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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的承袭方式只能是后天的学习。人生下来在政治上、财富上、社会地位上可以不平等，惟独在知识上则是完全平等的。零是最简单、最严格的平等！也是最公正、最容易实现的游戏规则。
每个人都必须从零开始学习，首先掌握从古到今前辈们积累的知识，然后才是创造，随着科学文化的积累，人类不得不用更长的时间进行学习。现在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时（30岁），学习时间已占去他一生有效工作期限（60岁）的半数了。这个比值一直在不断扩大。等到这个值达到1时，人类再也没有做出任何新创造的可能了。
如同一个远途的挑担送粮人，他担子里的粮食，一部分是路上自耗的口粮，剩下的才是它实际上运送的粮食。随着路程的延长，自耗的比例越来越大。当他的粮食全部用于自耗时就达到了他的最大行程，同时挑夫也就无粮可送了。等到我们几乎用人生的全部有效时间去应付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的科学知识时，人类的聪明智慧就已发展到顶了。
人类在学习上已经被迫“早熟”了。学习的沉重压力已无情地向低幼儿逼来。升学的角逐早已由大学入学考试转向重点高中的竞争。有的地方已转为报考重点初中之争。人生的命运大搏击已压在13、14岁的学童身上。尤其可怕的是这种趋势正向幼儿与胎儿逼来。许多家长都在抓紧幼儿的早期教育。当一个3岁的女童向人们展示4个斗大的正楷书法时，这究竟是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呢，还是人类绝早歧化的悲哀？现在教育又向胎儿压来。让一个也许只有几克重的“小肉团”在母腹中就已开始接受“胎教”了。可怕的教育现在连人的睡眠都不放过。有一种新的外语教学法就是让你睡眠中还必须听外语录音。据说这种让“暂时植物人”学习英语的方法还很有效。如果人类的学习连幼儿、胎儿和睡眠都不放过，这是不是表明人的学习“潜力”快要掘光了，人类已在逼近自己学习的“极限”了呢？
当然，人类平均寿命延长可能会进一步拓展人类文明。如果人类平均寿命是当今的10倍，人人都能达到彭祖800寿的水平，就一定是好事吗？200年前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就说过：“如果没有死亡，最大的幸福就会属于极端疯狂者。”□
Number ： 9762
Title ：赵看诗人流沙河
作者 ：李钢
出处《读者》 ： 总第 193期
Provenance ：重庆晚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流沙河打电话
80年代初，流沙河在《星星》诗刊社任编辑，独占一办公室，一手著述，一手编诗，日常生活杂事均由夫人代为处理。
一日有事需要联系，他叫夫人去传达室打电话，夫人觉得这是他的私事，不便插手，就坚持让流沙河亲自去打。流沙河面呈难色，推三推四，却拗不过夫人，只得拿着电话号码去了。
半晌，只见流沙河急匆匆地走回，将夫人从人堆里拉到僻静处，四下张望后怒气冲冲地说：“你快告诉我，电话这东西，究竟是先拨了号再拿起来，还是先拿起来再拨？”
流沙河待客
流沙河无事好清谈，盘腿坐于椅上，面前放一盒烟一杯茶。平日他门前慕名求见者不少。 有天他热情接待一来访者，高谈阔论半天后，才发现对方蓬头垢面，衣着不整，神志恍惚且语无伦次，乃一精神病患者。
流沙河大惊，设计将其哄骗出门后，赶紧添置一只门镜。从此再闻敲门声，他必定趴在门镜上反复观察并高声提问，直至确认来客正常无异后，才打开门。
流沙河吹电扇
某年某日午后，我在流沙河
办公室与他对坐聊天。
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流沙河见我额头冒汗，就从桌下拎出一台电扇让我吹风。我欲使电扇摇头与他共享，他连连摆手道：“你个人凉快就行了，我不敢吹。电扇风猛，我一吹就感冒。”
见我吹得舒服，他又有些羡慕，遂指着电扇说：“这发明电扇的人其实是个笨蛋，如果让我来发明，我就要给它设计一个装置，让它能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吹，这样落下来的风很柔和，我也就不怕了。”
我立即拧松电扇机头下一螺丝，将扇叶仰起。流沙河见状大喜，拍手道：“啊呀！原来人家不笨，已经发明成功了！”
流沙河赠书
流沙河长我20岁，为诗坛前辈，常有新著赠我。
他赠我的第一本书是《流沙河诗集》，题款为：送给李钢同志。
第二本书的题款就变成：李钢同志雅正。再送给我诗集《故园别》，题款已写作：李钢同志赐教。后来收到《十二象》，扉页上写着的竟是：李钢垫枕。我很得意，不过短短的几年，流沙河已经送书来给我垫枕头了。
不久又出版了由他编著的《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他请余薇野先生转交一册给我，翻开扉页一看，这一回流沙河却用墨笔写着：李钢我儿跪读
