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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驻西藏各部队纷纷组织宣传队，深入农村牧区，向群众宣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宣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1966年9月14日）；
西藏各地驻军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街头巷尾，农村牧场，向群众宣传林彪关于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指示（1966年10月17日）
拉萨各族群众两万多人举行歌唱毛主席语录大会（1967年元旦）；
西藏军区党委抽调了四千余名干部、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到农村、牧场、工矿、城镇、学校，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1967年3月30日）；
……这次出版发行的汉藏文对照《毛主席语录》共五十万册（1967年6月25日）；
到目前为止，全区已办学习班一万多期，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参加了学习班（1968年9月3日）
毛主席赠送的礼品──芒果展览馆开幕（1968年11月5日）；
从1966年到1968年的三年中，西藏全区共发行了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著作七百三十四万四千册，超过了1953年到1965年发行总数的十六倍。
仅从这很少几条，已经不难看出中共对西藏的“文化清洗”。发行到西藏的毛著作，达到当时全西藏每人平均四册以上；而经过学习班“洗脑”的人竟已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不算老人和孩子即超过一半）；藏人从未见过的热带水果，只因为与毛泽东有点关系，就盖起专门的展馆当作圣物供奉；还有两万多人在拉萨齐唱毛语录歌……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一切都是耸人听闻的。不过中共对西藏文明最大的摧毁是在“灭教”。西藏素称“佛国”，藏传佛教是西藏传统社会的基础，藏民族的民族文化几乎全部生长其上，并且寄托着绝大多数西藏人的人生根本。五十年代的西藏暴动，由于寺庙往往成为武装藏人的据点，还有许多僧人充当暴动领导者，中共在进行“平叛”的同时，就开始对西藏寺庙进行打击。大量僧人被抓，许多寺庙被炮火夷为平地，个别久攻不下的寺庙甚至遭到飞机轰炸。当时在西藏总共2676座寺庙中，多达1436座参加了“叛乱” ，这样的事实，加上其在藏人中间的号召力和遍布西藏的组织网络，使中共把西藏宗教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主要敌手和最大威胁。毛泽东在“拉萨事件”后提出“喇嘛要回家” ，就是中共有计划地全面摧毁西藏宗教的开始。班禅在《七万言书》中描写了当时是如何让喇嘛回家的：
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抓的很紧，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份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另一方面，问喇嘛们还不还俗，如果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就说“你还没有受到教育，没有破除迷信”而给予粗暴的斗争，甚至被管制或关押者为数也不少，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是铁打的人，就无法提出继续当喇嘛的要求，从而使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请求还俗而回到家中……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是，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在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亲）……
让喇嘛和尼姑配对成亲，也是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毛在各种场合多次说过喇嘛不结婚是西藏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他的下属就以这种“创造”性的方式解决他们领袖提出的问题。当时中共的内定政策是，一个县只保留一座寺庙供老百姓从事宗教活动。西藏过去约有僧尼十一万多人。“拉萨事件”后逃亡国外的大约有一万人。剩余的十万人最终只有七千人被允许留在寺庙。而西藏原有的两千六百多座寺庙，批准保留的只有七十多座 。按这个比例，97％的寺庙被毁弃，93％的僧众遭驱赶。中共中央当时还指示西藏工委，允许保留的寺庙要由政府供养，其目的是在于割断寺庙与藏人百姓之间的经济联系 ，从而堵塞寺庙积聚财富的传统渠道，将其生存命脉完全捏在中共手里。虽然后来也曾有过个别放宽政策的时期，但总体来讲，西藏宗教是在高压下日趋萎缩。随着文化革命的风暴刮起，西藏残存的寺庙也遭毁灭，僧尼全部被驱逐，宗教活动前面遭禁止，而且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动向予以打击，西藏宗教受到彻底禁绝。同时，藏人被要求把“伟大领袖”毛泽东奉为新的神明，每天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苦读”毛主席著作；每天向毛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铺天盖地的毛泽东像取代了被销毁的佛像……那时中共在西藏几乎是为所欲为，一时看上去，似乎它真地已经消灭了西藏宗教。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宗教渗透在每一个藏人的灵魂和血液中，即使暂时被压制，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压得越狠，爆发也就越烈。西藏问题之所以成为今天如此困扰中共的麻烦，那时留下的怨恨是主要原因之一。班禅喇嘛当时这样描述藏人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禁教后的失落：
我们藏族信仰佛教约有一千三百年，并因宗教文化十分发达，宗教对藏人的观点、看法和认识影响很深。所以对待一切客观事物的好坏，都是以宗教的观点、看法和认识为转移的。同时不论个人或家庭、或村庄、或部落、或地区、或全区若发生了任何甘苦好坏大小之事，都离不开宗教活动的。但是民改后僧俗人民宗教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趋於消灭、中断，而严重至极的情况：要把房顶的经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护身符和“金刚结”；家里供奉的佛像、佛经、佛塔也要藏起来；不敢公开念经积善：不敢烧柏香敬菩萨；对圣地和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养，转经和供养“善僧”，布施穷人等积德行善之事都不便于或无法进行，形成病不念经，亡不超渡等。比如按我们藏人的习惯，人死後若不进行超渡，就被看成是对亡人不孝敬、残酷无情而极为恶劣的。因而一段时期人们说：“我们死得太迟了，如果死的早一点，还能得到祈祷超渡，现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样，气一断就会被扔到门外去。”仅仅从这悲惨之叹息中，就可知道僧俗人民的宗教生活情况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当班禅在藏区巡视时，见到他的男女老幼藏人围着他流泪，一些大胆的人难以自禁地向他哀号：“勿使众生饥饿！勿使佛教灭亡！勿使雪域之人灭绝！为祝为祷。” 这种哀号之声将永远在历史长空中回荡不止。
5、专制迫害不分民族
经过了那么多痛苦的藏人对汉人抱有仇恨，从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在那种仇恨中，十二亿中国人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没有区分，一概要对西藏的痛苦负责。“西藏青年大会”的秘书长扎西南杰的话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非常痛恨中国人。我们痛恨所有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祸害的根源。他们侵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绝对不会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睡觉的。……如果我们杀了中国人，没有人可以指责我们是恐怖分子。因为没有一个在西藏的中国人是无辜的。……所有对抗中国人的手段都是正当的！
