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无可争辩的火车头。那时的上海产品无疑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30岁以上的人讲起来个个都能如数家珍：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蜂花牌香皂，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香烟，英雄牌钢笔……那时提着印有“上海”二字的旅行袋，就跟今天提着印有“香港”字样的旅行袋一样时髦。上海牌小轿车，如今人们已经看不上眼，可10多年前，只有厅局级干部才能使用它，无疑也是权力的象征。
那时候在上海人的眼里，其他地方的人几乎都可以算是乡下人。“阿拉上海人”一句响亮的自我介绍，道出了多少自豪！走在上海街头，你会发现连路名也很有气派：全中国的省市、全中国的名山大川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路名：北京路、南京路、西藏路、广东路、四川路、福州路、华山路、衡山路、泰山路……
为什么上海有这等气魄呢？
走在外滩马路上，广州人会很惊讶，怎么，万吨巨轮可以与人比肩同行，驶进闹市中来？足以见得上海港口的海水有多深！在广州，搭乘小驳船1个多小时到达珠江口才可见到万吨巨轮呢。
上海港，这中国第一大深水良港，早在150年前，帝国主义列强就用炮口将它强行开埠，把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一座现代大都会。到本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当时远东的第一大城市。
1936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51％，单是一家上海电力公司，1936年全年的发电总量就占全国的47％。
外滩一条街，人称“万国建筑博览会”，这里云集了古希腊式、文艺复兴式、巴罗克式、哥特式等风格各异的西式建筑。现在的市政府，原是英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办公大楼，据说1921年动工兴建时，银行方面在地基上置放了大量中外银币。大楼虽然只有7层，但气势巍峨，状如宫殿，英国人夸耀它是“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的一座最讲究的建筑”。这些讲究的建筑大都是金融机构，汇丰、德华、花旗、东方汇理等40多家外资银行，加上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农民、交通、中国等官僚资本4大银行都集中在这里，使上海成为全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国民党政府的国库就设在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匆匆将50万盎斯黄金从上海转运台湾，足足装了一条船。
上海，现代中国的开端，西洋文明和中华文明在这里碰撞，它孕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孕育了中国第一代民族资产阶级，孕育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张元济、邹韬奋、鲁迅、巴金、冰心、茅盾、叶圣陶、茅以升、华罗庚、钱学森……一颗颗科学文化的巨星从这里层出不穷。
上海，被誉为“东方明珠”，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中国建立以后，上海继续发挥着全国最大经济中心的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作用还大大加强了。如今一天的钢产量相当于解放前3年的总和，一年的造船量超过解放前80年的总和。上海的日用工业品调拨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了全国埠际调拨量的1/3以上。
牵上海一发，动中国全身。
第二部分老大当家难
上海在经济上是全国的“老大”。中国自古有“长兄代父”之说，既是兄长，在大家庭中除了应有的地位外，还多了一份责任。的确，解放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上海咬紧牙关，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从1953年到1988年，上海累计为国家完成财政收入4725个亿，提供全国使用的国民收入达2963个亿，为国家出口创汇658亿美元，商业部门调往外地工业品价值2881个亿。
奶牛效应
一些上海人来到北京，看到那一幢幢新起的高楼，总会在心里嘀咕一句：“这里头10幢有5幢是上海的钱！”这些上海人的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改革开放后的10年，即1979年1988年，上海提供给全国的国民收入总额可以再建两个上海这样规模的工业基地，贡献确实惊人。
