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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俄文译本介绍杨沫的那样微小的不实，母亲都无法容忍，对这么严重不实的过分吹捧，母亲岂能无动于衷？
１９９１年，已经７７岁的母亲给刊载该文的山东某杂志写信，指出该文的错误，请对方将自己的信公开刊登。但该杂志不登，母亲只好给其上级主管部门写信，依旧无人理睬……该文作者得知后，给母亲写信，解释其动机是好的，是歌颂母亲的，略致歉意，又表示自己文艺界朋友很多，奉劝母亲要三思而行，颇有威胁之意。在秘书摩拳擦掌，积极劝说下，母亲开始诉诸法律。
对方极不理解。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歌颂你杨沫的，说总理关注小说《青春之歌》的讨论；说布什访问中国特别约见你；说冯雪峰拍板决定出版《青春之歌》等等都是突出你杨沫优秀，突出你杨沫受重视，即使有些过头，也都是说你好，怎么构成对你杨沫的名誉侵权呢？你还要打官司，索赔名誉损失费，你杨沫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母亲回答说，１９５９年那次《青春之歌》的讨论，总理从来没有过问；布什总统１９８９年访华也从来没有接见过我；冯雪峰跟《青春之歌》的出版没有一点关系，如果我默认了这篇文章，明知不对也不更正，了解内情的同志们会怎么看我？那我不成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了吗？谁都喜欢荣誉，母亲也不例外。文责自负，她已经７７岁了，完全可以装不知道，置之不理。反正这都是别人瞎吹的，跟自己无关。但母亲担心面对这么过分的吹捧，一声不吭，岂不是默认？岂不是纵容虚假吹捧？午夜时分，扪心自问，能坦然无愧吗？将来还如何面对其他作家同行？如何面对单位领导？
在一般人的心中，能被周总理关注是非常荣幸的，能被老布什总统邀请并接见也是极难得的。这表明了你很重要，你很有名。有人为抬高自己身价，甚至会用移花接木的手段，把自己和大人物的照片合成在一起，拿来炫耀，拿来过瘾。可对母亲来说，让别人这么没边儿没沿儿的编瞎话吹捧，如同受了侮辱。后来，对方四处散布说，杨沫为了屁大的小事，就打官司，无非是想敲人家几个钱。母亲回答说：我提出赔偿精神损失，是要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对这种不顾事实的吹捧阿谀说一声“不！”并不是图那几个钱。所得的钱我一个子儿不要，全捐出去。最后她赢了，如约地把对方赔的钱凑够２０００元捐给了希望工程。
对方感叹道：今后写文章确实应该少一些溢美之言，否则，碰见了杨沫这样的人，反受惩罚。
三
我不是母亲的宠儿。
我从生下来就放到农村老家，解放后４岁时才接到北京。虽然只与父母分别了短短４年，却造成了我与父母之间的深深隔膜。
母亲年幼时老挨打，是暴力的受害者，但让人不解的是她对自己的孩子也主张打。我是在姑姑的爱抚下长大的，从不知道什么是害怕，刚来到北京时，整天在院子里乱跑乱钻，十分淘气。被母亲认为野得要命，说是农村的姑姑把我惯的。她跟父亲合伙，狠狠打了我几次，把我打老实（见母亲１９５１年５月３日日记）。
从那以后，我见了父母像老鼠见了猫，不寒而栗。平时给我送到新华社托儿所，只有周末才接回家，回家后，我也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跟保姆睡在一起。我的活动天地就是饭屋和厨房，只有吃饭时才能与父母见面。除非父母叫我，我不敢去父母的卧室和客厅。
农村的姑姑待我比待自己的儿子还好。每逢我和她的孩子打架时，她总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说：“小波还小，你应该让着他。”我作为一个小孩尝到了姑姑的厚爱，回到自己家后，自然感觉母亲冷漠，对母亲不满。但母亲认为姑姑的爱是娇惯孩子，只有家庭妇女才那么干，嗤之以鼻。我从学校回家后，母亲绝少到我的房间看看我，与我说两句话。父亲更是冷酷，老动手打。家里有什么好事，如参加什么活动，看什么表演，很少带我去。所以我对这个缺少温暖的家，没有感情。“文革”中打砸抢他们绝非偶然。
