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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妹，你起来，你站起来，我有话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你不留恋瑰丽的充满了欢乐和痛苦的、喧嚣与骚动着的人世吗？难道你不留恋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情人、你的仇敌、你倾心的电影明星吗？你难道不想看看这空旷无边的原野上夏则郁郁葱葱秋则一片金黄的庄稼和农夫们被阳光染成土黄色的肌肤了吗？你不为永远听不到牛犊思念母亲的凄凉的鸣叫、绕梁燕子的缠绵啁啾、盘旋蓝天的风筝的呼啸、猫头鹰在暗夜里发出的喜悦的叫声和产妇阵痛时甜蜜的呻吟而感到后悔吗？当你的爹用那支古老的长苗子猎枪把一只飞奔中的野兔打得离地三尺又跌落下来时，当野兔的嘴巴流出的鲜血将洁白的雪地染红了时，当一对情人在澄澈的月明之夜躲进散发着苦香的草堆里依偎在一起相互抚爱并且发出小野兽一样的叫声时，当少先队员在冰河上滑冰不幸掉进冰窟窿里又被人救起时，当除夕之夜突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彗星将银河横断千万人为此惶惶不安时，当这一切都出现过之后又更加美丽地再现时，啊表妹，你已经看不到了听不到了，你不为此感到遗憾吗？
“孩子，你糊涂啊，爹更糊涂……”
“老四，人死如灯灭，哭也不管用了……”
表妹，请你回答我，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悟到了农药不但可以杀死害虫而且还可以杀死人自己，什么时候帮助人类生存的文明的结晶开始异化成为消灭人类的野蛮手段？你什么时候知道了人可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你怎么忘记了我们家乡妇孺皆知的伟大格言：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知不知道由于你的提前退席将使假如是温暖的世界失去一分温暖假如是寒冷的世界更多几分寒冷呢？你知不知道你健康的身体可以孕育一个也许能成为伟大领袖的胚胎，你纯洁的乳汁可以哺乳一个也许能成为天才人物的婴孩？就像电影里说的一样：在你这条金光闪闪的丝线上，本来可以编织出绵延不尽的绸缎，你却一刀把这根丝线斩断了。
你到底有什么委屈，你那点委屈算得了什么？你父亲讲的不是挺对吗？几年前你不是还终年不得温饱吗？吃饱了喝足了你还不知足，你还要什么呢？
是哪个无耻的男子像侮辱S村的郭××一样侮辱过你吗？郭××遭受侮辱，悲愤交加，在村头一棵树上，用一条麻绳子，勒断了自己的咽喉。她二十五岁，比你早去了十个月。
你是因为婚姻上的不如意，像那个为了给自己的瘸腿哥哥换媳妇被迫嫁给了一个歪头汉子的C村的陈×一样吗？陈×为了反抗这无耻的婚姻，扎进了一口闲置的机井，在井里倒置了半个月才被发现，弄上来时，眼珠子都控了出来。她生前美丽无比，死后人不敢看。她二十七岁，先你八个月告别人世。
你是因为厌烦了毫无新意的车轮般旋转的生活和牛马般的艰苦劳动而服毒的吗？D 村的吴姓孪生姐妹看到电影上的优美生活，痛感命运不公，天下不平，每人喝了一瓶“滴杀死”，相抱着，像她们在母腹里一样，到天国去找上帝论理去了。她们的年龄加起来三十四岁，死于去年元旦。
你是因为受了几句忆苦思甜的教育而死吗？你是因为吃饱喝足了而被福气烧死的吗？你是因为那可怕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死的吗？你是因为精神生活的贫困而死的吗？你是因为爱但是难得到爱而死的吗？……啊，表妹，你多么聪明啊，你用了两秒钟就把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推卸得干干净净，你使十几个人为你瞠目结舌，你飞扬着彩蝶一样的衣袂加入了那些先你而去的仙女们的行列，你们使活着的人在你们的生满野草的坟茔前、在对你们的鲜活面容的回忆里，发出永无休止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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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自杀（4）
你像先哲一样睨着我，不愿意听我的胡言乱语。表妹，我在想，在这个星球上，每天都有人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论是在我们的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应该研究自己。人应该关心和研究自杀问题。人应该尽量消除造成的自杀的客观条件，矫正灵魂深处的偏差。活的更好一点，活的更像人一点。毫无疑问，自杀曾经使一些人英名盖世，自杀也使一些人遗臭万年。光荣的自杀，勇敢的自杀，怯懦的自杀，有意义的自杀，毫无价值的自杀……希望能有人来研究自杀，希望能有人来研究近年来农村姑娘的自杀，不但到贫困的地区去调查，也要到富裕起来的地区去调查。救活一个姑娘，比炸掉一个暗堡更加功德无量。表妹，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来评价你这次最后的行动。一个平凡的人死了，让所有平凡的人都难过。你在乙丑年七月初七夜半时分，喝了250CC剧毒有机磷农药，十分钟后药力发作。你爹听到你临倒前长叹了一声。送到医院时，你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给你打了几针，但除了让化学物质更快地腐蚀你的肌体，除了给你爹增添一点债务，已无任何意义。你生于1963年3月5日，作为一个人，你在这个星球上，生活了二十二年多五个月。
为了防止苍蝇往你的脸上吐唾沫，我拉过了一条肮脏的白床单把你的脸和你的身体遮盖起来。就像一层发黑的雪，遮没了朦胧的丘陵和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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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教育（1）
不久前，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多可以说是义愤填膺的文章纷纷见诸报端，而且，据说这些文章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家庭出身中农，也由于我敢于跟那些当了红卫兵头子的老师对抗，所以，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部队艺术院校学习。我没有进过一天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着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我的不自信是因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着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治形式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地否定了，因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产阶级”，那就只学《 毛主席语录 》。