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
以中共的工作特点，凡需要发文件专门强调和纠正的情况，一定已经是比较普遍发生的了。积极分子多拿多占，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道德水准，以及其之所以“积极”的潜在动机。非人道的行为也有所发生。我听一位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西藏农民讲，当年“斗争”上层人士的时候，经常发生打人之事，有的遭群众“斗争”者耳朵都被生生拧掉。后来中共的上层机构出面进行了制止。类似情况在中国内地进行“土地改革”时也有出现，大量农村中被视为地痞、无赖和“破鞋”（性关系放荡的女性）成了“积极分子”，站在阶级斗争最前列，带头斗地主，分田财。这种现象不难理解。真正的农民大都老实厚道，安分守己，让他们去拿人家的财产，开别人的斗争会是不容易的，至少在开始阶段难以被发动起来。而那些具有流氓无产者性质的人最无所顾忌，热衷混水摸鱼。他们也属于穷人行列，符合中共的阶级路线，所以往往是这样的人成为中共最初的群众基础。再往远追溯一下，其实相当多的革命在初期阶段都有这个特点。毛泽东二十年代写的一篇文章，专门为被有些人称为“痞子运动”的农村革命进行辩护 。凡儒雅而有教养之人，很难看得惯那些具有痞气的“积极分子”，心态有洁癖者更是会心生厌恶。以班禅的高贵地位和传统立场，他不讨厌犯上作乱的“积极分子”才怪了。况且，以他的地位和活动范围，能与他接触和直接沟通的人，可想多属与他具有同样心态的上层社会和传统人物，对底层翻身天然抱有敌对和挑剔的态度。他的信息来源因此也是有偏见和渲染夸张的。评价一个社会变革或运动，不能仅看其是否“干净”。革命从来都是鱼龙混杂。应该看到，西藏的社会变革除了被一些积极分子当作捞取个人好处的机会，也确实给普通百姓带来了一定利益。他们通过直接受益简单明了地理解了“民主改革”的含义，清晰的阶级原则也不像过去的“统一战线”那样使他们迷惑不解，所以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最终都成为共产党革命的拥护者。除了底层藏人由于利益所得接受了革命，还有一些杰出的藏人是被共产党带进西藏的新生活所吸引。格桑朗杰是一位藏族音乐指挥家，日喀则人，现年五十出头。“民主改革”以前，他在班禅培养僧官的学校（孜洛布扎）念书，那时他经常逃学。
……为什么？孜洛布扎的教师都是喇嘛，每天的学习单调极了，教师还经常拿棍子打我们。我是个好动的人，上课的时候老爱做小动作，跟同学在底下悄悄说话。有一回，我又在走神，不料，班主任就站在我身后。他一鞭子抽过来，鞭子在头上绕了一圈，左眼当时就出血了。为此，我一星期没能上课。不去那上课当然高兴，但心里充满了压抑感，还有一种恐惧感。在那儿心情不舒畅，自然就想逃避。我这人喜欢明快的调子。那时候西藏刚刚和平解放，解放军在日喀则办起一家银行。我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见他们银行的人一块出操。我又奇怪又羡慕，怎么这些汉人还挺会玩的？我见他们工作完了又一起吃饭，惊讶得不得了：怎么吃饭还在一起？这么悄悄看了几天，心里便向往起这种生活了。……银行门口贴着一张招生广告，说银行要招15岁到18岁有藏文基础的学生到内地学习，我一看就动心了，和扎西商量好一块去报名。扎西符合年龄条件，我虽然只有12岁，但我的藏文挺好，招生的老师看了我写的藏文非常满意，问我：愿意去内地吗？我说愿意。又问：家里同意吗？我说同意。其实，我俩偷偷商量了，谁也不准告诉家里。报完名，离出发还有三天，我们逃学了。整天躲在麦地里吃岗布，就是青豌豆。想到就要到一个新鲜的地方读书，那份高兴啊！谁知道，就要走的时候，扎西沉不住气了，告诉他爸爸。那时他只有爸爸这一个亲人。这下砸锅了。他爸爸害怕极了，儿子怎么能参加汉人的组织？当时，在老年人看来，内地汉人呆的那种地方是极为恐怖的。照我姥姥的说法，汉人是吃人的。我当然不信，因为我亲眼过银行学校的人在一起是那么团结友爱。但没法说服他们……扎西爸爸把我们报名的事告诉孜洛布扎，这下可不得了了。学校说我们是大逆不道，打了扎西70鞭子，打了我50鞭子。打的时候扒光了衣服，两个人按住腿，一个人抓住手，打完之后都走不了路了。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去那个孜洛布扎。和我家住一个大院的有个藏剧团的演员叫琼普珍，她的丈夫白玛也是演员。1956年他们参加少数民族参观团去内地演出。1957年他们回到西藏，跟我们家里人讲内地如何如何。听她说起来就像仙境一样，从窗户里伸手就可以吃到又大又甜的苹果，内地学校不打学生，自己想学什么就可以学什么。我听得入迷了，这个地方我要能去该多好……那以后，我再没有心思去孜洛布扎上学，经常逃学，一个月也不知能否去四五天。逃学也不再是就近转悠，而是跑得很远很远。我说我要去拉萨，就往去拉萨的方向跑，跑到谢通门，跑到大竹卡渡口，已经不远了，没吃没喝，只得又返回来。过些日子，我又说去印度，朝亚东方向跑，跑到白郎县又折返了。我的心躁动不安，如此反复不已，把家里折腾得够戗。家里几次派人把我抓回去，怕我掉到河里淹死。妈妈焦急地问我：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说：我要上汉族的学校，那种学校有意思，不打人，还有星期天……
