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 第2339部分

　　企图自杀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了。在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屡次萌生自杀的念头。梁漱溟之所以产生自杀的念头，主要源于他对现实世界的黑暗的认识。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

　　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另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头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白头发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胡子上面都沾满血。这件事对梁漱溟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他当时便流出泪来。种种的黑暗现实，造成了他对人生的厌弃。

　　梁漱溟的这种社会关怀，很可以和他以后的种种行为联系起来。30年代初，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试验区的时候，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只有过年才回家住几天。在过年期间也绝不看戏，并且不许他的家人去看。他体会了农村的种种苦楚，认为看一场戏就花去几块钱，实在是一种罪恶。

　　两次婚姻

　　1912年，梁漱溟开始信奉菩提，并发誓一生食素、终身不娶。这一决定甚至在他母亲临终前的殷切叮咛下也并未有所动摇。然而，1918年梁济的自杀却使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他在文章里公开责备自己说：“呜呼！痛已！儿子之罪，罪弥天地已！”他为自己忽视了中国文化和父亲的教诲忏悔不已。

　　1921年5月，当梁漱溟表示要献身儒学时，他随即决定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由一个虔诚的佛徒变成一个虔诚的儒者。而对于梁漱溟来说，结婚是一个显著的标志。梁漱溟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这是两次风格迥然不同的婚姻。

　　1921年冬天，梁漱溟在军界的朋友伍庸伯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妻妹，一位姓黄的满族姑娘。这个姑娘并不十分动人，同时也并不聪明，为人似乎也缺乏热情。而且由于出身贵族，从未学习过烹调和理家。梁漱溟也并不特别倾心于她；但他显然不想让伍庸伯为难，同时也不想多费周折，于是毫不犹豫地娶了她。这一年冬天，他终于成了一个孝子：“率新妇拜公遗像而哭”。梁漱溟的第一个夫人于1934年在邹平去世。梁漱溟为此写下了一首平淡之中透着哀婉的诗：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与前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

　　1943年夏季，梁漱溟偶然遇到了比他年轻6岁的桂林教员陈淑芬，梁漱溟深深地爱上了她。他们的爱情成了一件闻名广西全省的事情。桂林的报纸以幽默的口吻大量地报道这段颇具浪漫色彩的恋情。

　　“究竟谁追求谁？”这个问题成了舆论注意的焦点。记者们为此往来穿梭于陈淑芬和梁漱溟之间。当人们向陈女士祝贺她赢得了梁漱溟的爱情时，她回答说：是他深深地感动了我，“敲开了我心灵的大门”。由此引出了这样的报道：“新双城记？”当时满城都风传梁漱溟正在留胡子，以便能在他的爱人面前显得更像个男子汉。梁漱溟否认了这些谣传，他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漱溟的朋友们也对此事大事渲染，他们打趣说：梁漱溟“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耀”。

　　1944年1月，梁漱溟和陈淑芬在友人家中举行了传统的婚礼。当时在桂林的文艺界和学界名流大都参加了庆祝仪式。李济深将军是宴会的主持人，著名的剧作家田汉还为此写了一首极富幽默感的长诗。

　　当时的一位名流白鹏飞在宴会上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

　　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战开始后方归故里。但他在桂林并无家室。既无家室，何言回家。那么最好就是着手建立家庭。敞开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占据。陈女士出阁甚晚，因为她一直要嫁给一位哲学家……于是她就乘虚而入了。

　　来宾发言结束以后，纷纷要求梁漱溟报告恋爱经过。梁漱溟答应了大家的要求：

　　现在，我听说谈恋爱要花很多钱，下馆子、看电影、看戏等等。但我却没有花过一分钱。我羞于谈及此事，但的确连出去散步也没有过。我也曾给她写过信，约她在天气好时一起去经山村的河边散步。但那天恰逢阴天小雨。她是否会应约前来呢？我犹豫了一会儿，拿了把伞就出门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见了她。因为还在下雨，我们仍然无法去散步，于是我们终于只是在路边的小亭子里坐了一会儿。

　　梁漱溟说这样的话，在他的一生中，怕是绝无仅有的了。由此可以想见这次恋情对他的影响。

　　在婚礼上，梁漱溟还当场唱了一段“黄天霸”。而后对来宾说了声“我去也”，便挽着新娘兴冲冲地走了。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十分完满的。

　　佛还是儒

　　梁漱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但是他的行为却又自始至终表现得超乎寻常的一贯。梁漱溟曾经自称自己是：

　　1。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

　　2。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

　　3。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

　　4。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

　　尽管梁漱溟一生以承继儒家的道统自任，但当人们把他作为儒学第三期复兴的象征而与熊十力并提时，他却又极认真地将自己与熊十力加以区别：

　　我与熊先生虽然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以此相交游、共讲习者四十多年，踪迹之密少有其此，然彼此思想实不相同。熊先生应归属儒家，我则佛家也。

　　在这里，我们无法对他的深层思想背景加以分析，我们只想说，无论梁漱溟如何地倾心于佛家思想，从他一生的行迹看，他最终还是一个“志伊尹之志”的真正的儒者，这从下面两件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1941年圣诞节，日本军队袭入香港。经过九死一生的挣扎，梁漱溟终于逃脱虎口。他乘船逆西江而上进入广西。在安全抵达国统区以后，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前人云：“为往圣继论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