尔父手谕□
Number ： 9763
Title ：中德儿童谁更聪明
作者 ：方子等
出处《读者》 ： 总第 193期
Provenance ：中外期刊文萃
Date ：1997。9
Nation ：
Translator ：
无巧不成书
1986年，进入中国市场不久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老板们在动一个脑筋。
德国法律规定，在每个大企业上缴国家的税款中，将有一笔专门资助科研活动的资金。企业有权利决定这笔资金的投向，而受其资助的科研成果公布之时，企业的名称将同时被传媒披露。面对刚刚进入的庞大的中国市场，大众汽车公司的智囊们在绞尽脑汁，想打出一张非同凡响的广告牌。
许多国际大企业都聘有自己的心理学家，企业的内外调控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大众汽车公司也不例外。它的心理学家最后提出一个方案：资助一次关于中德两个民族智能比较的研究课题，比一比，到底是以出思想家著称的德国人聪明，还是有着五千年历史，号称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更聪明。
无巧不成书，几乎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学者也动着同样的脑筋。作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少年心理研究的著名学者，她此时正在出访德国。就是在这次访问中，这位女学者萌生了同一个念头：进行一次跨民族的少年心理比较研究。这位女学者的名字叫查子秀。
查子秀初步的设想在与德国慕尼黑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的共同商讨中达成一致，心理学家、研究所所长荷莱博士的建议被采纳：将进行的是一项创造性思维的调研。学者们都清楚，一个人的创造力在不同行为范畴中难以表现一致的能力水平，创造力在艺术领域内会表现为出色的文学家、艺术家，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会表现为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由于创造力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各异，就要求研究者从不同的行为范畴中探索创造力的内部结构。
就这样，一份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所共同完成的研究申请便拟定了，仿佛冥冥中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要促成这个项目，两国的学者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大众汽车公司寻求赞助。大众公司见到申请，自然喜出望外，双方不约而同的构想使他们携起手来。大众公司提供全额赞助，由中德双方心理学家进行实验操作。
精诚合作
比较研究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荷莱博士和他的研究生汉恩先生专程来到中国，中德双方的学者面对面地坐下来，严肃的使命感激励着他们，两国专家的手握在了一起。 具体的计划很快制定出来了： 中德双方各选取11岁和13岁两组少年作为测试对象，不同年龄组中又分为普通智力水平和超常智力少年各一组，这样实际上共有中德双方共8组少年参加研究工作。为了获得更为科学准确的结果，并且对智力发展状况有所把握，整个项目将为时三年，每年对各组少年进行一次跟踪测验，进行各项智力因素的综合比较研究。
中德双方采用一套完全一致的测验试题，试题由德方拟定。为了确保被译成中文的试题与德文试题毫无偏差，试题先被译成英文，再由英文和德文分别译成中文，中文稿被电传到德国，由德国的中文专家再译回德文，这样，经过一次次的反复核正，被双方确认为没有一个字的偏差的共同试题便产生了。
每套试题分为A、B、C三组，题目不同，难度一样。每组试题又分为7种测验，分别是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科学技术兴趣问卷、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测验、学习和活动爱好问卷、用途测验、成形过程测验和创造力测验。同一年龄组同等智力水平的少年，又将被分作三组，分别进行这三套测验。每项测验都有一个解释。
测验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中国北京市进行，参加测验的少年也很快被选定了。德国方面选定Gymnasium的初中学校为样本学校，以保证能连续三年得到高智和正常智力的学生。中国方面，经过认真的考虑，高智少年选定北京八中少年班“少四”和“少五”两班的少年，正常智力少年则分别选定实验二小和八中初一的学生。参加测验的学生共有425名，兼顾男女双方的性别比例。