我在小学学习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 毛主席语录 》当了语文教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又把“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复。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共产党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共产党“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革”后，共产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着变化。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着老师升虚火，强抒“无产阶级”之情，硬逼着90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着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批评起共产党的错误来，比我们这些所谓的“有问题”的作家还要刻薄，他们自己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的呀！这些最“革命”的作家早已变成了美丽的蝴蝶满世界飞翔着传播爱心，但我们还在强逼着孩子们学习他们那些咬牙切齿的文章。
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里，“人道主义”“人性”，都被打上了“资产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的标签，进一步发展就是谈情色变，经常被引用的就是鲁迅那句话，“贾府的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其实鲁迅也不是焦大，他也不敢肯定地说焦大不会爱上林妹妹。共产党进城以后，多少“焦大”改造了家庭，娶了成千上万的“林妹妹”做老婆。但人们不敢面对现实，尤其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鲁迅先生通过阿Q揭示了部分“国民性”，鲁迅先生还用他那些匕首般的杂文，揭示了中国人的虚伪。这是更为普遍的“国民性”。因为虚伪，我们口是心非；因为虚伪，我们亦人亦鬼；因为虚伪，我们明明爱美人，却把美人说成是洪水猛兽。更为可怕的是，长期的虚伪，形成了习惯，使我们把虚伪当成了诚实。我们明明满口谎言，却并不因为说谎而产生一点羞赧之心。这就来了，明明我的儿女公费留学后全都不回来了，我还是理直气壮地批评那些不回来的留学生；明明我的儿女在国外过着好日子，我却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性。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病态”的“资产阶级”感情，但我们却硬要消灭学生头脑中的这种感情。我们教材中的有些文章作者明明是表达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感情，我们却硬要给人家进行“无产阶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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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伪的教育（2）
问题还是回到我们的教育目的上来吧，我们的语文教育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学生能够用独具特色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 允许摹仿着教材上的光辉样板抒发“无产阶级”感情 ）；我们要培养的是思想“健康”的接班人，并不需要感情细腻的“小资产阶级”；我们恨不得让后代都像一个模子里做出来的乖孩子，决不希望培养出在思想上敢于标新立异的“异类”。国家鼓励人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标新立异、发明创造，但似乎并不鼓励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标新立异，更不希望你发明创造。尽管国家有宗教政策，允许人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相信基督教、伊斯兰教或是佛教，但在我们的学校里则决不允许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由此决定了我们的教材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由此决定了我们要通过语文教育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于是，语文就变成了政治的工具。于是，我们的孩子们的作文，也就必然的成为鹦鹉学舌，千篇一律，抒发着同样的“感情”，编造着同样的故事。我读过我女儿的从小学到高中的应试作文，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倒是她遵照她的中学老师的嘱咐写得那些对她的考试毫无用处的随笔和日记，才多少显示出了一些文学的才华与作为一个青春少女的真实感情。可见孩子们也知道，写给党和国家看的文章，必须说假话，抒假情，否则你就别想上大学。如果我们的这种教育方法真能把我们的后代培养成除了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外什么都不相信的“红色接班人”，那就这样搞下去吧！但事实恰恰相反，孩子们在上学期间就看出了教育的虚伪，就被训练出了不说“人话”的本领，更不必说离开学校进入复杂的社会之后。
仔细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传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些学子们，用一种笔调写应试的八股文，用另一种笔调填词赋诗写小说。做八股文是正业，关系到个人前程；填词赋诗写小说是副业，是野狐禅。《 儒林外史 》中鲁编修家的小姐，发现自己的新婚夫婿只会写诗根本不会写八股文，气得当场昏厥，可见不会写八股文连漂亮的小姐也不爱。那时的文人，在文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大概有两种情况：一是屡试不第，绝了科举的望，于是就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抒发心中的愤懑，譬如蒲松龄。二是科场得意后，但官场上不得意，被贬到天涯海角，但饭还能吃饱，闲来无事，就写诗填词，发泄感情，打发岁月，如苏轼等人。当然流芳百世的是他们的诗词小说，而不是让他们金榜题了名的八股文章。当然，考中了举人进士的人成千上万，但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名字，蒲松龄的名字却永垂不朽。我们的孩子，一旦考上大学之后，大概再也不会用那种笔调写那种应试文章，就像用一块砖头敲门，门敲开了，砖头肯定要扔掉。90年代的语文教育，实在不应该为了帮学生雕琢一块砖头费这样大的力气。这就让人想起了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