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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做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嗳，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间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对贵阳这件事，林斤澜一篇散文《亭子里的眼睛》也不约特意提到，“现在他父亲回归道山了”。可见林斤澜往心里去了。
叶至诚“回归道山”，林斤澜立即写《念至诚》发在《钟山》。旋又“无端觉得《念至诚》那篇文字，写得草率。无端以为那样的文字，不能让至善至美看见，更不用说叶圣老了。”林斤澜又写了一篇《再念至诚》，发表在《文汇报》上。
林斤澜说，他和叶至诚高晓声有着很深厚的友谊，而叶至诚一家三代都认识，都觉得亲切。三代作家，三代好人。
１９５０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分手后，林斤澜即到北京人艺写剧本，后来转到北京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叶至诚腰间挎一支驳壳枪，参加土改。他作词《啥人养活啥人》一歌，风行大江南北。叶兆言说，“父亲福星高照，官运亨通。到１９５６年春天，刚满３０岁的父亲已是省文联党组成员，是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的妻子是江苏锡剧“皇后”姚澄。
可是，叶至诚不是当官的料子。他的梦想还是当一个大作家。
灾难很快降临到叶至诚的身上。陆文夫回忆道：
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１９５７年的６月６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
叶至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我无法回答……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要求艺术变革（注意：并非变革政治！）的一群人，活生生被打成右派，打入另册！叶至诚在一个会上戴上右派帽子，散会时摘掉帽子，这是照顾关系，他毕竟是叶圣陶的儿子。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畸形儿。但，“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动容，最终一网打尽，无一逃离厄运。只是叶至诚有个容身单位，高晓声就一棍打死，一撸到底，遣送老家当农民，“土里刨食”。
南京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北京文联的秘书长也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林斤澜逃脱了，结论是：“没有材料。”
叶兆言说，“我生于１９５７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２０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又说，“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摘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仕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倒霉蛋。”
“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低着头听人说话。１９５７年的‘反右’会这么有力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人往往会变得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可怜。父亲真正做到了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做任何事。”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木头人，任人摆布。”
林斤澜说，“文革”时，北京文联解散了，他在一个电影院里当了领座员。这个活比较轻松，今天看去有点滑稽，那时的电影绝不好看，要不然，领座员还真是一个美差呢。后来林斤澜调到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图书还没有你家多呢。”林斤澜便称病在家了。
我看到一则“文人轶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乃指公平交易。‘文革’中，林斤澜买扒鸡，付钱讫，售货员亢然高唱：‘翻身不忘共产党！’林稍怔，见彼愤然有鄙色，即肃然对曰：‘吃鸡不忘毛主席！’方得鸡矣。”我问林斤澜这是不是真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林斤澜在“文革”之初也曾被批斗。一个工人作家在身后做林斤澜的“喷气式”，把林斤澜做得挺疼的。怎么回事啊？林斤澜回头看他，他向林斤澜深情地笑笑，意思说：“啊咦，意思意思嘛。”