双方学者对这项合作抱以极大的热情，他们相信把文化当成独立变量的研究设计，一方面可以增加因变量的标准差，即能力表现上的标准差，另一方面可以探讨技术创造力的形成和文化意义表现上的特点。
按照计划，三次测试将于1988年至1990年进行，从1991年到1992年为对测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的时期，而到1993年，关于这次跨文化、跨国度的大规模学术测验的学术研究成果，便应该公之于众了。
严谨、周密、科学的设计，加上两国科学家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敬业精神，似乎注定了这次学术合作将有一个完善的归结。 1988年9月16日，中国北京，244名男女少年，坐在了教室里，与远在异国的181名同龄人，开始完成一份共同的试卷。
两国科学家的心为一项共同的事业兴奋着。
测验结果出人意料
德国的荷莱教授接到中国方面提供的首次测验结果时，愣了
好半天。
高智少年与常智少年各两年龄组各7项测验的28个得分，几乎全部优于相对应的德国方面参加测验的少年的得分！中国少年在创造力等诸方面表现出的才智，不再需要做任何技术分析，便已经毫无质疑地远远领先于德国少年。
图形创造力测验，中方高智少年11岁组得分3。6167，德方为2。3846；13岁组中方得分为6。0667，德方为2。5435；中方正常智力少年11岁组得分1。5161，德方同年龄组得分为0．7931；13岁组中方得分是2。5738，德方相对应的年龄组得分为1。4706。七项指标的综合比较显示，中方得分为58．38，德方得分39。62。
学习和兴趣爱好问卷揭示受试者对知识的向往程度，结果显示，中方超智少年得分0．575，德方超智少年仅为0．02；正常智力少年，中方得分－0．225，德方仅为－0．325。
其他5项测验的各组得分，德方也明显显示出弱于中方的态势。
有强有弱本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角度多层面测验中，德方受试者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弱于中方的状况，就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荷莱教授的眉头紧锁着，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对中国同行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提出质疑，双方此前的交往已经使他确信了中国学者的敬业精神。但是，荷莱又知道，这一组测验结果却带有显而易见的反科学性，症结会在哪里呢？
答案最终在一位中国学者的论文中找到了。作为这一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研究人员周林被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荷莱教授的研究所进修，协助德方完成这一测验。
当拿到双方第一次测验得分时，身为中国人，周林为自己民族显示出的卓越而兴奋，他将自己在国内发表的一篇关于选择超常少年的论文译成德文，在德国发表了。在这篇论文中，周林详细介绍了北京面向智力超常少年的少年班的招生程序：面对2000名报名者，第一次考试选出1200人，第二次考试再选出800人，第三次考试选出100人正式录取。而参加这次测试的11岁组和13岁组的超常少年，则又是从这100人中选出的。
荷莱教授如获至宝，拿着论文找到周林，说：“周，我们的测验对象不一样，测验结果不公平！”
同样是超常少年班，德国学校的录取标准却迥异于中国。在德国，一个少年如果智商达到135分，便立即可以进入超常少年班学习，而无需像中国那样再进行各种其他智能的测验。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学校里的超常少年班很常见，而在中国，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如果说德国的超常少年是百里挑一，中国的超常少年则是万里挑一了。当百里挑一的超常少年与万里挑一的超常少年被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技时，结果自然显而易见了。 超常少年如此，正常智力的少年又怎样呢？参加这次测验的中方正常智力少年，分别来自作为重点小学的北京实验二小和作为重点中学的北京八中，这些孩子无不是经过一番角逐进入这些学校的。而在德国，根本没有重点中学这样一种设置，所有的孩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