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神之死这一逆转的轮回首先是从中国内地开始。中共的造神运动不仅是在西藏进行，自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掌权，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在整个中国一直在进行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中国文化的核心在“家”——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忠”、“孝”、“仁”、“义”是围绕“家”核心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从这四根支柱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忠”、“孝”、“仁”、“义”在上下纵横不同方向互为支撑，本是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共政权出于全能式专制统治的需要，把家庭和家族视为对其统治的威胁，从而对后三者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被推向极端的“忠”——把全体人民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毛泽东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然而没有家族文化的完整底座支撑，“忠”到极端必会失衡。其走向是越来越要求只忠于那个独一无二的最高领袖，其他的任何“忠”统统都是不可容忍的。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对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权威“造反有理”的一次总攻，最后结果就是仅剩下一个“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权威（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而被毛泽东两次打倒的邓小平在其身后发动的改革，就是从把毛拉下神坛开始的。那并非出自邓小平的民主意识，他当时面对的现实是，为了阻止他复出，他的政敌提出了以“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作为当时中共的政治纲领。那种把毛泽东继续奉为神的做法，使毛泽东扣在他头上的黑锅无法搬掉，他对中国的改造也因违反神谕而不能推行。因此他首先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讨论，最终让作为标准的“实践”审判毛泽东，把毛泽东从创造绝对真理的上帝变成被实践所嘲弄的“三七开”凡人。把“实践”放在比毛泽东更高的位置，邓小平名正言顺地打倒了“凡是派”，获取了最高领导权。当时中共的权力体系尚主要由“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人组成，邓小平要改变文革路线，首先需要完成权力体系的更换，以文革的受害者取代文革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平反”。这除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否定文革导致的政治开明也起了重要作用，曾被“踩在脚下”的经历，使邓小平及其同僚的良心有所觉醒，对其他受迫害的人产生同病相怜感情，而不再像当年主持各种整人运动时那样无动于衷。在全国性平反运动中，当时担任中共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是主要主持者。他为建立邓小平的权力体系、肃清文革的既得利益者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被邓小平提拔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不难想象，作为有一定良心和道德，并且也受过同样迫害的个人，能亲自主持拨乱反正的过程，得到普天下的感恩戴德，是容易进入一种崇高和神圣、甚至是救世心境的。那不仅是胡耀邦一个人的心态，当时中共那些重新“恢复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同样的情结，由此肯定会影响当时中共的治国之道——包括有关西藏问题的决策。这是中共在西藏开展“拨乱反正”的内在因素。政治需要和良心反省相辅相成，使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不断扩大，源自中国内地的对毛泽东的否定和清算，也随之延伸到了西藏。“拨乱反正”对于俗世西藏自然是好事，但是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起到的作用却使中共在藏人心目中创造的新神陷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造就的神从时间上无法与文化造就的神匹敌，道理就在这里。意识形态造就的神尽管可能一时强大无比，似乎能将文化造就的神连根拔除，也确实能在一时迷惑和动员相当多的群众，但是意识形态变换无常，往往随着政权更迭而更迭。后来的掌权者为了确立自身的合法性，经常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前者，或像邓小平对毛泽东那样抽象肯定，具体否定。随着意识形态遭到否定，不管那人造的神明原来显得多么强大，也就立刻被抽掉基础，失去了神灵的光辉。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神必须是完整的。