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学”看到妈妈的示范，到“壮而行”时竟然是反面教材。这种惊愕，这种伤感，也不仅是吴先生一个人有。所以，那篇《一直无法原谅我妈妈》才四方传诵，多少人欲言又止。
妈妈为什么要那样说呢？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首先，我想，妈妈不能预见社会的转变，她老人家不是先知（谁又是先知？）。在她的时代，那些行为模式原是最好的，而父母总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女。
退一步说，即使妈妈是先知，她也不能把“未来”的潮流提前到“现在”传授。试想，她岂能在人人都强调女子要“笑不露齿、坐不张膝”的时代，告诉子女“不要性骚扰、只要性高潮”？她岂能在人人念诵“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时候鼓励消费、刺激生产？那样，她犯了“时代的错误”，对子女并无益处。
妈妈是这样一种人：教我们储蓄，但无法应付通货贬值；度过了通货恶性膨胀的灭顶之灾，喘息未定，仍然提示我们应该储蓄。
其次，所有的妈妈都是完美的，而缺点是时代的。
我们的妈妈，当年置身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千言万语一句话，那是个没有秩序的时代，一个人的安全不靠公民权利伸张，靠自己“趋吉避凶”。
那时代，妈妈在家中低着头做针线活儿，一面惦记着快要放学回家的儿子。很可能，蓦一抬头，她看见儿子站在面前，满脸鲜血。儿子在回家的途中，被骑脚踏车的人撞倒，擦伤了皮，抗议和争吵的结果，又被打破了头。妈妈万般椎心，万般无奈，心中暗想：被人家撞倒了，爬起来赶快回家有多好！为什么要争吵呢，为什么要争吵呢！
人同此心，就有了“忍一时气、保百年身”那样的格言。
即使是今天，1997年4月16日，美国阿布拉罕市，一个十一年级的男孩子，无意中向别人的汽车里看了一眼，车子里立刻伸出一枝枪，把他打死了。即便是在今天，离21世纪只有3年，死者的父母仍然说：“为人父母者要提醒孩子，不要随便看人家一眼。”
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父母——尤其是母亲，她的首要考虑是防患于未然。母亲为了使孩子安全，宁愿放弃使孩子伟大。母亲多半是这样的人：她不愿意你一条腿进天国，宁愿你四肢健全陪在她身边。
最后，我想，像踩伤一排一排肩膀、出人头地这等事，没法子教，也用不着教。谁教曹操？谁教赵高？即使可以教，也不能由母亲来教，母亲只能教储蓄，不能教你在通货膨胀时如何投机倒把。母亲只能教精忠报国，不能教你两军阵前如何兵不厌诈。
我想，人生在世需要一所房子，而妈妈只是给我们一些砖头，我们得从别处搜集其他建材，并决定怎样组合。
我想，人生在世好比做一个医生，妈妈只教了些基本课程，以后我们得不断进修和自修，知道病理上的新发现怎样推翻了旧说，从而改变我们的医术。
我很怀疑，“光宗耀祖、享尽荣华富贵”是人人可学的吗？武侠小说里常说，“秘”必须择人而传，倘若学习者条件不够，就会走火入魔。这实在是很好的寓言。马援也说过：“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我们长大以后不能转益多师，福至心灵，那么母亲早年纵有些身教言教，恐怕也是徒乱人意！
吴先生的感叹，是我们这一代人共有的，他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下一代人要思考的。而今而后，吴先生指出来的这种差距恐怕永远存在，也永远难以解决。
唉，我们必须原谅我们的妈妈，换取下一代原谅我们。□
Number ： 9769
Title ：孝心无价
作者 ：毕淑敏
出处《读者》 ： 总第 193期
Provenance ：特区青年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我不喜欢一个苦孩求学的故事。家庭十分困难，父亲逝去，弟妹嗷嗷待哺，可他大学毕业后，还要坚持读研究生，母亲只有去卖血……我以为那是一个自私的学子。求学的路很漫长，一生一世的事业，何必太在意几年蹉跎？况且这时间的分分秒秒都苦涩无比，需用母亲的鲜血灌溉！一个连母亲都无法挚爱的人，还能指望他会爱谁？把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人，怎能成为为人类献身的大师？
我也不喜欢父母重病在床，断然离去的游子，无论你有多少理由。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动，不必将个人的力量夸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在一位老人行将就木的时候，将他对人世间最后的期冀斩断，以绝望之心在寂寞中远行，那是对生命的大不敬。
我相信每一个赤诚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相信水到渠成，相信自己必有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的那一天，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父母走了，带着对我们深深的挂念。父母走了，遗留给我们永无偿还的心情。你就永远无以言孝。
