辈辈生命和希望的绳子的终端空无一物呢？
对于西藏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提问。那些被告之应该把人生希望寄托给来世的藏人百姓，用他们现世的劳苦和血汗，为“神”供养了一个现世的“天堂”。十四世达赖喇嘛写于1990年的自传，一开篇就这样说：“古老的西藏并不完美，然而，实不相瞒，当时藏人的生活确是独树一格，有很多的确值得保留，如今却是永远失传了。” 接着，达赖喇嘛举了他每次出行的场面为例：
……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它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尘劳、困顿的生活。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侍从相随。我被裹着华丽丝袍的阁员及长老们围绕，这些人皆从当地最高尚、贵族的家族擢拔而出。每天与我相伴的，则是睿智的经学家及充分娴熟宗教事务的专家。每回我离开布达拉官——有一千个房间的壮丽冬宫，总有数以百计的人群列队护送。队伍的前头是一名拿着“生死轮回”象征的男子，他后面是一队带着旗子、着五彩斑烂古装的骑士。其后则是挑夫，携着我的鸣禽笼子及全用黄丝包裹的个人用品。紧接着是来自达赖喇嘛本寺南嘉寺的一群和尚，他们都拿着饰以经文的旗帜。随后则是骑着马的乐师。再后，跟着两群僧官，首先是低阶和尚，他们是抬轿的；然后是孜仲阶级的喇嘛，他们都是政府官员。达赖喇嘛厩中的马群英姿矫健地跟在后面，皆由马夫控驭，并饰以马衣。另一阵马群则驮着国玺。我则随后坐在由廿名男丁抬着的黄轿里，他们都是绿衣红顶的军官。与大多数高级官员不同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发式，留着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至于黄轿（黄色指涉修行意涵）则由另外着黄丝长袍的男子扛抬。轿旁，四名达赖喇嘛核心内阁成员噶厦骑马紧随，由达赖的侍卫总管及西藏军总统领马契照应。行伍皆佩剑凛然致敬，他们着蓝裤和饰以金色穗带黄束衣的制服。头上则戴着流苏帽。队伍四周，最主要的团体是一群警卫僧。他们看来声势慑人，一概至少六尺高，穿着笨重的靴于，平添外表的夺目之感。他们手里拿着长鞭，随时派上用场。我的轿后是高级及初级亲教师（前者是我即位前的西藏摄政）。然后是我的父母及其他家人。接着是包括贵族及平民的一大群俗官，依阶级出列。每当我出巡，几乎所有拉萨人民都争睹我的风采。所到之地，人们向我顶礼或五体投地，一阵令人敬畏的肃穆后，他们经常随之涕下。
读达赖喇嘛这段文字，我们眼前会浮现出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不能否认，这种场面的确是独树一格。宗教是传统西藏一切活动的中心，主持宗教的僧侣在那时形成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据梅·戈德斯坦的计算，十八世纪西藏的喇嘛僧人占总人口大约13％，也就是约有26％的男子出家为僧 。而中国藏学家李安宅在1947年对西康德格藏人进行的人口抽样研究中，僧侣所占的比例更高。德格地区共有人口11172人，僧侣在其中占到33。25％（和尚与尼姑各占96％和4％）。去除僧侣，剩下的人口中男性仅为2963人，女性5428人 。因此，西藏僧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被认为是世界之最（同样是佛教居支配地位的泰国，出家为僧者只占男性总数的1％…2％）。僧侣脱离社会劳动，终身享受他人供养，既造成社会劳动力缺乏，又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由于喇嘛教禁止僧侣婚育，大量育龄人口出家，导致西藏人口萎缩，成为传统西藏社会的问题之一。有这样的分析：
按照喇嘛教的教义戒律。僧人不参加生产劳动，格鲁派对此尤为严格。占总人口1／3的僧侣脱离劳动，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失调，其结果社会负担系数过高，劳动人口负担过重。这种苦果吞食者首先是妇女，由于大量劳动适龄男性入寺为僧，妇女成为主要社会生产的实际承担者。西藏广大劳动妇女终日劳动不得温饱。甚至产前产后都不得休息，早产、流产相当普遍，婴儿成活率必然相应降低，即使活产婴儿也因发育不良，极易感染致病，造成较高的死亡率。过度的劳动负担和因生育而带来的各种痛苦，对劳动妇女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西藏人口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从13世纪80年代的56万，到18世纪30年代的94万，450余年仅增长38万人。而从18世纪80年代的94万。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的105万，2l0余年仅增长11万人，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了。
