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法律专科，28岁开始做职业侦探。他曾经一举破获著名的“圣经盗窃案”，很快就在东京警界名噪一时。但是好景不长，1924年，内阁倒阁，正力也因此而告别警界。
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走进这位中年侦探的家。他就是在财界颇有影响的幸政男爵，是来替当时销路只有4万份、濒于破产的《读卖新闻》做说客的。他恳请正力挽救《读卖》。其时，历史最悠久的《每日新闻》也请他出任总经理。但办事果断的正力选择了弱者。
回生有术
振兴报业，要紧的是抓住读者。正力以他侦探的犀利目光，透视着大和人的内心深处。对于三教九流的喜怒哀乐，他真是了如指掌。上任后的头一炮，就是面向大众，革新版面。他增加了文教版、体育版、宗教版和广播专刊，开辟赛马专栏、钓鱼专栏以及彩色连环画连载，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一时令报界同人刮目相看。
待局面打开后，正力又使出第二招，跳出报纸平面的束缚，跃入社会这个广阔空间：举办文物展览会；向订户赠送夏令展览会的免费或减价券；举办围棋赛、棒球赛，不惜巨资邀请世界球星来日本表演；以至组织大名鼎鼎的“读卖巨人”队，成为风靡日本的棒球运动的先驱；他还创办了流动诊所，免费施诊，以扩大《读卖》的影响……
具有远见卓识的正力，深知大报的信誉决不能仅仅靠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活动来维系，因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报纸质量上。他网罗人才，不断提高政论和专栏的水平。他不惜经济损失，带头取消封面广告。他运用各种手段，加强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和客观性。他强调实事求是，并且身体力行，深入现场：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探测三原山火山口，爬下三、四百米深，打破了埃特纳在西西里岛史庄波里火山口的勘察纪录。
《读卖》销路顿时大增，由4万份一跃升到20万份。1931年，《读卖》的23万份的销数，在《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等大报之后，屈居第五。1937年，便高达88万份，居东京各报之冠。60年代，《读卖》的销路已超过800万份，号称“世界第一大报”。
比他人努力五倍
正力以他过人的精力掌管报社的一切，事必躬亲。他一周工作七天，亲自督导营业、编辑、广告、零售、发行、财务，直到白报纸的供应。有一阵，他整夜守在卷筒机旁，嘴唇紧闭，毫无倦色地检查废报纸的数量，采取措施增加了报社5％的收入。他亲自试验过一种油墨，居然降低了40％的印刷费用。他支持和鼓励日本造纸厂生产白报纸，不但使《读卖》比用进口纸的竞争对手《朝日》和《每日》少花了不少钱，而且挽救了沦于厄境的日本纸浆业。
除夕之夜，在这阖家欢聚、同享天伦之乐的时刻，正力还在报社忙着。他要亲自督察结清全部应收应付的款项。那密密麻麻的枯燥数字，透过正力的眼镜，活起来了。它们从不同的帐簿和报表中跳出来，争先恐后地向正力汇报《读卖》的成绩。看着它们，正力忘记了翘首盼归的妻子和他那可爱的二子一女。直到大年初一凌晨三点，才心满意足地步出《读卖》大门……
“《读卖新闻》的员工应该比其他企业机构的员工增加努力一倍，而我则要比其他报纸发行人努力五倍。”正力正像一部永远运转良好的大功率发动机，带动《读卖》的各个零部件，夜以继日地转着、转着。
慧眼识电视
1948年，有人建议正力去搞电视。他立刻看准了这个机会，申请执照。从电视发射技术上看，那时连先进的美国也才创办伊始。战后的日本，贫穷混乱，投资电视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正力的要求四方受阻。盟军总部的专家们首先摇头反对。日本国家广播公司跟着鹦鹉学舌：“在五六年时间之内，日本根本不可能创办电视事业。”日本广播会社竟在全国各地张贴标语，对正力横加攻击。正力左推右挡，四出反击。经过四年的周折，正力的申请才获批准。
1953年，正力的电视台通过一根高达80米的天线开播了。百废待举的日本，有多少人花得起钱买电视呢？要知道在当时的美国，电视业务也是赔本的买卖。正力却出资600万美元筹办电视台。
正力的电视网与众不同。当时西欧各国的电视网都是700万赫的，正力却采用600万赫的。600万赫的电视网比700万赫的宽得多，收看观众也就多得多。
为打开市场，他开辟了220处露天电视场，每处可以容纳万人以上。他在各个电视场都装上一台21英寸的电视机，免费供狂热的观众。
不出六个月，电视声誉大振。目光锐利、行动果断的工商界大亨，马上抓住这一先进的广告宣传工具，将电视台的节目和时间瓜分殆尽。电视的普及，不仅促进了电子工业的蓬勃发展，而且也刺激了整个日本经济。