有一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永无弥补。
“孝”是稍纵即逝的眷恋，“孝”是无法重现的幸福。“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往事，“孝”是生命与生命交接处的链条，一旦断裂，永无连接。
赶快为你的父母尽一份孝心。也许是一处豪宅，也许是一片砖瓦。也许是大洋彼岸的一只鸿雁，也许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口信。也许是一顶纯黑的博士帽，也许是作业簿上的一个红五分。也许是一桌山珍海味，也许是一只野果一朵小花。也许是花团锦簇的盛世华衣，也许是一双洁净的旧鞋。也许是数以万计的金钱，也许只是含着体温的一枚硬币……
但“孝”的天平上，它们等值。
只是，天下的儿女们，一定要抓紧啊！趁你父母健在的光阴。□
Number ： 9770
Title ：致发现者
作者 ：弗朗沙
出处《读者》 ： 总第 193期
Provenance ：女报
Date ：1997。5
Nation ：
Translator ：
给第一个发现我的尸体和这封信的人（如果有一天它还可能被人发现的话）：
我的兄弟，当你看到了这封信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请求你将它带出水面，带到那些已经从法西斯的罪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幸福的人们中间（我毫不怀疑这一天必将来临），将它读给每一个人听。这是我，一个临死的人最后的唯一的愿望。
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的名字叫做弗朗沙。在贝克洛德航空公司里服务了12年。我热爱我的祖国，热爱自由与和平；我痛恨法西斯，痛恨战争与罪恶。我的全家，我的妻子特丽沃蕾和小女儿琼尼，战争开始时正在法国度假，来不及回国。在一次野蛮的轰炸中，她们惨死在法西斯的炸弹下。
今天，我的老板却逼着我和我的同事们进行一种秘密的罪恶的飞行，把炸弹和炮弹运送给我们的敌人——希特勒法西斯。他们正是用这些炸弹炸死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而现在，这些炮弹又将用来打击我们自己的人，他们目前正在胜利地向柏林挺进。
既然我没有力量阻止这种罪恶的飞行，因为我的老板将要从其中获得巨额的利润，而我的良心又不允许我将这些杀人的武器送给我的敌人，所以我决定要与这架飞机同归于尽。
现在飞机已经快要飞到德国边境。蜿蜒如带的莱茵河将是我最后的葬身之所。如果将来人们能有机会打捞起这架飞机，因而能够读我的这封信，就可以知道我是为了自己的良心纯洁而死去，而不是因为飞行发生了事故。作为一个12年从未出过一次事故的飞行员来说，我同样也十分珍惜自己的职业名誉。然而更可能的是：这架飞机会永远就此葬身在河底，再没有看见阳光的一天。即使那样，我也依然无所遗憾。因为保卫自己的良心，终究比保卫自己的名誉更加重要。
法西斯必败！
正义必胜！
唐纳·弗朗沙绝笔 □
Number ： 9771
Title ：科学家与麻雀
作者 ：邓琮琮 张建伟
出处《读者》 ： 总第 193期
Provenance ：羊城晚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这段故事发生在40年前。当年，从伟大领袖到平民百姓，都置身于这个故事之中；到今天，这故事的主角大多已作古，而主角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郑作新，已是90高龄。前些时候，记者采访了他，也采访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些重要角色，得以记下这段尘封多年的新闻——说是新闻，是因为它和人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并不是同一个版本。
麻雀被定性为害鸟
1955年11月，毛泽东同14位省委书记讨论农业17条，两个月后，17条扩充为40条，即《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其中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诞生了。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
当时科学院请来的一位名叫米哈伊尔的苏联科学家，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
“到北京的头几天，我就看到一幅巨大的宣传画，画着一位身着军装的妇女，横眉立眼手指着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种害人的东西全部都用粗红的笔画上叉叉，表示政府和党号召人们消灭它们。