连西藏自己的学者，也把西藏从强大的吐蕃王朝（人口曾在那时达到四百万之多 ）衰败到后来如此不堪一击，归于西藏宗教的原因 。为了解脱宗教之负担，历史上的西藏王朝甚至有过毁佛灭教，强迫喇嘛还俗之举（如发生在吐蕃王朝后期的达磨灭法）。直到今日，在拉萨中心的八廓街上，也时而能看到一些年轻力壮的喇嘛坐在路中间大模大样地向过路人要钱。如果有人不理，他们就做出威吓或侮辱的姿态，甚至去拉扯路人的腿。之所以他们能如此把乞讨当作天经地义，就在于他们是僧侣。僧侣就该天生不劳而获，谁拒绝他们，就肯定是该诅咒的异教徒。面对那种的场面，你没法不感到这种宗教是有问题的。“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句话不仅适用于官场权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宗教权力。尤其在西藏，宗教权力完全称得上是绝对权力，几乎没有任何制约。对这一点，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评价他曾与之密切接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说：
十三世达赖是名符其实的独裁者；对他的国家来说，他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能像他们那样用三寸不烂之舌，更不能用无线电广播（即便有广播的这一套东西）来谋取地位。但他有比口才或无线电更厉害的东西，因为他能在今生与来世里进行赏罚。“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达赖喇麻能够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对一个西藏人来说，没有比来世的投胎更重要的事了，那是因为：如果他今生不幸，又没有人来替也排除这种不幸，他就甚至有可能被打入地狱一千多年。在这样一种环境里，达赖喇嘛权力之不可抗拒，便可想而知了。
固然，宗教讲究慈悲，禁止滥用权力，但是人并非只因剃了头和披上袈裟，就能进入一尘不染的神灵境界。当年宗喀巴创立要求僧人严守戒律的黄教（格鲁派），原因就在于当时的西藏宗教已陷入极度的腐败：
一般的讲，大多数僧人不论什么时候都喝酒，不论什么时候都进食（不守戒酒、过午不食的戒律），到处玩耍，沉缅歌舞，以至于彼此争吵，与人斗殴。特别是那些专修某种密法的喇嘛，扬言戒律乃为小乘僧人而设，他们无需管什么戒律不戒律。他们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焚成性，淫荡自恣……自元代以来，西藏一部分修密喇嘛是无恶不作的。他们借口修密需要女人，便强取民间处女；借口法事需要，便挖取活人心肝作为供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看看《元史》及元人记载的蕃僧种种丑事，元宫演揲儿，剥人身全皮做佛像座垫等骇人听闻的事，可以想见一斑。这班人专以异术自炫，一但得遇，便能博得皇帝封赐，便在卫藏成为地方管民之官。
宗喀巴创立黄教已有六百年，黄教在西藏掌握“绝对的权力”也有了上百年。他们一样难逃被权力腐蚀的规律。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二十年代对格鲁派进行整顿，就是因为当时格鲁派的教规已经极度废弛腐化。其中以在西藏寺庙中地位最高的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及上下密宗院为最著。贵族家庭出身的僧侣，不守法规，化装为俗人夜游或到乡间游玩，招妓侑酒，弹唱歌舞，赌博吸烟，仗势欺人；农牧奴家庭出身的穷苦僧人为生活所迫，多到乡下念经乞食，或外出作苦工；对寺庙的法事活动，许多僧众以发不发布施决定参加与否；而主管宗教学位评定的三大寺堪布受贿卖放学位；管理寺院的僧侣则贪污佛前上供的油钱，等等 。后来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也说过：“在某些寺庙里，有些高级喇嘛的职务变得和地主的一样，而不再是一个精神修炼中心所应有的。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身青海农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的家庭由于出世了达赖喇嘛，一跃变为西藏最显贵的家庭之一。当时住在拉萨的诺布顿珠在写给锡金政治专员的信中，有一段专门写了达赖喇嘛的父亲（称为尧西公）：
……达赖的父亲这个顽固而脾气暴躁的人却拒绝照常支付其庄园的赋税，并开始在不经噶厦允许的情况下强行征用其他农奴无偿支应乌拉差役和劳役，他还干预噶厦处理刑事案件和调解民事纠纷，并开始私设公堂自行判案断案。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当他在拉萨行走时人们须向他致以空前的敬意，例如，所有骑马者无论其官阶有多高，都得下马向他致敬，否则冒犯了他将遭到他的随从的体罚。有一次，当一名病人在去英国公使馆看病途中没有下马时，尧西公当即没收了这位病人的马……