1957年，71岁的正力，又雄心勃勃地申请创办日本第一座彩色电视台的执照。日本政府表示怀疑。固执的老人振振有词：“彩色电视的发展，不仅在商业上将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也将提高日本在工业技术方面的声誉。”他一人出资280万美元，从事彩色电视的研究。不出三年，正力的电视台就向全世界宣告：日本是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有彩色电视的国家。
（摘自《现代化》1982年第3期葛霆推荐）
Number：4547
Title：哥本哈根城中的“自由国”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0期
Provenance：西德《明镜》
Date：1981。39期
Nation：
Translator：许广湘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乘上8路公共汽车，不要多久就会看到一个门框上写着“克利斯蒂安亚”的大门。进门之后，就是所说的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城中之“国”。方圆不到20公顷，常住人口大约有800人，其中有男人、女人，也有小孩。他们还养了8匹马，几十只鸡、兔和山羊，几百只猫，600条狗，另外还有两只猴。
社会上对这个“自由国”的看法各不一样，有的说它是“天堂”，有的说它是“社会渣滓的收集站”。当然这是两种比较极端的说法。实际的情况是：这个“自由国”在困难中总算度过了10年多，组织型式也在不时地完善；但是新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却又堆积如山，随时都有跨台的危险。
这块地段原来归丹麦国防部管辖。60年代末丹麦国防部做出决定，要把这块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地方清理一下，交给哥本哈根市政当局进行城市建设。到1971年初夏已经腾空了大约170个建筑物。
但是，哥本哈根的市政部门刚刚在开始制定这一地区的改建计划，短时间内尚不能动工，于是来自市内各个区的青年就把这里的房子给占了。公众，甚至国防部也都默认了这种强占。说是强占，但基本上还是比较缓和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有成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建筑师、教师和社会学家等参加。他们都有明确的目的，想搞一次关于社会组织型式的示范试验。
1971年11月底，有将近200名强占房子的人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全体代表大会，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后即通过了一个“宪法”。随后又确定了一个集体活动的会堂。会议参加人称自己是“克利斯蒂安尼亚人”，称他们活动的地区为“自由城”或“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在“克利斯蒂安尼亚”的外文拼法中有三个“I”，因此就用三个“I”来做这个“自由国”的简称。同时也确定了“国”旗，上面有三个发光的黄点。
日常的小事在各个区的小会上解决，大问题要提到每周一次的全体会议上。设有负责小孩和吸毒者的“社会工作组”和负责钱财的“经济组”。“国”内不允许机动车通行，不许贩毒，但是缓和的兴奋剂大麻和酒精饮料不受限制。商店和作坊要拿出其销售额的5％作为中央机关的办公费。
“自由国”的诞生初期，也就是1971年冬到1972年春，还是很艰苦的。哥本哈根当局认为这种强占是非法的，因而断水断电。好不容易弄了点燃油总算度过了这个冬天。考虑到有住家和又有小孩，所以1972年年初又恢复了供水和供电。“自由国”于1972年5月底又同国防部达成了一个协议，规定“自由国”要成立自己的消防队和垃圾排放站，要对常住居民进行登记，在侦缉方面要给予合作和要支付水电费。
建“国”后完成了一些建设和改建工作，譬如搞了小孩游艺室、带淋浴的澡塘、健身室、音乐厅、小戏院、音乐茶社等。甚至搞起了“自由克利斯蒂安尼亚电台”，同时也出现了照相馆、咖啡馆和电影院。一个妇女和两个青年烤起了面包。另外有一个小组开起了日用品商店。这个商店到今天还是每天开门12个小时。不久又要有第二个商店开业，经营蔬菜。还有一份两周出一次的报纸，以后准备一周一次。
有一个银匠铺也开张了。妇女们开始做起了蜡烛并搞起木工和缝纫。三个男人买了一台报废的复印机搞起了复制。四个居民从事陶器制造。有一个人学制鞋，想搞鞋匠铺。在一个大的建筑物中开起了木匠铺，旁边就是铁匠铺。
