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代的斗争方式像瘟疫一样四处传播的时候，它对人类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从广播中获知谁被击垮。人的求知欲和学习能力，从来都非常强大。既然我们能从手机广告中知道如何追求女人，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塔斯社的广播里，学习如何斗争敌人。
在这一点上，革命的良心、失明的强者、中央的捍卫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掌握得十分到位。当然，这也是他为什么不会伟大的缘故之一。
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在〃父辈〃那一章节里，我曾经提到过阿尔焦姆反对保尔藏枪的事情。不记得了？没事，许多读者朋友都会这样，看到后面忘了前面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大家在读书上的毛病。事情是这样的，保尔领了一支步枪，偷偷藏了起来。阿尔焦姆知道之后，勃然大怒。他告诉保尔，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但很快，作者用谢廖扎藏枪和保尔偷枪的事情，说明阿尔焦姆才是真正的失败者，他胆小懦弱，不敢承担。于是，当保尔离开家乡投身革命的时候，他只能在一边看着。
说到这里，相信许多看过或没看过这本书的读者都知道，阿尔焦姆是错误的。他不但没有保证自己积极向上，还试图阻止他的弟弟。这个人不值一提。好了，到这里，阿尔焦姆算是失势了，没有必要在宏大的革命叙事中，再提到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了。
但是，很快，保尔在养伤的阶段去看望了这位小人物。他在干什么呢？他落后了，干了一系列的蠢事。指望在一个〃工人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安安心心地作一个小富农，一个典型的落后分子。他现在干的事情，只能证明了当初读者的判断是对的。他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漠不关心，不关心〃国家大事〃。
藏枪的事情，实际上是说明阿尔焦姆已经失势了，他落后了，赶不上〃滚滚向前的车轮〃了；作富农的事情，恰好就是作者踏上的一只大脚，不但证明了他的落后，也否定了革命之后，他会转变的可能。
肯定会有人看到这里，跳出来说我是胡说八道。因为后来在列宁去世的时候，阿尔焦姆主动要求入党了！难道不能说明他的转变吗？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场景。
在阿尔焦姆提出入党要求之后，一个因为〃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的共青团员站起来：〃让柯察金同志说说，他为什么让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这个人是谁呢？哦，看不清楚。但历史让我们相信，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在关键的时刻跳出来，找寻一个人历史上的瑕疵。在他们看来，那些〃地、富、反、坏、右〃的人物，家庭出身不好、对面军队投降过来的家伙，试图入党或进入政府，绝对是投机主义，他们最多只是一个〃同路人〃。时代终将在一个岔路口，找出这些历史问题，给予他们致命一击。
如果我仅仅只是在这本书里，找出阿尔焦姆一个人，似乎难免有些牵强附会。这里我们再找一个人物，他的故事将更精彩一些。这个人叫做杜巴瓦。
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杜巴瓦是保尔的战友、朋友，曾经亲如手足的阶级兄弟。他们一起投身保卫祖国的战争，一起在大雪纷飞的工地上铺设铁轨。因为反对新经济政策，他和保尔曾经成为工人反对派，但在政治斗争中他们认输了，主动要求回到党内。他有一个女朋友叫做安娜，保尔是亲眼看着他们两个走到一起的。不过，杜巴瓦有些小气，当他得知有个小伙子也喜欢安娜的时候，找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把他调开了。
接下来是保尔患了伤寒病，病愈之后他回到城市，杜巴瓦已经去共产主义大学深造了。杜巴瓦再次出现的时候，是作为支持托洛茨基的党员，参加党内大讨论的。附带一句，这次大讨论是保尔仇家的大聚会，图夫塔和茨韦塔耶夫都为支持托洛茨基而参加了。
没有必要在这里详细描述双方之间的斗争过程；反对派在这次斗争中失败了。斗争的过程一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杜巴瓦的历史问题被拿了出来。
就拿杜巴瓦来说吧，他正是托洛茨基分子破坏党纪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他们以前都在这儿工作过，现在回来就是为了在党内煽风点火……同志们，大家该还记得，三年前，也是在这个剧场里，杜巴瓦同志和一批〃工人反对派〃的成员回到了咱们的队伍里。当时，柯察金发了言，这个发言同时也是受杜巴瓦同志委托做的，发言中说：〃党的旗帜永远不会从我们手中掉下去。〃大家还记得吧？但是，不到三年，杜巴瓦同志已经把党的旗帜抛弃了……
发言的人叫做塔莉亚，是保尔以前室友的妻子。三年前在同一个地方，保尔和杜巴瓦一起反对新经济政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又回来了，结果他们被开除出了共青团。这段叙述只存在于作者手稿上，发表时被删除了。对照国内普遍见到的版本，这段内容应该是紧接小说第一部分的结尾。
