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当我告诉别人我是独生子女的时候，同伴一般还是羡慕我的，他们想到的是家里的好东西都是我一个人占着，妈妈爸爸也最爱我，没有一个比我好的手足来和我抢父母的爱。小时候上学，要是突然下雨了，我每次都有人来送伞，而许多同学，是在雨里自己跑回家的，这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孩子，我自己也这么想。那时候，有比同伴更多的父母之爱，是值得骄傲的。
而大人的反应是，你是父母的全部希望，你要好好争气。
应该承认，我的父母真的爱我。他们代替我做了大多数本来应该是我做的事。我只要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就是做一个乖乖的听话孩子。这是我小时候他们对我的惟一要求。我也努力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不爬高，不和人打架，不做危险的事，不弄脏衣服，老师说什么我做什么，看到他们的朋友，叫叔叔、阿姨。弄堂里的大人碰到我父母总夸我听话，文雅，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淘气。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表扬，心里是很高兴的。而现在，我感到愤怒了。
后来，我上学了，他们对我的要求是什么都不要我管，只要我好好读书。因为要让我受到比较好的教育，爸爸把我送到离家很远的一个重点初中里读书。我每天要很早离开家，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一边吃饭，妈妈一边帮我系鞋带，而且从来不自己整理自己的房间，当然也不洗自己的衣服。
那时候我已经长大了，看到母亲疲惫的身影，很想替妈妈分担一些家务。可我从来没有做过，刚开始做，总是出错，一出错，妈妈就抢过去，说：“你放着吧，我看你做，心里都难受，还不如我自己做。”
我其实非常爱我的父母，但是我不能用自己的行动来爱他们。只有一件事我可以做，就是好好读书。要是我考试有了好分数，他们的脸就会发光，好像所有的苦，一下子都得到了补偿。
所以我一直把成绩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但越是这样，越不能好好读书。因为这里的目的太明确了，一点失不得的。在我初中考高中的那一年，考高中的人特别多，竞争激烈。我们班的黑板上，天天写着离大考还有几天了，然后，每天到教室里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那上面的日期又少了一天，而自己的信心和进步总是没有日子走得快。所以每天我的心总是对着黑板一沉。
慢慢地，我越来越怕，怕自己到时候考不好。说实在的，我父母在那时一直安慰我，说考得好和不好，都是一样的，不要紧的，他们是可以承受得了的。可是我心里明白，这是他们紧张，不想给我负担，而并不是他们不在乎我的升学。他们对我的好，给了我更大的压力。于是我一天比一天紧张。
我知道，考上高中，才说得上考大学。而一个男孩子，没有学历，将来一定会让人看不起。我在班上的成绩还可以，就是忽上忽下，最好的时候是全班前十名，而最差的时候到了六十几名。老师对我也是忽冷忽热的，视我的成绩而定。
我开始怕去学校，我想我是一个懦夫，害怕挑战。因为我是不能输的，而且我很软弱。我一点也不习惯竞争，不喜欢竞争。
我不知道自己最后是怎么考完的，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有勇气去看成绩，结果是，我考上了高中。
然后我考上了大专。我第一次接触到社会，是我们去实习。我发现，社会一点也不像想象中和电视剧中的样子，要生猛残酷得多。
所有的人都说我像一个小孩子。实习的时候我发现女同学喜欢和我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我像真正的男人，而是我不像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让她们觉得安全。而男同学说我是“娘娘腔”。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大家一致把我安排在仓库里，而不让我去做我的管理专业。
我发现这个社会很奇怪，童年时代，所有的人都要求我听话，不惹事，然后又要求你什么也不要管，只读书就好了。可在你长大以后，立即又要求你有男子汉的力量，吃大苦，耐大劳，就像007，什么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要独当一面，掌门立户。我也想这样，可是我怎么才能做到呢？
我感到受了欺骗一样，我从小努力，而且得到指导和承认的目标，本来以为这就是全部，可到你努力到头的时候，发现他们要求的不是这样。我成了一个不合格的人。而且是从小的努力和教育，让我不合格的。就像到了大考的时候，教师突然说我们得考一门从来没有教过的课程，而且这门课占分最多。现在我能怎么办呢？
Number ： 9668
Title ：《东方红》出了新作者
作者 ：赵世民
出处《读者》 ： 总第 190期
Provenance ：八小时以外
Date ：1997。2
Nation ：
Translator ：
刘炽忆当年，引出新故事