据常来家串门的人说，他们也感到母亲不大喜欢我。因为不是自己带大的，感情上有隔膜很自然，但这种隔膜长期消除不了，越演越烈就不正常了。到北京十多年后，我对姑姑仍比对母亲亲，我跟姑姑在一起时，亲热随便，脸上浮出笑容，跟母亲在一起时，却紧张拘束，总绷着脸；我叫“姑姑”时，又响又亲，叫母亲“妈妈”时含糊不清，勉勉强强。
母亲喜欢干净，我是农村来的，没有卫生习惯，又受了《董存瑞》、《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钢铁战士》等电影影响，模仿影片中英雄人物的外形，以脏为美，觉得全身战火硝烟，脸黑污污的才好看，就故意不洗脸不洗澡，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母亲生气了就向父亲告状，说我怎么淘气，把父亲的火激起来，让父亲打，她在旁边观看。记得父亲打我屁股时，她还指挥父亲不要总打一侧，打那边几下。
可能小学三年级左右，大年初一吃饺子。我饿了，趁父母不在，吃得很快，狼吞虎咽。小胖报告了父亲，说我跟她抢饭吃。父亲过来，满脸怒气，啪啪抽了我两个耳光。母亲对父亲大过年的打我，没有一句批评。
还有一次，父母本来说要带我去看表演，后小胖说要去，就临时决定让她去。临出门前父亲看我哭了，返身回来重重抽了我一耳光。母亲站在旁边，也责备我不懂事……还有一次父亲为打我，把死死护着我的奶奶给推了一个大跟头，终于如愿。事后奶奶默默流泪，母亲却百般替父亲辩解。
父亲打我时，母亲大都也在场，记忆中她从没有挺身而出保护我不挨打。相反，她总在旁边指责我，给父亲火上浇油，使父亲下手更重。
女人太护犊子不好，可一点不护犊子更不好，缺少母性。本来我就是从农村来的，跟他们有隔膜，再这么打，更让我内心受到严重伤害。对父母除了恐惧，别的啥感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时，特别紧张，生怕为点什么小事，大巴掌抡下来。总缺少父爱母爱，我对父母也爱不起来。跟他们没话说，回到家就闷在自己房间，没事从不去他们的屋。就算我淘气得出格，也不能这么打。这么打只是让我反感他们，恨他们。
我内心里总是怀念老家的姑姑奶奶。初中时我回了趟老家，感受到了淳朴炽热的乡情，农村的大人小孩一个个对我都那么在乎，那么热情。返回北京的家后，几乎受不了家里的冰冷，憋在屋里泪流满面。母亲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４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
小波呢，更有意思，去了一趟老家，为老家的人们得了“相思”病。近日他消瘦，精神萎靡。昨晚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却原来是想老家。为此，他常常哭，衣服不换，因为是从老家穿来的，脸也不洗，据说可留着老家的“乡土气”？穴甚至连小便都冲着老家的方向。——后加？雪。多么痴情的孩子！亏他想得出。这样对他健康学习都有妨碍，我立即给他写了一信。……孩子也许从我们身上感不到温暖，故而才如此热烈地爱着老家的一切。
母亲分析得很对，我就是因为感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那么怀念农村老家。尽管那里贫穷肮脏，吃得不好，整天是倭瓜，上厕所时一群群苍蝇往屁股上落，却有浓浓的亲情。
后来，母亲也做了一些改正。我初三毕业前，她花４０元为我配了一副无形眼镜，让我应付参军体检。这在当时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全北京佩带者寥寥无几。为奖励我好好学习，她还给我买了一支气枪。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一个工人的月工资。
这一段母亲对我最好，偶尔，她还亲切地管我叫“波子”，让我听了心直发抖，全身暖融融，舒服无比。
记得住在国务院宿舍时，我正上小学，有那么一两次，她亲自给我洗手，说我的手黑得像老鸹爪儿，把我双手按在洗脸池里，抹上肥皂，用刷子刷。这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就像吃了蜜一样，甜蜜极了，４０年过去仍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还要冒口水。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更多的是淡漠，是疏远，是发脾气训斥。她不懂教育，往往一顿怒骂就把她那一点温情给我带来的好感全骂没了影儿。