在那次斗争中，保尔和杜巴瓦这些反对派失败了。但团省委作出决定〃只要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愿意回来，欢迎所有的人归队〃。于是保尔作为代表，作了一次深刻的大篇幅的长久的检讨。
在检讨中，保尔提到了朱赫来对他的教训，朱赫来说保尔如果站到反对派一边，〃那么我们就把你当作反革命墙壁〃。接着保尔又生出感慨：
……当我们这些死硬分子被开出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才开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上的死亡……因此，我们公开地、直截了当地，以工人的纯朴对党说，〃还给我们生命吧〃……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我们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的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于是，在这次和托洛茨基反对派斗争中，保尔被作为一杆枪，拿出来对付杜巴瓦了。接下来塔莉亚读了一封群众来信，信里谈到了保尔在此之前和托派分子的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很快变成在武斗，保尔被打得满脸是血。不过，那个党支部的许多人都站到了保尔的一边。
如果不是因为半个世纪之后，中国发生的历史，我们是不会清楚这种斗争的策略性的。对于塔莉亚这一派而言，她们需要有一些尖锐有力的东西，来对付托派。大家都清楚，会场上的辩论是解决不了问题。正如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无论是塔莉亚提出什么观点，还是图夫塔说〃晴雨表〃，都得不到别人的认真对待。台下面始终是乱哄哄的一片，人们早就按照派别战好位置，等待反对某个人。
所以，〃文攻〃到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发生变化。一种方向，是〃武斗〃；另一个方向，就是拿出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来驳斥对方。
于是，杜巴瓦的反党历史就成为了一个武器。反对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再次被翻了出来。对于论战双方而言，叛徒和反复无常的小人，都是值得鄙视的。杜巴瓦刚好两者都具备了。
而保尔就成了另一个典型，他曾经是杜巴瓦阵营的人物，但最后认识都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来了。你看，这就是区别。保尔是真正的党员，所以党接纳了他。而杜巴瓦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
如果斗争只是发展到这一步，那么我没有什么理由指责作者，受到了这种斗争模式的影响。但故事往往总是凑巧的，事情从来不是单项的。接下来，杜巴瓦出了问题，他和老战友们闹僵了，大家背他而去；他和安娜结婚了，却因为政治观点不合，而导致分居。你看，这就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对杜巴瓦斗争的一部分了，这个托派分子，因为政治问题，已经众叛亲离了。
再后来，杜巴瓦和安娜也闹开了。在作者手稿上，保尔和丽达参加全俄代表大会的时候，保尔告诉丽达，杜巴瓦表面上向安娜承认，不再参与托派活动，但私下却搞一些小组织活动。于是夫妇之间彻底决裂，杜巴瓦甚至对安娜讲：
〃有什么了不起？去吧，去报告吧。你以为，我就这么想当这个党的党员。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偷听丈夫的谈话。〃
保尔当时也在现场，他和杜巴瓦很好地谈了一次。这次谈话有两个两点，第一是保尔清楚了，杜巴瓦是不可能回头的，他是死硬的托派分子；第二是杜巴瓦对保尔讲了一句软话。他说：
〃保夫卡，我知道你没有僵化，也没有成为怕丢乌纱帽而投参成票的官僚，不过，你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
以上两小节十分重要，我们将稍后再谈。
杜巴瓦在这本书里的结局是这样的：保尔最后一次探望他的时候，他〃睡眼惺忪〃地走出来，〃脸色灰白，眼圈发青〃，〃身上散发着刺鼻的洋葱味〃，浑身散着一股酒气，床上躺着一个胖女人。
杜巴瓦的〃政治生命〃彻底完结了。他对和保尔谈话感到厌烦，〃连我该跟什么人睡觉也要你们下指示吗！这些说教我早就听够了！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吧！去告诉大家，就说我杜巴瓦现在又喝酒，又嫖女人！〃
在苏联官方最终定稿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上，关于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的内容，删去了一大半。这些我们可以理解，在斯大林最终得到领导权之后，最希望群众获得的信息，不是表现斯大林和诸多反对派的斗争，而是希望群众知道，斯大林从来就是除了列宁之外的，党的第二号人物。他成为列宁的继承人，是名正言顺无可厚非的。为此，即便是〃根正苗红〃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东西，也面临删节和修改。