“过了几天，是4月20日，星期天。大清早我一家都被一个妇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惊醒了。我赶忙奔向窗口，看见一位年轻妇女在附近一座建筑物的房顶上跑来跑去，像疯子一样挥舞着一根大竹竿，上面绑着一条被单。突然，她停止叫喊，显然是想喘口气。但是过了一会儿，大街上又敲起了鼓，她又恢复了她那吓人的叫喊并疯狂地舞起她那古怪的旗子……我看到，宾馆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穿白衣的妇女挥舞床单与毛巾，企图阻止麻雀落在屋顶上。
“这就是消灭麻雀运动的开幕式。整整一天又是敲鼓，又是放枪，又是喊叫，又是挥动床单，但是我连一个麻雀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场麻雀战的战术就是迫使这些可怜的生灵得不到在房顶或树上休息的机会，而只是不停地飞。据说一只麻雀连续飞4个小时就一定因为筋疲力尽而从天上掉下来。所以一整天一直到深夜，大鼓一直在敲。男孩子们带着气枪和弹弓扫荡全市，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一切长着翅膀的生灵。”
1956年10月，在青岛举行了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委员大会，几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发言了。
实验生物学家朱洗讲了一个故事：
1774年，普鲁士国王下令消灭麻雀。百姓争相捕雀，几年中政府付出了大量奖金。麻雀果然全捉光了，果园却布满了害虫。国王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地运回雀种，加以繁殖保护。
朱洗说，美国、澳大利亚都有过从外地引进麻雀的例子。巴黎公园因注意保护麻雀，园林树木没有害虫为害。
鸟类学家郑作新说：“对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这个问题。”
丁汉波、辛树帜、张孟闻……一位又一位动物学家发言了，他们呼吁：暂缓消灭麻雀。
1957年5月7日，正在中国访问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时说：“麻雀对人类有益呢？还是有害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生活在什么地区而定。”
在东北师范大学讲授生态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库加金的观点与米赫罗夫相同，但中国记者采访后却报道成他赞成消灭麻雀。库加金对此非常愤慨。
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可能是部分地接受了生物学家们的意见，第27条内容改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消灭。”
但是，不少城市的灭雀运动更加轰轰烈烈。上海第一次灭雀大战进行了三天，灭雀88；171只，获雀卵265；968只；第二次进行了两天，灭雀598；001只。北京市的口号是“苦战三天，彻底消灭麻雀”。
为麻雀辩护终获成功
就在此时，郑作新决心做麻雀的“辩护律师”。
他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河北昌黎果产区和北京近郊农业区，采集了848个麻雀标本，一个一个地解剖嗉囊和胃部。考察的结论是：在夏季繁殖期，麻雀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有相当的益处；在秋收季节，麻雀飞入农田糟蹋粮食，构成危害。
然而，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讲话，谈到农业40条要修改时，说：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广大农村传出了遍地虫灾的消息。更多的科学家挺身而出，要为麻雀翻案。一位科学家甚至斗胆提出：“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的意义大。”
终于，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写了一份《关于麻雀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反映了科学家们的意见。
“麻雀战”终于变成了“麻雀案”，摆到了中南海的“最高法官”案头，等待最后裁决。
两天后，毛泽东在张劲夫的报告中批示：印发各同志（注：作为杭州会议文件，印发给与会者）。
1960年3月4日，由农业部、林业部、卫生部、粮食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所、中国科学院动物和昆虫所的代表组成的“麻雀研究工作协调小组”成立了，公推生物学部主任童第周为主任。
同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