不少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藏人都曾被“解放”的生活所吸引。他们对当时的进藏汉人也抱有很强的好感。尤其事先听了无数解放军如何可怕的谣言 ，一旦发现解放军守纪律，慷慨好施，平等待人，会使好感加倍。对藏人的这种心态，当年的西方报道也不能不正视。谭·戈伦夫（A。 Tom Grunfeld）在他的书中写道：“大多数报道认为，有一些西藏人对汉人的到来表示高兴。彼得·奥弗斯舒特（Peter Aufschneiter）告诉英国驻加德满都的外交官说，普通西藏人喜欢汉人，因为他们诚实，并且把土地分给西藏人。贵族家庭中的年青一代也认为现在有机会进行一些积极的改革了。许多过去在印度英国式学校学习的学生，后来自愿转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对中国最尖刻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在五十年代里，大部分汉族的士兵和文职人员都起了模范作用。目前流亡在外的贵族和以前的官员也承认，与他们相比，西藏官员的行为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一位亲身到过西藏的西方人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很久以前──在重大变革发生以前──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在农奴的担架上出生的贵族，当时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娇嫩皮肤，覆盖着温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宝。围着他的农奴们都是赤足，冻得发抖，神情憔悴，衣衫褴褛，这使人想起了被工蜂团团包围的伟大的蜂王。
那位西方人随之就西藏的社会革命说：“至少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
4、革命的泛滥
1959年的社会革命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从1952年到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西藏的农业（包括种植、畜牧、渔猎和林业）产值总共增长0。72％，年均增长率只有0。1％，如果再把进藏中共机关与军队的生产刨除在外，增长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是负增长。而在1960年，农民分得土地的第二年，西藏的粮食总产量就从1959年的3。23亿斤增加到4。11亿斤，增长幅度为27。5％，牲畜存栏量也增长了10％。到1965年，西藏农业生产总值达到3。38亿元，较1959年增长82。7％，年平均增长10。62％ 。虽然完全由中共部门提供的数字中可能有水分，但是凭经验的感觉，许多西藏人也承认那是西藏经济增长最快，多数人生活改善十分明显的一段时期，加上翻身的欢欣尚在，自由和传统也没完全被剥夺，因此被称为西藏的“黄金时期”。阿沛·阿旺晋美曾代表藏人说过一句总结性的话：“我们讨厌两端。” 那两端一端是指旧制度，另一端指的是后来在整个中国日趋极端的革命狂潮。处于两端之间的，就是1959年到1965年那段时光。然而，专制状态下的革命，其规律往往是一旦克服了开始阶段的阻力，就必然地产生出巨大惯性甚至是加速性，把意识形态尊为宗教，把革命本身奉为终极，那种加速到了一定程度，就会难以避免地进入失控状态。如果说中共起初在西藏进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一旦革命真正展开，也就卷进了与中国其他部分同步的进程。那是一个以意识形态教条和毛泽东的奇思异想为准绳的不断革命进程。那个年代的整个中国都被搞得高烧般抽搐不已，而对一步跨越了几个世纪、且革命起点比中国其他地区晚了十年的西藏，就更是被“解放”与革命搞得头晕目眩。不仅西藏的中共人士终于摆脱了达赖与噶厦的掣肘，刚刚可以为所欲为地运用权力，西藏的农牧民也刚从底层翻身，被分财产、当干部、上学校那些前所未闻的变化搞得欢欣鼓舞，忘乎所以。整个西藏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革命加速器。十世班禅当时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主任委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了向中共表示效忠之心，他在1956年就带头表示愿意拿出自己的庄园做为改革试点，为西藏全面改革创造经验。“民主改革”开展之后，班禅父亲贡保才旦为了顺应形势，自觉从拉萨去其日喀则领地，为他曾经是农奴主阶级的一员向群众道歉，表示要进行自我改造。可是他的“自觉革命”并没有像他期望的那样使他得免灾难，班禅之父的身份也没能保护他。他照样被群众斗争，并在斗争中遭到殴打 。既然连班禅之父都无法幸免，别人的情景肯定只能更加糟糕。班禅喇嘛在《七万言书》中描写，当时斗争会一般是这样的情景：