邓小平那些“辨证”的说法──此时的中共和彼时的中共不一样，既是同一个，又完全分得开，那样的道理对藏人是说不通的。中共不理解为什么它进行了“拨乱反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给了藏人那么多自由和好处，却不但没有笼络到藏人的感激之心，反而遭到他们更多的仇恨和反对。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在藏人的神界意识中，既然是神，那就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可以不理解神为什么那样残暴凶狠，无端地对他进行惩罚，但神必定是有道理的，神不必解释，或即使解释也如听天书。神不要讨人欢心，让人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尤其是，神绝对不会自己说自己有错误。如果承认了自己有错，哪怕由此改正错误而使人的境况变得好得多，那也就不再是神而成了俗世的凡人，对其过去的一切残暴就统统可以表示不满并进行发泄了，而且也就有权利要求其认更多的错和要求其进行更多的补偿了。以中共投资修复文革期间被毁坏的西藏寺庙为例，藏人丝毫不为此而领情，反倒把中共拿钱修庙，认为是承认毁灭西藏寺庙是中共所为，是为其罪过而付的赔偿。可想而知，既然是为罪过而付赔偿，那将是给得再多也不会换得满意的。另外，意识形态的神缺乏神界能力，也是其难以持久取胜的原因之一。神是不死的，这是自古以来人对神的基本认识之一。对于没有世俗化身的神，反正谁也看不见，论定其不死性并不难，然而若是有世俗化身者，却不能解决其死亡与不死性之间的矛盾，其是否是神就成了问题。西藏宗教通过转世体系圆满地解决了这个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炮制那样一套体系。在他活着时候没有问题，但是他一旦死亡，躲不过去的疑问立刻就呈现出来。一度藏人曾自己为其寻找解释，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在政客眼中是庸才一个，却能获得藏人的普遍崇拜，原因就在于华既然是毛泽东生前钦定的“接班人”，藏人就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作了毛的化身──那种共产主义独裁者指定“接班人”的方式，与西藏宗教的转世在意象上是有暗合之处的。然而，邓小平打倒了华国锋，那一方面使毛泽东时代中共在藏人心目中立起的新神再无化身可以依托，同时也使毛的神力因为不能转世而失去效力。他活着的时候，邓小平毫无反抗能力地被他踩在脚下，然而只要他一死，江山就变，老婆就被关进监狱，邓小平就爬上最高位置，反过来否定他的一切。这些明确的事实，在藏人具有天命意识的思维当中，只能是毛泽东神话的破产──不能转世就注定了他不会是神，顶多是一个入侵神界的大魔头。无论他一时显得多么厉害，不能转世则使其所有功力随其肉身死亡顿作飞灰，他最终还是得败于绵延不绝的西藏之神。的确，没有了毛，中共还能靠谁来对抗世代生生不息的达赖喇嘛和西藏大地上数以百计可以不断死而复活的活佛呢？这一世达赖喇嘛在被毛泽东打得落荒而逃时，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雏儿”，现在却已成就一代伟人，无论是风度魅力、政治经验、国际威望，都已远超过中共后一辈领导人。此一时彼一时也。
2、“变天”
邓小平上台，改变了中共统治中国的基本方针，放弃了意识形态教条和阶级斗争，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把治国重心转移到发展经济之上。这种改变对中国社会影响极其巨大，西藏社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时代，中共以阶级划分瓦解了西藏民族的一体性，使西藏下层社会从上层社会的控制下分离出来，成为其在西藏的同盟者。邓小平放弃阶级路线，对人而言是好事，从中共统治西藏的角度，却因此失去了分化藏民族的依据，藏人也就必然被其复活了的传统文化重新整合，再度凝聚为一体的“民族”。随着邓小平解散人民公社，当年在“平叛”、“民主改革”、斗争领主、砸寺庙过程中事事冲在前面的藏人“积极分子”对中共已经没有用处，成为过时人物。他们当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干部，公社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原来的职位和地位（包括特权），成为普通农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贫困和年老无靠的状况。在经济相对活跃的中国内地，公社解散后的生产队干部虽然也得自谋出路，但他们凭着过去积累的社会关系，不少人发财致富照样走在前面，保持着出人头地的地位。西藏的生产队干部却和当地老百姓一样，被自然经济所封闭，以往的资历没留下任何优势。根据西藏中共党委组织部的调查，当年的“积极分子”现在大多沦为最贫困阶层。除此之外，他们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今天，还承担着被同族人视为叛徒的重负。他们遭到中共遗忘和冷落，不但不会得到同情，反而成为乡亲们的笑柄。他们凄凉的下场成为对藏人的告诫──这就是跟着中共的下场。邓小平推行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为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把原本属于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干”形式分给农牧民，的确可以使农牧生产得到很大提高。但是这付灵丹妙药也带来一个共生的结果──贫富分化。1986年到1988年，美国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戈德斯坦作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长期研究的西方学者，在西藏西部牧区的帕拉乡进行了16个月的调查，其研究也包括了改革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状况。
