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会谈到。措美水电站只是西藏众多的类似工程之一。近年，除了北京要向国际社会表演它在西藏推行现代化的成就，被北京指定援助西藏的内地各省也开始在西藏进行同样的表演，只不过后者的表演是给北京看的。各省官员以此为“政绩”而邀功领赏，使得其表演愈加浅薄和无用。例如负责援助西藏山南地区的福建，其派往山南朗县的官员搞了近千万元的投资建设了一条“商业街”，样子挺漂亮，做为电视新闻播出去也挺有效果，可是朗县是个整个县城杀一头猪都卖不完的地方，全县每年除了几百公斤的虫草，没有其他任何商品。在没有商品和市场的地方，搞一条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商业街”能发挥什么作用呢？于是轰轰烈烈的开业仪式之后，就只能听任风吹雨淋，自然报废了。不过这对那些希望表演的官员来讲并不重要，只要中南海的决策者能够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一眼，他们期望的回报就可能全在其中了。
3、“稳定集团”是西藏现代化的动力与受益者
前面说到了推动西藏现代化的两个因素，一个是“稳定集团”的嵌入，另一个是现代化表演。看上去，两个因素似乎各自独立，但是深处却有难解难分的联系──一方面，“稳定集团”由北京全盘供养，另一方面北京要通过“稳定集团”实现它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两个因素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相关，“稳定集团”就可以利用北京在西藏的现代化表演，获得对自身的利益和更多的供养。此类现象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典型例子之一是西藏一度建立过大批滥竽充数的学校，打出的旗号当然是发展西藏教育，内在动力却是“稳定集团”成员可以借机把自己的亲友安插到学校去当教师。当上教师，就可以领取工资。在那个时代，能领国家工资是社会地位（成为“稳定集团”成员）的象征，生活也就由此有了基本保障。为了这个目的，建立的学校越多，可供安插的位置自然也多，至于那些亲友们有没有当教师的能力，就不是主要考虑的问题了。类似的例子还有七十年代西藏汉人干部和职工（“稳定集团”成员）纷纷把内地亲友弄到西藏“农转非” ，也成为当时促使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原因之一。“农转非”是一个中共户口制度创造的独特概念，指把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但仅仅转为城镇户口还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有了城镇户口才可以成为“公家人”——领工资的国家职工。为了使他们来西藏“农转非”的内地亲友成为国家职工，在西藏掌权的汉人们除了尽可能地扩大已有单位的编制（这是造成西藏冗员众多的原因之一），还会想方设法地上项目。每开一个工厂或商店，就能提供一批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当年，那可是最为稀缺和宝贵的资源。在审批项目的过程中，每个环节的审批者可能就因为他有一个亲属需要安排，或是他的上司、同事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 ，审批就会因此顺利地通过。当然，心里的动机谁都不会摆在桌面上，打出的名义都是建设西藏的现代化。北京为此出的钱，相当一部分就这样转化为“稳定集团”成员对其亲友的供养。不过，那时革命的清教主义居统治地位，“稳定集团”以权谋私的现象还比较少。到了邓小平时代，一切趋于利益化， “稳定集团”借推动西藏现代化为名，行供养自己之实就越来越成为主要的成分。刚谈到的“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其中搞了不少楼堂馆所一类的项目，除了可以摆在大街上进行现代化表演以外，建设那些项目的重要动机就是满足地方官们自己的享受需要和讲排场的心理。“六十二项工程”中有一项是在北京建一座“西藏大厦”。当今在北京盖楼，其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为此无疑要花掉“六十二项工程”投资的相当一部分。然而，那座大厦的“现代化”跟西藏有什么关系呢？不难想知，能够享受那个“现代化”的，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他们需要在北京有一个体面的住所，一个舒适的安乐窝，一个自己能够随心所欲的豪华领地。不错，中国大多数省市都在北京建起了这样的大厦，动机与目的也都差不多，西藏相比之下还算搞得晚的。问题是其他的省市建大厦是花自己的钱，是从其地方经济的利税中拿出的，花的理直气壮。西藏的钱却是北京为发展西藏现代化提供的无偿拨款。而西藏的“稳定集团”用这钱把西藏的“现代化”建到了北京，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毫无关系，这种“现代化”到底是为谁所用，再清楚不过。当然，建到北京的项目就这一个，然而即使那些建在西藏最基层的项目，深入观察，也一样在被“稳定集团”转化成对其自身的供养。因为八十年代的“四十三项工程”资金和项目给拉萨太多引起西藏其他地方尤其是基层不满，十年后的“六十二项工程”搞了一些平衡，一是提高经济性项目的比例，二是给基层多分了一些项目，其中给各县兴建的电站就达到十几个。但是从措美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那些电站所发挥的“现代化”功能大部分仅限于照明，其主要的受益者是谁呢？