斗争一开始、怒吼几下，同时拨发揪须，拳打脚踢，拧肉掐肩，推来掀去，有些人还用大钥匙（是一种专门用于打架的形如钥匙的钢板制工具──译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窍流血，失去知觉而昏倒，四肢断折等，严重受伤，有的甚至在斗争中当场丧命。
“民主改革”开展不到一年的时间，西藏工委指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将西藏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阶段，进行合作化和公社化。1960年7月1日，西藏成立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拉萨“七一”铁木生产合作社；同年8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西藏已经建成8400多个互助组，十多万农户入组，占完成“民主改革”地区总农户的85％；紧接着，又开始了试办农业合作社的热潮。刚刚分得土地的农民被要求加入合作社，不愿意入社的人遭到围攻和批判。翻身农奴理解不了马克思主义那套飘渺的理想，他们被搞糊涂了，既然已经把土地分给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又要收回去？客观地讲，当时很多做法是地方共产党组织自己所为。中国各地的各级共产党干部都对上级意图层层放大，宁左勿右，力图以此博得上级嘉奖。中国“大跃进”时期西藏正忙于“平叛”，在实现公社化方面远远落后。在西藏还是“一国两制”状态时，其落后不算问题，但“平叛”之后的西藏已经变成了同样是共产党天下，西藏继续落后就成了西藏工委的责任。当时基本全中国的所有农户都被纳入了人民公社，有人比喻，如果把凡是已经实现公社化的地区用都标上共产主义的颜色——红色，在整个中国大陆的版图上就只剩一个“白区”——西藏。“白”在共产党的术语里代表反动和敌人，这种比喻一定使西藏的中共领导人内心不安。那时全国的口号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西藏就必须“飞奔”才能跟得上。然而西藏总是与形势的发展差半拍（至今也是如此），正当西藏准备开始飞奔的时候，中国其他地方已经因为“大跃进”的灾难陷入困境。激进的公社化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导致全国性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人。中共不得不在其八届九中全会上宣布改变激进路线，毛泽东也因此退居“二线”，让位给党内“务实派”，开始实行一条比较稳健的路线。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西藏地区几年之内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要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试办的农业合作社全部解散，连“西藏自治区”也拖延到五年以后才成立。这种路线的调整，使得西藏的“黄金时期”得以保存。1962年4月21日到5月29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为时一个多月的民族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检讨了“平叛扩大化”的错误，要求加紧“甄别纠正”。在似乎开始解冻的气氛下，硕果仅存的几位西藏上层代表开始表达他们积郁已久的不满。佛学大师喜饶嘉措在会上的发言相当尖锐，他当着中共领导人说：“我今天要说句真心话，你们有些做法太失人心，蒋介石、马步芳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做了……你们老爱回避实质问题而搞数字游戏……我也向您学习，用几个数字，讲讲你们这几年的毛病：一说假话，二不认错，三乱整人，四无佛心，不讲人道……”吓得翻译当时不敢给译 。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也是在那期间抛出的。然而策略上的收敛并非等于意识形态的改变。毛泽东是一个从不甘心承认自己犯有任何错误的人。他在检讨“大跃进”失误的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向他的全体部下鞠躬，亦是一个令他耿耿于怀的耻辱。中共“务实派”的稳健路线仅仅实施一年时间，他就开始以新的方式重新确立自己的“伟大舵手”之正确。1962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路线，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当毛泽东看到班禅的《七万言书》，便将其定性为“无产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厄运由此降临到班禅喇嘛头上。从晚清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