可以说，林斤澜在“文革”是基本自由的。银行存款，悉数冻结，但他和夫人都有基本工资，一家三口，日子相对滋润。叶至诚就不同了：他推板车运垃圾，他卖造反派的油印小报，他挖防空洞，他敲碎石子，他打扫厕所，他那时每顿能吃六两米饭。“穷得自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一天只能抽几支廉价香烟。”
叶至诚和林斤澜还有个区别的地方，是“文革”中叶至诚写了不少东西，而林斤澜不著一字。杨沫想写《青春之歌》续集，征求林斤澜意见，林斤澜说：“要是我，一个字不写。”他的确什么都没有写。那么，叶至诚写了些什么呢？除了交代材料，就是剧本。他的职业就是编剧。先是在越剧团，后是在锡剧团。他是奉命写剧本，领导说要写一个什么内容、要表现一个什么思想，叶至诚就得去写。他被别人当枪手，自己只是混饭吃而已，没有丝毫愉悦，只有做枪手的痛感。叶兆言在《纪念》中，写了父亲的被奴役：
除了政治上的风险，写剧本最大的苦处，就是必须马不停蹄地按别人的旨意改。什么人都是父亲的上司，谁的意见不照办都麻烦。每一层的领导都喜欢作指示，都觉得看了戏不说几句不行。碰到懂行的还好，碰到不懂的活该父亲倒霉。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集体创作，集体创作说穿了就是大家七嘴八舌瞎说一通，然后执笔的人去受罪。
……各式各样的领导，局领导团领导包括工宣队军代表，各式各样的群众，跑龙套的拉二胡的什么也不做的，只要有张嘴就可以对父亲发号施令。无数次下乡体验生活，无数次半夜三更爬起来照别人的旨意修改，父亲在没完没了“没有自己”的笔耕中，头发从花白到全白，越窝囊越没脾气，越没脾气越窝囊。
叶兆言还说，“文革”中，他父亲有一件灵魂深处至痛的事。那就是在逼迫下，把枕边的话原封不动地交代了，这种过分的老实，使妻子差一点儿被打成了反革命！叶至诚为此后悔、内疚了一辈子！叶至诚的人生哲学是“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可他竟伤害了妻子！
好，否去泰来。叶至诚５４岁的时候，“探求者”的冤案平了反。高晓声、陆文夫、方之蘑菇一样冒出来，铁树一样开了花，他们抓拉时代和政治的引线，作品都爆响。叶至诚回到作家协会，写自己曾经熟悉的散文和小说，可没有老朋友那样大红大紫。骨子里狂妄性格已经回来，他嘴里没说什么，可心里一定不会好受。
叶至诚和高晓声做了《雨花》的主编。叶兆言说：“父亲常常和我说谁谁谁的小说怎么写得这么差，又说谁谁谁应该这样写而不应该那样写。得奖小说常常是父亲抨击的对象，红得发紫的小说常常读了一半便扔掉。谁也不会想到老实窝囊的父亲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父亲对于文学有一双很毒的眼睛。时髦的伪劣产品很难躲过父亲的法眼。”
我的印象中，《雨花》封面白地，上面点缀写意画，很素净的样子。但《雨花》的影响并不大。这可能和地位地域有关系，北京的《人民文学》和上海的《收获》总是老大。也可能和做过右派的主编有关系。叶至诚能像叶兆言所说“在文学上会那么狂妄，那么固执和生气勃勃”吗？这种情况可能在家里，在儿子的面前，在外面就没有这个气量。
１９８０年５月，汪曾祺经不起林斤澜的撺掇，拾笔改写陈稿，就是《异秉》。主人公的“异秉”是什么？那就是“先小解，后大解”。文章有巧思，又结实又诙谐。汪曾祺戴右派帽子劳动，后多年在京剧团搞样板戏，脱离文艺界，人事生疏。林斤澜说，交给我吧。林斤澜把它寄给了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特别强调“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叶至诚和高晓声都以为好，但多月发不出来。林斤澜便写信问，叶至诚回信：“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说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又发出来了，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曾祺欣赏编者按，认为“懂行”。
林斤澜为什么不把好小说交给大刊物呢？为什么交给自己的老朋友呢？为什么还要交代“这是江苏作家写的江苏的事”呢？我猜想，多月发不出来和叶至诚的胆小有关系。政治要求文学是奴仆，政治太可畏了，叶至诚被打怕了。“小说组通不过”，这是什么话？高晓声不是写了编者按，给发出去了吗！“先小解，后大解”，实与政治无关，叶至诚为什么不“狂妄”不“固执”不“生气勃勃”呢！
林斤澜认为叶至诚编《雨花》时，最被看好的是编了一个栏目：“新世说”。“新世说”仿效《世说新语》。那是“志人小说”，记述汉末魏晋士人的生活言行。“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林斤澜很是欣赏叶至诚做了这件事。栏目以笔记体实录“文化大革命”，事不论巨细，文不分长短。行内人以为真是个好主意。后因编者作者两方缘由，扩大到“文革”以外的世态，仍然可观。
叶至诚的办法是约几位文友打个头，引起注意，再从大量来稿中挑选。大量纪实的笔记，离文学渐远，但别开生面，在中国别无分店。“几位文友打个头”，林斤澜自然在内，他写了好几个稿子。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