听说《东方红》正式首演是刘炽指挥的。有一天我问这首歌的来历，刘炽说：“说来话长，那是60年前。”“您15岁，从家跑出来当红军？”“对！我在红军剧社当小演员。说起我到红军剧社，还有段故事。1936年冬，我在陕西云阳镇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伍修权给我戴的红军帽。1937年初，我到延安，被分到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当时红军刚从保安开进延安城，生活条件艰苦。我们上课，就在广场土台上支张桌子当讲台，学员坐土砖上，膝盖上垫个纸板当课桌。教员都是一流的，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朱德讲游击战争。
“我个儿矮，总坐前面。有一次毛主席上课，辩证呀、唯物呀、黑格尔、费尔巴哈呀，又满口湖南话，我哪懂呀？听着听着瞌睡了，竟打起了呼噜。大队长急坏了，立刻让值班排长戳我。值班排长跑到前面，正要伸手，被毛主席打断：‘别戳，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让他睡好了。’听课的学员哈哈大笑，我惊醒了，揉着眼睛，见主席正冲我乐呢。下课后，主席托着我下巴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晚上别调皮，好好睡觉，再上课可不许打瞌睡喽。’
“回到大队部，大队长聂鹤亭训我：‘你个小鬼，毛主席上课，你敢在他眼皮底下打呼噜，可把大队的脸丢尽了。’他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这么大点儿的孩子，成天跟大人听课，真难为你。这样吧，你还是到剧团唱歌跳舞吧。’”
“这正合你意，打小你就能拉爱唱。”我说。
“我们剧团有几个老民间艺人。一个叫方宪章的，以前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拳脚也可以，他教了我很多民歌，其中有一首晋西北民歌《芝麻油》。”说着，刘炽唱了起来：“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不是情歌小调吗？”
“正是。我们传唱的很多民歌甚至艺术歌曲都源于民间小调。1938年，安波等按这个小调填上了新词，取名《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跟《芝麻油》对上了，上女下男。”我说。
“但它有了抗日内容，很快在陕甘宁边区流行，一直唱到内地。”
“再以后就是李有源编了新词《东方红》。”我插话，“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课专讲李有源早晨见日出有感创作了这首伟大的颂歌。”
“你别急，听我慢慢讲。1944年，我们鲁艺大秧歌队在绥德演出。在《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剧目后，我们又想写一部反映移民题材的戏，定名为《下南路》。”
“移民？类似三峡的移民？”
“两回事。当时陕甘宁边区，从绥德北部到葭县、吴堡、无定河一带，人多地少，人均不到半亩地。而延安以南的三湾：南泥湾、豹子湾、金盆湾一带却荒着，急待开垦。王震率三五九旅首当其冲。但部队人力有限，于是边区政府动员北部困难户到南边去。”
“这跟《东方红》有什么关系？”
“我们全体创作人员下去体验生活。一天我们要到葭县、吴堡一带慰问一旅的将士。当晚住在乌龙堡的一个骡马大车店里，听说有两个移民模范也在镇上，就请他俩谈有关移民的情况。这就是李增正、李有源叔侄。
“我们在炕上聊上了。有王大化、张平、马可、贺敬之、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姜应宗、王岚和我。聊到开心处，李有源说他们为宣传移民编了个歌。听说有新歌，我来神了，拿出笔和纸，准备记谱。李家叔侄扯开嗓门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听到这，我放下笔，这不是《芝麻油》的调吗？下面的词是：②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③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勋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④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挖断穷根翻了身。／⑤移民好／移民好／移民工作闹开了／葭县出来延安跑／移民变工把山掏。⑥葭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南劳山／不过几年你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⑦吴满有／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咱们和他争英雄。⑧咱老乡／仔细听／移民开荒真光荣／各州府县来欢迎／送了好多慰问品。⑨移民开荒真光荣／走到延安开山林／打下粮食兑回来／有吃有穿好光景。”
“《移民歌》这么长呀？”
“这才九段，还有人往下编过其它内容。我们秧歌队在《下南路》中用了他们的《移民歌》。有一次，我到葭县中学给学生合唱队辅导，我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他们的音乐老师说，这歌他们早唱过，是他家附近一小学语文老师李锦绮编写的，共四段。县宣传部长嫌重复，去掉一段，还剩三段，第一段和我唱的一模一样。”