但有些东西，是负责政治审查的人所无法预计的。比如上面我们提到杜巴瓦说的话，〃这种党，连老婆都党特务〃。这句话传达的信息十分准确，政治斗争已经容不下〃夫妻〃两个字了，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划清界限的事情，是时常发生的，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个话可以让人认识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是多么地变态和畸形。
而杜巴瓦称保尔是〃那种除了红旗之外，什么也看不到的〃人，似乎也可以作为许多人对保尔的一种普遍认知。这种认知出于对保尔的爱护，他不是不知道党的问题，而是被〃红旗〃蒙住了眼睛。这是一种肤浅化的表现。身在革命浪潮之中，却不知道风雨的凶险，对于保尔这一级的干部而言，是不存在的。相反，正因为他知道风浪的凶险，所以他必须隐忍和等待，像杜巴瓦那样失去〃政治生命〃的事情，不能在保尔身上发生。否则将来的一切事情，他都无缘参与。
而保尔等待的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集体农庄〃。
谈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说一说这次党内斗争。这次斗争是由1923年12月11日发表了一封托洛茨基的信而引起的。信的名字叫做《新方针》，是托洛茨基写给党的会议的。这封信和后来托洛茨基写的两篇文章，以及一些相关材料，一起编成了一个名为《新方针》的小册子。这一系列的材料主要内容有个：〃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应当〃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清洗机关中的一切官僚主义分子，用新干部取代他们……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应当启用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我们熟悉的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的说法，就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这些材料引起很大范围里的争论，各地纷纷举行各地党组织的全体会议和对〃左派〃反对派的派别会议。保尔他们和杜巴瓦的这次争论，应该就是其中一部分。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主要是青年学生和机关职员以及一些军事组织，在企业中的支持者很少。杜巴瓦他们几个就是青年学生。
我们在书中也看到，保尔和杜巴瓦两派关于党的机关是否已经官僚化，老近卫军是不是已经变质等问题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场斗争是关于列宁去世之后，谁将成为党的领导人之争。《新方针》小册子，就是为了贬损托洛茨基的竞争者而出现的。所谓〃党不应该追随保守派〃和〃使党的机关服从于党员〃的说法，实际上是针对斯大林。当时斯大林是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主管机关行政工作，〃应该使任何人都不能也不愿在党内制造恐怖气氛〃的指向也是斯大林；〃党的老近卫军有退化变质的可能〃是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至于启用青年人，则是托洛茨基在拉帮。
与〃左派〃反对派的这次斗争，最终以托洛茨基的失败告终。有意思的是，斗争进行到后期，托洛茨基把话题引向历史问题，希望在历史履历中找到自己是党的二号人物，且功勋卓著的证据。平心而论，托洛茨基的确曾经是党内的二号人物，且在很多场合受到和列宁一样的崇拜。许多集会场合有祝〃列宁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健康的标语，机关悬挂他们的肖像，歌曲和军歌中赞扬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这次历史问题的追究，却被人翻出了1913年托洛茨基给孟什维克领袖之一的尼·齐赫泽的信件，在信里托洛茨基怀着强烈的不满和愤恨，给予列宁否定性的评价。按理说，1913年的时候，托洛茨基还是孟什维克，作出这样的评价无可厚非。但这些信件被挖出来的时间，恰好是全党在哀悼列宁的时候。在这样的历史问题面前，大部分人失去了理智，将攻击的矛头对准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于是，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一下子降到最低点。
当然，要等到托洛茨基彻底垮台，被驱逐出境，直至在墨西哥被谋杀，还有待时日。这也不是托洛茨基第一次和斯大林等人交手，但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自此之后，托洛茨基的个人力量再也没有超越过斯大林。
在苏联历史上，对于个人历史问题的追究，一直是党内斗争的重要手段。确切地讲，这种手段甚至渗透到社会各个环节。在基洛夫被刺之后，恐怖一时的〃大清洗〃正式开张。在运用行政手段对党内外人士进行镇压的时候，历史问题就成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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