尽管如此，组织者们的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大多数作坊都是个体所有，自负盈亏。按“生产资料归生产者所有”和“为同样劳动支付同样工资”的原则经营的，目前只有铁匠铺。在这个有四个人的铁匠铺中生产一种比较有名气的自行车拖车，专业化和流水作业可以保证产品价格低廉。到1981年为止共卖出2500辆拖车。工人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200克郎（约合人民币288元）。“自由国”的环境很像乡村，日常花销不大，所以一般每月尚可存400克郎（约合人民币96元）供度假用。
原来估计这些放荡不羁的青少年和各种游手好闲的人来到“自由国”这样一个新环境中，一切都从头开始，可能会变好。但实际上这种肆行无忌的人的比例一直很大。时而发生掠抢商店现金、闯入住宅和侵犯公共财产的现象。更为讨厌的是都不愿意付钱，想白拿和白享受，弄得像幼儿园这种社会公益组织只好破产。应付给哥本哈根市政当局而未付的水电费已高达几十万克郎（约合人民币十几万元）。
同样，青年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失业率从建“国”初期的不到5％猛增到1979年的11％以上，因而吸毒和犯罪的人也越来越多。
原来热情地创建这个“自由国”的许多人，由于经济等原因纷纷出走，有的在乡下又搞起了一个新的公社。
问题远不只是这些，例如各种人之间的矛盾也相当大。但是不管怎样，“自由国”并没有像人们原来估计的那样，会由于内部纷争而垮台。“克利斯蒂安尼亚”的影响早已越出了“自由国”的20公顷土地。社会学家和研究青少年犯罪学的专家等纷至沓来，以期“亲临其境”进行调查研究。哥本哈根大学犯罪学研究所的一个社会学家在经过实地考察后说：“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很像是一个凹面镜，能集中地暴露出城市中的社会问题。”普通公民也常常怀着一种好奇心来到这里进行访问。在一次夏季狂欢节期间就有六万人参观了这个“自由国”。
克利斯蒂安尼亚“自由国”的前途未卜。有人断言，它会像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824年在美国搞的“共产主义新村”一样载入史册。
（据西德《明镜》周刊1981年第39期）
Number：4548
Title：杀人医生门格尔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10期
Provenance：《北京晚报》
Date：1982。1。9
Nation：
Translator：章际
1981年6月，约一万名二次大战时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在耶路撒冷聚会，纪念1939年至1945年间死于第三帝国之手的600万欧洲犹太人。
聚会中，人们回忆起30多年前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集中营生活，谈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中臭名昭著的约瑟夫·门格尔医生，人们称他“死亡使者”。当时，这个党卫军医生每天亲自接收那些从各地运来的犹太人，阴森森地挥舞着一根小棍，把这些可怜人分成两行，一行直接走向焚尸炉，一行暂时留下来。据估计，从1943年到1945年，经门格尔之手就有38万人死于非命。这个恶鬼作为人种生物学家，还负责执行一项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计划。他希望能发现一种遗传学上的秘密，来培养出纯种的雅利安人。为此，他在实验室里对二百对孪生儿做了试验，通过这种试验，门格尔认为他可以使德国妇女生多胞胎，从而较快地为第三帝国提供公民。他还用孪生儿和两千名儿童做试验，试图把他们的眼睛变成蓝色，头发变成亚麻色。他和助手把颜料注入他们的眼睛，把三氯甲烷注入他们的心脏，拿刀和针刺他们的头盖骨和脊柱。他还给一些人做了绝育或阉割手术。经过一系列试验，这些被他称之为“豚鼠”的孩子就一个个消失了。时至今日，从门格尔手中侥幸活下来的孪生子只有二十对左右了。
但这个血债累累的门格尔在大战结束后，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正义的制裁，迄今仍逍遥法外。
据说，门格尔在战后一段时期曾伪装成一个普通医生相当平静地住在多瑙河畔他家的附近。只是到1949年，他在大屠杀中的罪行受到查询，才开始东躲西藏。他最初通过纳粹残余分子组成的逃亡网逃出德国，藏在意大利一个寺院内。1951年又用一张西班牙的假护照逃到阿根廷。此后30年，以色列、德国和美国的许多秘密组织一直到处迫踪他，但门格尔既狡猾又阴险，凭借一些与前纳粹分子有联系的黑社会组织的掩护，一次次逃脱了追捕。
直到1960年以色列武装情报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他的行踪前，阿根廷和巴拉圭一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