我吃惊不小：“这么说李锦绮先于李有源写的这词？或说李有源听了这词后编的移民歌？”
刘炽说：“是这样。”
《东方红》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那怎见得不是李锦绮和李有源不约而同写了这首词，或李有源在先，或你的记忆有误呢？”
“据《延安文学》副主编白玉奇调查，先于李有源的《移民歌》就有不少人传唱《东方红》的词，并知道作者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这和我的记忆相吻合。”
“那原作者没说过话吗？”
“‘文革’后，李锦绮因说《东方红》是他写的而挨整，他不服，还到北京上访过。”
“现在唱的：‘毛主席爱人民’、‘共产党像太阳’也是李锦绮写的吗？”
“不，是公木。”
“跟你合作《英雄儿女》的词作者？”
“是的，他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我们秧歌队回到延安后，觉得这第一段词上口，内容又歌颂领袖，就是太短了，想请公木续上两段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词。没等公木写出来，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
“1945年9月，延安组织了挺进东北干部团，鲁艺组织了一个文艺干部队，编为八中队。我和公木都是八中队的文艺干部。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横跨五省。行军途中，《移民歌》第一段大家反复唱，又顺嘴续上和行军胜利有关的新词，但都随唱随丢，没传下来。
“同年11月我们到达沈阳，因演出需要，又请公木执笔，有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和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续写了三段新词。第一段仍保留《移民歌》原词，仅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四段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内容，后来拿掉不唱了。”
刘炽找来公木的一些资料让我看，我翻看公木给艾克恩的一封信，信上说：
“《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歌。它的产生和流传，多有歧说，难定论。我只说我参与和知道的情况。《移民歌》是1944年2月编出的，我们采集是在1944年冬天。1944年冬我与鲁艺戏音系孟波、于蓝、唐荣枚、刘炽四位同志合为一组到绥德地区采风，闹秧歌。在绥德停留了几天，便兵分两路，我与刘炽去子洲县十里盐湾，孟波、于蓝、唐荣枚赴葭县黄河边上。过了一个月，又在绥德汇合。这时孟波等同志采录的民歌中有《移民歌》，共九段。”看到这，我疑问：“刘老师，这和你的回忆有误，以哪个为准？”刘炽说：“李有源叔侄那次唱公木不在场。”
我接着看公木的信：“直到抗战胜利，在延安及整个边区，还没有以《东方红》为标题的歌曲。偶然传唱的，就是《移民歌》，传唱得也不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选》编成于1945年夏秋间，其中就不见有《东方红》的曲调。” 《东方红》从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唱红
“《东方红》传唱起来，就我所知，是从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的。1945年9月2日从延安出发，六七十人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的一个连，一路上说说笑笑，歌声不断。除了唱些现代歌曲，也经常即兴编唱顺口溜、信天游。在这中间，有人唱完《移民歌》第一段以后，又乘兴自编一些新词接唱下去，歌声随风飘散，没有留意记录。我于1945年9月行军途中，曾写过一首短诗《出发》，共有37行。开头两句便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而最后结尾则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说明，这一段歌词，在东北文艺工作团行军途中就编出来了。当时倒并未意识到这将成为《东方红》的一个唱段，但肯定是在唱《移民歌》时顺势联唱下来的。不必说是我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听了大家这么唱，我才这样写出来的。到了沈阳已是10月底，要登台演出，这才想把《移民歌》改写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参加这次编写的有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我只是执笔记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合成了四段。除第四段，大都是在行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