的胃病与我为伍。1979年6月，我竟因此失了成衣厂的工作。自此以后，我很难找到差事，虽然我从未找过需要仪表端庄的工作，但我仍旧处处碰壁。不过我绝不气馁。我也曾兼职文员、抄写员和工厂工人。
我仍旧不时作慈善捐款。朋友都责备我，说我自己开支尚应付不过来，还要去捐钱！我的答复是：“我不能等待我的面容恢复到5年前的样子；我不会等到薪金升到6位数字。现在我已从黑暗中摸索出来，站在太阳底下。我真的希望帮助别人重见天日。”
Number：1681
Title：从虎牙下逃生
作者：安东尼·保尔
出处《读者》：总第62期
Provenance：科学文艺
Date：1986。3
Nation：美国
Translator：马军
在印度的一座丛林内，突然间，宁静笼罩大地，鸟儿停止了唱歌，小猴停止了唧唧拌嘴……万籁俱寂。又高又大的母象意识到危险就要降临，好一阵子，它显得焦躁不安，从长鼻子里喷出气息，嘴里发出“嘶嘶”的叫声。这头大象名叫戈姆蒂。赶象的人叫苏伯达·阿里。此时，他正坐在一棵距地面12英尺高的榕树上，用刀砍下树叶作为饲料。阿里误解了大象发出的一个个危险信号，他心想，戈姆蒂大概肚子饿了，让它美美地大吃一顿吧。
阿里是个29岁的青年人，长得瘦长而结实。他从树上爬下来，走到另一棵树旁，戈姆蒂的一条前腿已被他用铁链缚在这棵树上。他选了一些最鲜嫩的树叶扔给它，然后又爬到树上面去了。
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仿佛是树叶飒飒作响。突地，一只猛虎从树下的灌木丛里跳了出来。老虎的利爪暴露出来，只见一道巨大的弧光一闪，虎爪径直向阿里猛扑过去。阿里那条踏着树干的右腿承受了这一猛烈的突然袭击，猛虎和阿里一块儿滚落下来，掉在丛林里的大地上……
这儿是印度的科尔贝特国家公园。该公园位于喜马拉雅山麓无数低矮的丘陵群中，占地12。9万英亩，举目皆是森林，草木蓊郁，苍茫万顷。苏伯达·阿里已经在国家公园工作9年了。印度政府正在这儿执行一项保护老虎的工程，使这种濒于灭绝的动物再度繁衍起来。1973年，科尔贝特公园内仅仅生存着44只虎。12年后的今天，出没于国家公园的雄虎总数已上升到将近90只。
阿里的工作是饲养大象。在公园的丛林内工作，除了位于迪卡拉的公园管理外之外，要实地观察野生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老病死，最安全的地方恐怕就要算在大象背上了。阿里为博物学家、野生动物学家们热情报务，为那些在丛林里穿行的电影摄影师和旅游者们充当向导。
密林里的老虎数目在增加，潜伏在密林里的危险同样在增加。1982年，有个名叫马赫西·霍华德的同事，因外出采集饲料，独自一人骑着大象走远了。后来，人们分头四处寻找，只发现了一小块一小块沾满血迹的衣服碎片，还有6根被啃得精光的人骨。管理处负责人来到猛虎曾经发动突然袭击的现场，从那些遗留在软泥地上的富有特征的虎爪痕迹上分析，查明了吃人虎是一只11岁的雄虎，名叫“谢鲁”。
一般说来，老虎是不会以人为食的。“不过，当一只猛虎咬死过人、吃过人肉之后，”科尔贝特公园山地的指导钱德拉·班·辛赫说：“它就要继续吃人，就会经常威胁人们的安全了。”在印度的乡村地区，每一年，这些身披锦衣华服、高贵潇洒而又穷凶极恶的野兽，要伤害40多个人的性命。在这个国家的一座座森林里，老虎吃人的惨案从来没有止息过。
最近十几年，人们开始注意猎杀那些吃人的猛虎，一旦发现吃人虎马上开枪打死，但这往往导致乱打滥杀，意使一些不伤害人的老虎也死于非命。从1978年以来，公园管理人员在猎杀食人虎这个问题上甚为慎重，只有在经过周密调查，验明恶虎正身之后，才将其处以死刑。然而，猛虎伤人的事件仍时有发生。考虑到这种情况，公园将对“谢鲁”的“死刑”予以“缓期执行”，同时严格管理纪律，明文规定：任何科尔贝特公园管理人员均不得单独进入森林。辛赫告诉他的工作人员们说：“在有猛虎出没的山野里，你们，务必时时处处谨慎、小心。”
1984年2月15日下午，阿里赶着戈姆蒂离开管理处往东南方向走去，打算寻找一些鲜嫩的树叶饲喂他的大象。他带领一个叫屈土布的工作人员同行，这人的专职工作是砍树叶准备饲料。他也骑一头大象，象名莫里。他们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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