上海并非富家公子，它能向大家庭提供这么多财富，一方面是拼命干活，另一方面是省吃俭用。贡献最大的“老大”如今日子过得并不阔气。我们在上海街头走一走，发现最有气派的建筑依然是外滩那些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大厦，能够镇得住人们视线的新建筑寥若晨星。据说台湾老兵回上海省亲，可以不用别人带路，连小巷拐角处的杂货铺都还和40多年前的一样。上海的大多数企业疲于应付生产任务，根本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上海四大工业支柱之一的纺织工业，许多工厂至今仍在使用40年代的日本富士机。
现在上海每年地方财政收入160个亿，上缴中央至少100个亿，自然就如牛负重，只有喘气的份了。据说在1988年的全国骨干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会议上，上海的100多位代表联名上书，要求中央对上海宽限一下，允许地方财政多一点留成，以利于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换代，为今后的发展蓄点后劲。有人测算，如果从建国开始，国家对上海的税收与其他城市一视同仁，那么今天的上海，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新加坡的经济水平。
跛脚的城市
近几年，广州人喜欢“行夜街”。夜晚9时，各处餐厅酒楼灯光夜市才进入高峰期，满街霓虹闪烁，满街人头涌涌，一直喧闹到夜间11点。
然而，晚上8点，我们走在上海最繁华的“十里洋场”南京路，商店纷纷拉闸关门熄灯，只留下惨淡的路灯照着几个匆匆回家的行人。当然，偶尔还有几家酒店和娱乐场所亮着灯光，但被称做不夜城的“夜上海”不见了。由于过分强调“变消费城市为工业城市”，上海第三产业萎缩了，1972年跌到了谷底，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3％，而第二产业比例却上升为70％多。改革开放后经过产业调整，产业结构的比例才趋于协调，1987年的三大比例是：第一产业占4。3％，第二产业占66。9％，第三产业占28。8％。然而，这只是低收入国家的水平。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1％，比第一、第二产业的总和高，这是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广州1989年第三产业的比例已达到46。5％，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45％的比例。第三产业的萎缩，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上海的住房紧张、水电不足、商业网点少、交通运输不畅、文教卫生事业跟不上等弊病。
我们经过苏州河，个个掩鼻而过。上海同行沉痛地说：这味道我们天天闻，苏州河已无臭水期和非臭水期之分。昔日清澈的黄浦江如今每年要臭160天。居民饮用水质下降到5级（一般饮用水为2级），大肠杆菌超过正常指标10倍。这个数字叫人毛骨悚然，令人联想起1988年席卷上海的甲肝大狂飙。
广州人曾对香港“银行多过米铺”的现象大惑不解，然而不到10年，这种现象也在广州出现。倘佯在广州街头，你不必特意寻找，几乎百米就有一个银行，中央银行、地方银行、大银行、小银行、总行、分行……活跃的金融市场和方兴未艾的证券交易，为广东的发展集聚了大量资金。
然而，上海的银行呢？“万国建筑博览会”上那一幢幢恢宏的大厦如今都换了招牌，外国银行被赶出了上海，全国金融中心转移到了北京，加上国家对财政实行统收统支，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流动资金大大干涸了，工业发展缺乏必要的血液循环，纵有庞大的固定资产，也难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我们与一些国营大厂的青年工人交谈了一下，他们说每天照常上下班，这个规矩不能破，可是回厂干两三个小时就停工待料打扑克。过去中央知道上海作为奶牛的重要，虽然奶不会少挤，但也尽量喂些好草料。那时实行的是“全国保上海”的倾斜政策，拼命为上海供血，各地最好的原材料都往上海调拨，保证上海的工厂能吃饱。然而特别被关照的日子毕竟过去了，市场经济引入竞争机制后，某些原料的价格放开，吃惯了国家计划供应原料的上海企业日子就不好过了。
道理很简单：高价买进原料，产品仍被国家以牌价收购，生产怎么维持得下去？于是，就出现了国营大企业和乡镇企业争夺原料的局面。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甚至采取回扣等不正当的手段搞到原料，使国营大企业蒙受巨大损失。有的国营企业被逼急了也动歪脑筋，把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批给乡镇企业做，互相得益，结果吃亏的还是国家，工人中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就反映了这种状况：“书记谈理想，厂长搞横向，工人白相相，干活找阿乡。”
老大依然是老大，可是，老大，你还背得起中国么？
第三部分上海的悲哀