历代达赖喇嘛的家族利用特权和地位谋取私利，几乎成了传统。不过达赖家族毕竟是俗人，难免俗人恶习。那么经过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整顿之后的西藏三大寺僧人又如何呢？当年工布江达的宗本（县长）江中·扎西多吉所回忆的一件事——为三大寺僧人准备住处，可从中略见一斑：
一九五○年秋，三大寺……九名代表率领七十五名武装僧人（扎巴）来到工布江达宗。他们一到，首先检查住房、马夫、厨役等的安排情况，接着就抢占好点的住房。他们借口没有给他们安排好，就乱打老百姓，七十五名扎巴以接马人末按时来接也乱打人。代表们进入住房后，互相比住房、陈设的好坏。都认为别人的好，自己的差。甘丹降孜代表说：“我们三大寺九代表及带领的扎巴，是噶厦政府委派来的，是为了驱逐佛教之敌红汉人——共产党而来的。原先译仓列空（噶厦政府的秘书处）任命我们九名代表时，都是平等对待，但是，夏尔孜代表一到这里就铺上红毡、用上华盖，为什么不给我配备这些？哲蚌代表有接马人，我们甘丹寺两代麦为什么没有？”话毕，就对负责接待的根保和百姓鞭打脚踢。哲蚌果芒扎仓的代表也借口住房设备不好，把七十岁的房主文琼老人从楼房上推下（文琼老人因摔伤，一个多月不能起床），把五、六个百姓、佣人用皮鞭抽打。
对这样的僧侣，西藏人不敢反抗，甚至不敢表示不敬，那是不能说他们心里愿意如此。如果只给人两个选择，要么今生一世逆来顺受以换取万代来世在天堂享福，要么永生永世沦落地狱遭受刑罚折磨，西藏底层百姓对掌握着进入天堂之门钥匙的僧人，是不敢不“愿意”的。同样道理，藏人“愿意”从营养不良的妻儿口中抠出食物供奉给寺庙，或者他们“愿意”在风雪泥泞的高原上不停地叩拜等身长头，原因也在这里。然而，若是有一天，突然能够推翻那种非此即彼的前提了呢？他们突然醒悟根本没有来世，或者是即使有来世，也不是非用今世的受苦交换呢？藏人还能保持对上述事物的“愿意”吗？答案是不难想象的。
3、神的转换
问题在于，谁能推翻已经被藏人在千年时间奉为神圣天理的前提呢？那必须是一个远比旧神更强大的新神。新神必须能把旧神残暴地踩在脚下，然后不容置辩地宣布一个新纪元开始，公布一套新天理，实行一套新的奖惩规则。藏人才会敢于把原本对传统宗教的“愿意”变成不愿意。中共恰如其分地充当了那个新神。新神宣布的新天理既能符合藏人传统心理的宗教性，又能同时给他们以人类本性方面的满足（暂不谈中共后来的作为），因而被相当数量的藏人以近乎狂热的方式接受是合乎逻辑的。在宗教性上，皈依者以趋于极端的方式投身“砸烂旧世界”中，表达他们对新神的敬畏和忠诚，那和西藏宗教的内在精神本是一脉相承；在人性方面，受苦人一旦压抑解除，满腔苦水就会喷涌而出，并以残忍的方式回报给过去制造了苦难的来源，这也并不奇怪。从“平叛”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间（1960…1966年），正好完成了藏人从启蒙、觉醒到全面动员的过程，而“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解除了世俗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管制，完全由那位光芒万丈的毛姓大神从遥远神秘的北京那座庙一样的城楼上挥动有着闪亮红五星的帽子进行指挥——那简直有太多藏人熟悉之极并且极易引起他们感应和激动的宗教意味。他们的宗教性和人性被双重蓬勃地点燃，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去，应该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中共从被他们称为“翻身农奴”的底层藏人拥护中，自以为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正确性。如毛泽东所说：“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一旦被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觉醒，就会奋起斗争，砸烂旧世界，追求新世界。然而以我看，与其说底层藏人是自己选择了以西藏上层社会为对手进行阶级斗争，倒不如说是他们是在一场两神之间的斗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那场两神斗争是高高地发生在他们之上的，他们只能看到天上的翻腾乌云和雷鸣闪电，当那神界相争的恶战结束，云开雾散，阳光所照射的胜者是那位名字叫做毛泽东的新神，于是藏人就向他顶礼膜拜了，并按照他所公布的新天理去对被打倒的旧神进行“阶级斗争”了。达赖喇嘛一方认为藏人从未有过对西藏传统宗教的背叛，是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历史事实；而另一种认为藏人曾接受了反宗教意识形态的观点，亦只是看到了外表。在那些年代，即使藏人高喊着“无神论”的口号对传统宗教进行摧毁，他们也不过是信奉了那个叫作“无神论”的新宗教，把宗教之神从达赖喇嘛换成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