1981年，所有的帕拉牧民几乎同时起步，人均占有牲畜至少39头。而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牲畜数量增多了，另外一部分的则明显减少，又出现了贫穷和富有的牧民。每人占有的牲畜量以0到154头不等……l981年， 88％的家庭每人占有30…49头牲畜，而到1988年只有37％的家有那么多。而且，1981年没有少于30头牲口的家庭，1988年已有38％的家低于那个数字。1981年，只有12％的家庭有50头以上的牲畜，1988年已达到25％。1988年，10％的家庭有90头以上的牲畜。这种经济分化的结果是， 1988年帕拉16％较富的人拥有33％的牲畜，而较穷的33％的人口只拥有17％的牲畜。1981年，公社划定的生活标准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缩小了这个地区旧社会巨大的经济不平等。但是，过去的7年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导致了牲畜逐渐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来的家庭，再次出现了一个几乎没有牲畜的家庭阶层。这些“新穷人”靠给富有的牧民干活维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现在像旧社会一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规律地雇用牧民、挤奶工、以及仆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纺羊毛，梳理山羊绒，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拉新的经济政策尤其使从前较富的阶层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财产被没收或是遭到严重歧视的人。现在拥有70头以上牲畜的6户人家中，4户（66％）属于这个阶层。所有的从前的富有阶层的人家都有最大的畜群和最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现在所有的穷人都出身于旧社会的穷人家庭，虽然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也过得很好。过去的公社干部也沦落为这些人中的分子……相当一部分现在很穷或属于中低阶层。……福利救济对于使一些家庭免于彻底败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1987年，十户人家（18％）从县里得到了救济。有趣的是，1987年接受救济的十家在旧社会都是穷人。
过去的富人重新富起来，而过去的穷人重新穷下去，不管是出于什么具体的原因，这种现象产生的心理影响，肯定会让具有强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在当年紧跟中共的下层“积极分子”遭抛弃的同时，当年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上层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为上宾。放弃阶级路线，就只能把西藏当作一个民族整体对待。而在这种面对民族而非阶级的治理方式中，上层的作用显然就远大于下层，原本被打倒的上层就必然重新成为中共的“统战”对象。为了重新拉拢西藏上层，中共归还了原来没收他们的房产，或是进行赎买或给予赔偿。当年的贵族、头人和活佛被请进人大、政协等机关任职，出席各种仪式庆典，参加社会活动，领取政府发的工资或津贴。例如1959年拉萨事件时担任西藏“叛军”司令的拉鲁，在中共监狱里被关押了二十年，邓小平上台后被释放。现在他本人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妻子是政协常委，儿子也当上了政府民族宗教局的副局长。虽然中共不会把实权交给旧西藏上层人士，让他们担任的职务仅属荣誉性的，但是对于重视荣誉和仪式的藏人，足以从一方被抛弃、一方受礼遇的对比中看到变天的征兆。毛泽东宗教的崩溃，使西藏传统宗教以席卷之势回复。传统宗教虽然曾遭到严厉禁绝，但是远没有被消灭，也不可能被消灭。它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基础绝非意识形态可以比拟，一旦解禁，反而会在藏人感情深处呼唤出比以往更强烈的皈依渴望，形成加倍反弹。中共在西藏实行开明政策之始，以为允许并且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就会博得藏人感激之心，不惜用国家财政拨款重建西藏那些被毁坏的寺庙。有关材料统计，从1980年到1992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下属七个地区，共拨款2。6亿元用于修复寺庙。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县级财政的拨款。在西藏自治区以外，川滇甘青四省对下辖藏区的宗教建设亦给了相当数量的财政拨款。为了促进西藏宗教的恢复，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伍精华曾经身着藏装，参加在拉萨举行的宗教大法会。那场面通过电视传播，使传统宗教的气势大增，也使那些企图守住阵地的中共干部们陷入沮丧和混乱。不过，承认禁绝西藏宗教是犯了错误，那是不能用钱弥补的。宗教既是西藏人的生命核心，如果出于神界轮回去毁灭旧宗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