　　这一番话，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的人讥评。而梁漱溟却回答他的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1973年，梁漱溟出席政协的小组会。小组里的同事们不断督促他发言或写文章批判孔子，而这正是梁漱溟坚决拒绝的。连续几天，组员们对他那令人恼火的沉默进行指责，并严令他以某种方式表达。终于，梁漱溟同意公开表态，但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这难道真的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儒家传统最后一次有意识的公开表现了吗？梁漱溟真的竟是“最后的儒家”？这看来只有等待时间来回答了。

　

Number　：　9677　

Title　：名人轶事

作者　：赖康宁等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大公报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婚礼祝词

　　　　1942年，作家周而复与王女士在上海结婚，女方是一位护士。周而复请钱钟书先生当证婚人，钱先生欣然答应。他在婚礼上致词：“新郎是从事文学的，文学讲究美，新娘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真。真与美的结合，自然就善。”

　　（方　文摘）

　　幽默教授

　　　　中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钱玄同，30年代起一直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6年，钱玄同在北师大中文系讲传统音韵学，讲到“开口音”与“闭口音”的区别，一同学请他举一个例子，他说——

　　北京有一位京韵大鼓女艺人，形象俊美，特别是一口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使人注目。女艺人因一次事故，掉了两颗门牙，应邀赴宴陪酒时，坐在宾客中很不自在，尽量避免开口，万不得已，有人问话才答话。她一概用“闭口音”，避免“开口音”，这样就可以遮丑了，如这样的对话：

　　“贵姓？”“姓伍。”“多大年纪？”“十五。”“家住哪里？”“保安府。”“干什么工作？”“唱大鼓。”

　　以上的答话，都是用“闭口音”，可以不露齿。

　　等到这位女艺人牙齿修配好了，再与人交谈时，她又全部改用“开口音”，于是对答又改成了：“贵姓？”“姓李。”“多大年纪？”“十七。”“家住哪里？”“城西。”“干什么工作？”“唱戏。”

　　学生听了都大笑。

　　（赖康宁文，韩小君摘）

　　肖邦的饭费

　　　　1810年3月1日，“钢琴诗人”肖邦诞生在波兰。他年幼时就显露出不凡的才华，在他12岁时，华沙一家报纸曾醒目地以大字刊着：“上帝把莫扎特赐给奥地利人，把肖邦赐给了波兰人。”

　　19世纪30年代初，肖邦来到了欧洲文化中心巴黎，他的第一场音乐会就征服了这座城市。结果请柬纷至沓来，他成了沙龙的常客。在这些社会的交往中，肖邦总是流露他那种以艺术为尊的艺术家气质。据说在一次宴会后，主人指指钢琴又指指肖邦，意欲让他演奏一曲作为“餐后的节目”来助助兴。肖邦感到他那艺术家之心受了莫大的污辱，大为不快，冷冷地对主人说：“对不起，我吃得很少，”并取出钱往桌上一扔，“给，这是我的饭费。”说完愤然离去。

　　（殷　月文，段小文摘）

　　梁启超铭言传弟子

　　　　　　　　●周续端

　　　　当年，著名维新革命家、大学者梁启超重病在身，始而延请西医诊治，效果甚微。

　　其入室弟子谢国桢看到老师病情日重，遂将自己弟弟的岳父——驰名中华的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引荐前来给他诊治。

　　萧龙友登门诊治两次后，遂改为由谢国桢用信详细函告梁的病情，用通信的方式互相联系，然后由萧先生处方对症下药。

　　服用萧先生开的中药，梁觉神清体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没有停止读书治学的活动。

　　当谢国桢将梁的实况函告萧龙友后，萧遂复函谢国桢说，梁的病要想治好并不难，但不能光靠药力，俗话说“三分看病七分养”。要想彻底恢复健康，前提是停止劳神费心的工作，读书治学当然是在必禁之列，否则即使是扁鹊再生，华佗降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萧龙友复函后，满以为学富五车的梁启超能听其劝告，放下书本，配合治疗。没想到，当谢国桢将其意转告梁时，梁不但不采纳大夫的意见，竟回答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仅此一句，当萧龙友从谢国桢处听到后，一时惊得目瞪口呆，连连叹气，深感无可奈何。

　　时过不久，即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这位信奉应像死在沙场上的战士一样的大学者，在京与世长辞，死在毕生致力的学术研究上。

　　时隔几十年之后的1982年，谢国桢因胆结石病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在病床上，他反复发着高烧，有时竟达40度。大小便不能自理，下床走动都十分困难。

　　然而，只要他病情稍微稳定，便在病房内读书工作起来。

　　有一天，萧龙友的儿子——北京师范大学的萧璋教授前来探望，见其病床旁桌上放着许多书，遂劝其在治病期间不要读书治学。

　　谢国桢听后，默然片刻，即正色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梁先生这句铭言，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Number　：　9678　

Title　：作为生物的社会

作者　：刘易斯·托玛斯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细胞生命的礼赞

Date　：

Nation　：美国

Translator　：李绍明

　　从适当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边青天白日下的海滨木板路上，为举行年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医学家们，就像是群居性昆虫的大聚会。同样是那种离子式的振动，碰上一些个急匆匆来回乱窜的个体，这才略停一停，碰碰触角，交换一点点信息。每隔一段时间，那群体都要像抛出钓鳟鱼的钓线一样，准确无误地向恰尔德饭店抛出一个长长的单列纵队。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钉住，那么，看到他们一块儿筑起各式各样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惊了。

　　用这种话来描绘人类是可以的。在他们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中，人类的确很像远远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关于昆虫行为的书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里苦口婆心提醒人们，昆虫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它们倒更像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假如我们想从它们的活动中看出什么显示人类特点的东西，那就是在违反科学。

　　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做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