藏人用“珍宝”尊称最有学问和功德的高僧。日布特活佛就是这样的“珍宝”。当他被问及是遵照菩萨的教诲以慈悲为怀，还是充满着对中国人的仇恨？他的回答是：
我当然恨他们。苟延残喘度过这么一段艰苦的岁月，我怎么可能不怨恨他们呢？慈悲和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摧毁了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文化。他们躲不过我们对他们的恨意的。对他们，这不是慈悲不慈悲的问题……我心中的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连达赖喇嘛在谈及有关中共对藏人暴行的报道时，都有过这样的表达：他“很想用这样的报道来论断全体中国人”。虽然他及时地意识到“这么做是错误的” ，但是普通藏人之中有他这等悟性的显然是数量有限。对汉民族不加区分一概仇视几乎是流亡藏人一致的感情。这就像不少中国人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普遍反感日本人一样。做为被仇恨的对象，中国人应该体会藏人的这种感情。但是从有利于最终解决西藏问题的角度，仅仅停留在感情层次还是不够的。一位支持西藏独立的中国人写过一篇文章，谈到“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一位年轻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么原因，我们藏人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么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
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以占领的方式控制西藏，中国人视其为符合历史逻辑的主权确立，西藏人视其为侵略，这一点的是非黑白，至少目前还在争论之中，支持西藏观点的法律依据和判决目前并不充分，不像当年日本侵略中国那样一目了然。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中国人普遍支持西藏独立，显然期望过高。而因为中国人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就认定仇恨所有中国人有理，则是轻率的。在一个奉主权为上帝的当今世界上，要求十多亿中国人都成为无主权意识的自由主义者，并为自由主义的原则而欣然同意四分之一领土分离，至少目前还为时尚早。或者说，当问题已经到了需要责备十二亿人的时候，首先要责备的肯定应该是当前的整个人类社会与世界体系。写上述文章的那位中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这种自省有净化自我的意义，但是对解释现实问题则过于笼统。中共压迫给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带来的痛苦已是世人皆知，那压迫既有属于争夺主权的国家行为，也有出发于意识形态的专制暴政。而那二者都不能归于民族压迫的范畴。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人民（即使是主体民族的人民）不能为其非民选的专制政府负责，更不能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负责；另一方面，汉民族的广大人民也没有从中共对其他民族的压迫中得到任何好处。民族压迫是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作为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中共事实上经常给予少数民族一些优于汉人的特殊待遇。中国多年实行的对少数民族在升学、提干、生育等各方面的优惠，至今仍能吸引那些只有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少数民族血缘的人，把自己的民族成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数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却一点不因为其有主体民族的身份而有所减少。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民族。在这方面，它绝对一视同仁。所以，只能说是中共政权、而不能说是汉族人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实行了迫害。历史上，征服者往往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而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同化”却非“汉化”，而是“共产主义化”。那种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在中国，是被称为“超民族”的。虽然中共绝大部分成员和高层领导人都是汉族，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汉族的传统文化比少数民族文化摧毁得更彻底。举例说，那时少数民族的服饰还可以在节日或电影画面上频繁亮相，受到赞美，汉人却只能身着清一色的“解放帽”和“中山服”。谁要敢穿传统汉人的长袍马褂等服装，马上就会惹来祸害。达赖喇嘛在谴责中共压抑西藏文化时，举例说“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歌曲” 。这谴责的后一半是对的，但是凡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时全体中国人被允许传唱的有数几支歌曲中，藏族曲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正是在那个年代，认识到了藏族歌曲的美妙。宗教方面也是一样，汉人和藏人一样，都不允许信仰宗教，虽说汉文化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但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家族关系和祖先崇拜，则是被当作首先打击、彻底清除的对象。因此，中共对于汉族，同样以“共产主义化”进行了文化上的种族清洗。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命。所谓的“破四旧”，矛头所指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汉族文物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焚书坑儒”蔓延全国，寺庙、祠堂尽成废墟，千年的风俗习惯被一扫而空。在毛泽东执政的年代，汉人遭迫害而死的数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几千万。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不应该由汉族人民承担罪责，也不应该定性为民族压迫，而应将其看作是专制政权对全体人民（包括西藏等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压迫。藏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受的苦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灾难的一部分。在反抗专制暴政的立场上，藏人和汉人是一致的。如果把问题变成种族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根本矛盾。不要说那绝大多数从未去过西藏的汉人不应为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负责，就是那些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认识许多在西藏工作了多年的汉人，他们放弃中国内地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自愿到西藏工作，真心地认为自己是去帮助西藏人民。一般来讲，长期坚持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在人品方面相对比较高尚，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成分也相对多一些（后面我将谈到，正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衰落，今天愿意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