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初三第一学期，我为申请入团，当着团支书张均满的面，用刀割破左手中指，表示决心。割得很深，血流如注。之后，我把左手放在左裤兜里，乘１４路公共汽车回家。左裤腿被鲜血浸透一大片，让周围乘客吓得不敢靠近我，怕沾上血。其中有位中年女同志特别同情，焦急地建议司机把我直接拉到医院。她那眼神充满慈爱和心疼。回到家后，母亲一边包扎，一边训我：新中国的青年有几个像你这样干的？你们学校有几个同学这么干？完全是旧社会封建江湖习气！
我一句话不说，脸色严肃。自认为这本是件很革命的事，回到家却挨批，万万没有料到。父亲也痛骂我搞旧社会封建帮会那一套，共产党从来不提倡这个！母亲骂我是罐里的王八，越长越抽抽。父亲怒目圆睁，冲上来又抽嘴巴，又拿大皮鞋踢。
我默默无语，怒视着他们。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气急败坏？我一没偷，二没骗，三没耍流氓。仅仅为申请入团写血书就这么拳打脚踢，打得我耳朵呜呜响。革命老人徐特立就曾当众断指，难道也是江湖习气？
那时我已１５岁，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含泪给周总理写信，诉说我为申请入团，惨遭父亲毒打，母亲在旁当帮凶。并揭发父亲在家里大搞法西斯独裁，家长制统治。因为我看见过父亲的委任状上写着周恩来的名字，就给他写信，请他严肃处理马建民。
１４路汽车上的人，素不相识，对我都那么同情，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却这么狠打一个鲜血浸透一条裤腿的孩子。而且，他们不是没文化的老粗，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著名作家。我自然痛恨他们，亲手把他们的一张很美好的合影照，一片一片撕成碎片。
除了感情上的隔膜之外，我跟母亲的矛盾也与我心胸狭窄，思想偏激，极“左”和幼稚有关。我是冀中人，看了很多反映冀中八路军的电影后，非常为自己家乡的八路军自豪。我回老家时，也遇见过不少当年的八路军。他们现在都是农民，黑黢黢的，说话有脏字，身上的衣服不那么干净。我被自己家乡的“土八路”迷住了。回到学校也不洗脸，不洗脚，以脏为荣。我在全育才小学是出了名的邋遢，新衣服非要在墙上蹭脏了才穿。我觉得越脏越土才越像八路军战士，那才漂亮。在女生面前特光荣。
母亲却喜欢干净，我自然不招母亲喜欢。我把母亲讲卫生，天天洗脸，养花养草，欣赏字画，当成资产阶级。潜意识里觉得母亲资产阶级化了。特别是在《青春之歌》成功之后，母亲成为名人，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做了很多高级衣服，还穿高跟鞋，抹香水。我感到很丢人。因为电影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太太，反面人物才这么打扮。
有时候，老家或根据地的老乡来找她，她总让保姆或我问清楚对方是谁，来干什么？如果是求她帮忙办事的，常让我们说她不在家。而我却很可怜这些吃了闭门羹的人。觉得人家老百姓大老远来找你，你却骗人家。林道静对上门求助的穷苦人那么热情相待，你书上写的跟你实际做的不一样呀，所以对母亲有意见。
上高中后，回家次数越来越少，基本上是一个月回一次。母亲也无所谓，绝少流露出想念我的意思。所以，我对母亲越发不满，感到母亲心里没有自己，便憎恶这个家，觉得它散发着资产阶级霉气，充满虚伪和自私。
我崇拜解放军，也认为《青春之歌》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如《烈火金刚》好看。很不好意思她写了这种书。初中上语文课，讲到她的一篇文章时，我甚至想旷课。虽然她很有名，却羞于向人承认自己是她的儿子，很羡慕那些革军子弟。因此“文革”前，我与母亲的冲突，多是因为我的极“左”观念造成的。我受了当时左的宣传，总嫌她不革命，沾染了资产阶级生活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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