目前，新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上海面临着国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国际上，东亚地区继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以及泰、马等地都以较高的速度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腾飞，这对于素有“东方明珠”之称的上海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冲击；在国内，南面的珠江三角洲凭借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和特殊政策，改革开放迈出了较大的步子，成为引起国际瞩目的又一颗明星；而邻近的江、浙地区，由于集体经济比重大，企业经营机制灵活，地方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快，已成为上海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此外，北面的大连、天津、青岛等城市大面积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成雏型，沈阳、哈尔滨等地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些，都向上海提出了挑战。
过河卒与保帅的车
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在抱怨上海改革的步子太慢，抱怨中央不给优惠政策。中央怎么了？只偏心广东老弟，上海老大失宠了？不，正因为上海太重要，牵上海一发，动中国全身，所以不能轻举妄动。上海的经济体制是全国经济体制的一个缩影，经过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已成为全民所有制的典型，成为计划经济的典型，上海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全国改革的成败。
上海输不起。
如果说广东是过河卒，允许试验，允许失败的话，那么上海就是保老帅的车，失了车，老帅殆矣！这是愿望与现实的矛盾。在改革中，上海必须大步起飞，唯有上海的起步才可以带动全中国；可是，上海又背上了“不能失败”的大包袱，难免举步维艰。上海的改革，不免有些悲壮的成分。
坛坛罐罐太多
上海的改革不易，除了输不起以外，家里的坛坛罐罐太多也是一个原因。由于几十年来无力进行工厂设备的更新改造，上海的大部分工厂厂房破旧、设备落后。据1987年统计，上海的工业企业中，三四十年代的陈旧设备占50％左右，五十年代的占34％，绝大部分都有30年以上的历史。
改造旧城区，解决居民的住房条件亦是上海一大包袱。我们每到一地总喜欢窜进普通人的家里看看。东北人豪爽，初次见面就拍肩膀称老兄，领进家中，没有客厅，直进里屋，坐上炕，大碗酒大块肉。广东人好客，也喜欢把客人领到家里，且无论大小家庭总要把最好的地方做客厅。宁愿不买席梦思，也要买套真皮沙发，像是爱护客人，其实是爱护自己的面子。上海人也爱面子，西装革履衣着考究，可极少把客人领到家里，不是因为不好客，而是因为家里太狭小。
我们来到了南市学院路，这里是居住条件最差的棚户区之一。用碎砖、木板、杉皮搭起的临时建筑物，一“临”就是几十年，东斜西歪，一片狼藉。主人们是在屋里一层又一层地躺着的，一见有生人来，“呼”地从四面八方伸出十几个脑袋。听说是记者，“哗”地在石子街口围了几圈人，都拉着扯着往自家屋里拽，好像我们是分房的救星。“请看看阿拉这房子，8口人住14平米，每人不到2平米。”“全国都进入现代化了，家家冰箱彩电洗衣机，可我们还是中世纪！阿拉不是买不起，连人都没地方蹲，你叫这些东西往哪蹲？”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忿忿地说。难怪朱容基任市长时，来这里视察也难过得落泪。
蓬莱路一字儿排开的“石库门”，是上海人普遍居住的一种房子，也称“过街楼”昔日小康们一家一幢的小楼，解放后政府给户主几十两黄金赎买了，分配给十几户人家。砖木结构，咿咿呀呀的木头地板诉说着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楼道陡窄，暗无天日，一个急拐弯跟着一个急拐弯。一个拐弯就是一户人家。行走要侧着身子，但依然磕磕碰碰。热烘烘的煤饼炉盖也盖不严实的马桶，一户一个煤饼炉，一户一个马桶，一股股刺鼻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诉说着主人们的窘迫。据统计，整个大上海还有100万只马桶，100万只煤饼炉，几百万人的吃喝拉撒全在这咫尺天地。呵，陈旧的大上海！窘迫的大上海！想直冲晒台透透空气，可是失望了，封顶了。3平方米的晒台已改做住房，结结实实地充塞着一个二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还没有结婚，说是找房子比找老婆还难，这辈子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怪得很，坐在这3平方米的空间你没有想到要赶紧逃开，那一尘不染的绸缎窗帘悠悠地飘着，挂在墙上的吉它、壁画、摆在床头的书刊、咖啡、咖啡伴侣、高脚玻璃杯……一切都那么精致，那么有情调。叫人想起一句话：“螺丝壳里做道场。”
精明不精明
走在大街上，有一种景观很令我们惊讶：青年人都在大街白炽灯下，公共汽车里卿卿我我，旁若无人，比西洋人还西洋人。我们笑说上海人特别多情缠绵。可陪同采访的Q君充满同情地说，都是因为家里几代同堂，市区里公园又少，青年人被驱赶到大街上搂搂抱抱了。外滩是年轻人谈恋爱的圣地，密密麻麻一步一对情侣，各顾各亲热，互不干扰。去晚了还占不到地儿。于是有“经纪人”早早吃完晚饭赶到那儿，占一个好位子，见姗姗来迟的情侣到了，伸出两个指头：“两元钱一个座位，阿拉饭没吃好，坐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