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强旺的中国安全官紧跟着他。我们单独相处时，这位仁兄甚至企图闯入。我的侍从一度出面制止他，结果在我手中差点演变成紧急意外事件：他有武器。最后，我到底安排了一些时间，与班禅喇嘛单独相处。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实、守信的年轻人。由于比我小三岁，至今尚未即位，使他仍保有一股天真的气质，视我为一位非常快乐、愉悦的人。我觉得和他十分亲近。我们两人都不知道，他往后过的是多么凄惨的日子。
对这同一件事，另外一种回忆出自当年中共西北入藏部队的首长范明，他是当时中共方面处理和护送班禅返藏问题的具体负责人。他在1989年写了一篇三万五千多字的文章，回忆班禅返藏情况。其中班禅与达赖见面的部分是这样的：
班禅返回西藏，在拉萨与达赖会见的仪式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演变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达赖方面竭力找借口企图把班禅的地位和影响压低，提出在达、班会见时，要班禅向达赖磕头，班禅的座位比达赖低两格，班禅给达赖朝贡，不让班禅驻锡大昭寺等。这些意见转达给班禅后，堪厅官员很生气。他们提出要是这样，干脆不进拉萨竟回日喀则，双方坚持不下。……工委（指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又开会讨论，提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论年龄，班禅比达赖小几岁，虽然不是师徒关系，但是达赖年龄大，从这一点出发，达赖与班禅初次见面时，班禅可以给达赖行磕头礼，然后两人再行碰头的平等礼；座位问题，历史上达赖是班禅的师父时，座位可以高一个垫子，这次达赖与班禅见面应以两人平座为好；将朝贡改为达赖、班禅互赠礼物。经过反复研究，初步作出了四条决定：班禅给达赖磕头，达赖站在宝座前；班禅与达赖互换哈达；班禅与达赖互相碰头；班禅与达赖的宝座一般高……经过一整夜的工夫，班禅方面才勉强同意了。但提出要我们保证，不再变更。我向他们拍了胸膛，说了硬话，作了保证。回过来，我又找国华同志（中共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谈堪厅的意见，国华说阿沛（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作出保证。4月28日下午，达赖与班禅在布达拉宫会晤。但当班禅给达赖磕头时，达赖不站起来；而且把达赖、班禅互换哈达，变成班禅献达赖接；把班禅的座位不仅压得很低很小，而且摆在旁边。对此，班禅方面的人很气愤，纳旺金巴把他的棒都要举起来，班禅警卫营去的卫士，气得几乎要开枪。幸有刘旭初同志作了制止，才未酿成大祸。事后，班禅方面的人痛哭流涕，说是我们欺骗了他们。
两个回忆如此不同，应该相信哪一个？简单地以信任感判断，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相信达赖喇嘛。但是对当时情况有一些了解，就更容易倾向范明。达赖与班禅的矛盾由来已久，噶厦政府百般阻挠班禅返藏尽人皆知，当时同意班禅返藏是迫于北京压力，于心不甘，为此而做出一些小动作，在接待礼节上压班禅一头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争执也符合西藏文化的特点。范明的叙述比起达赖喇嘛的叙述细节完整，更有说服力。而范明写文章时早已退休，此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挨整多年，没有太多的理由去编造与他不相干的事情。当然，我并非说达赖喇嘛撒谎，因为我已经注意到达赖喇嘛的叙述中有“循官方的会见程序”的字样，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与班禅礼节之争的所有那些不愉快都放在这几个字之中，他并没有故意歪曲事实，只是没有将具体情况公开出来而已。而且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造成班禅方面不愉快的，不是达赖一边的问题，而是“官方的会见程序”，争执也是在下面人之间进行的。当一个被称为太阳、一个被称为月亮的两位活佛单独见面时，肯定不会为那些小事针锋相对，至少表面上会保持亲切友好。在达赖喇嘛的叙述中，尽可以突出这友好的一面。如果真是这样，达赖喇嘛和范明的回忆就都成了真的。然而对同一事件同为真实的描述，给人的印象却截然相反，怎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差别就产生于叙述的技巧。由此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传媒的技巧已经超过了事实本身，事情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由传媒、而不是由事实本身所决定。传媒不用故意歪曲事实，它只需要把事实中的要素进行不同取舍和组合，就可以使“事实”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再现。而如何取舍和组合是由传媒说了算的，这就是传媒之所以在当今世界掌握巨大权力的来源。大部分事实都需要通过它的传播才能为人了解，它因此成为事实的主宰者。达赖喇嘛自传里还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在第十三章“西藏真相”的一开头，达赖喇嘛这样说：
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份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我自己的朋友。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凭借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他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例如达赖喇嘛1987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 ，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 。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 、“小孩被驱迫为奴工” 、“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 、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二千五百名无武装西藏人” ……也都甚为离谱。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都免不了）的特例。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1964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了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人拽住的长度。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搀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当西方在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他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便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他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相信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第十五章 中共在西藏的“拨乱反正”
1、开放的礼品
随着毛泽东撒手人间，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的契机。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终得机会实施他在韬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国之蓝图。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座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何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达赖方面立刻做出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1979年的3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