是那些居住县城且使用电视机和家用电器较多的居民。而目前西藏县城的居民是些什么人？他们主要是政府机关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电站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他们。其次，每建一个电站，就需要招收一批新职工，解决一批人的就业。这在目前仍然以计划体制为主、缺乏市场吸纳劳动力的西藏，是年轻人普遍希望得到的位置。而那些位置，几乎全部都是被“稳定集团”的子女们所得到。一个项目的上马可以解决几十个子女就业，这对那些子女的父母们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对没有子女就业问题的官员，也是一个“寻租”机会，可以借此收取贿赂或交换人情。事实上，西藏上上下下各级的“现代化”项目所提供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是被“子女”们和“有关系”的人获得，普通老百姓几乎从无沾光的机会。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西藏“现代化”中所暗含的“稳定集团”自我建设、自我利用和自我循环的性质。正像措美当巴电站那样，西藏各县建成的项目，大部分是不能产生经济效益，甚至是不能维持运转的。然而这并不能妨碍地方官员上项目的热情，项目的钱不是他们自己出，而为项目的花钱却是他们花，那么多钱从自己手里花出去，其中肯定是有许多权力乐趣和实惠满足的，远比守着一个清水衙门处理日常琐事来劲。至于借项目就业的子女和亲友，反正给了他们“铁饭碗”，即使项目最终维持不下去，他们的“铁饭碗”也不会丢。最有西藏特色的是只要上了一个项目，从上面要到了钱，就成了以后接着要钱的依据。你不是要搞现代化表演吗？如果我这的项目维持不下去了，你的表演岂不就是失败，你的脸面会多么难看，在群众中的影响会多坏。何况，你已经投了那么多钱，不接着投就等于前功尽弃。还有，项目一旦维持不下去，招收的职工怎么安排？群众已经习惯点长明灯，退回柴油机定时发电，群众有意见，难保不会影响稳定……一般来讲，这样的策略经常是可以成功的。多年来，西藏的“稳定集团”一直在跟北京进行这样的讨价还价，成功地迫使北京拿出一年比一年多的钱，去养以前拿出的钱。拿钱的反倒成了欠债的，这是北京和西藏之间一种奇妙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稳定集团”忠实地充当北京在西藏的驯服工具，发挥了中共对其要求的稳定功能，使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到了相当稳定的程度。到了邓小平时代，已经成熟并且获得了自我发展的“稳定集团”开始有了自我意识与自我追求的目标，逐步异化为与北京同床异梦、讨价还价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内的高层官员及官僚体系，迄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于简单地被“供养”（只有仅做无自我意识的工具才会满足于供养），他们需要支配巨额资源的权力，需要在资源支配中可能得到的好处，需要享受更高的职位消费，以及营建属于自己的王国。要想实现这些目的，仅靠向北京讨价还价地多要出一点“供养”是不够的。供养再增加，为数也有限，围绕供养进行讨价还价，也是既费力腰杆也不硬的。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之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系统。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由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的成员。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160511人（1994年） ，其中干部为60365人 。这六万干部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做为参考的是，1993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4095人 ，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 ，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1993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38。48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就已经达到32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67。8％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1989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就猛增20％，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10％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基建投资竟一下增加了84％ ，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蒙古人也能像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