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迹，真恶心！我想到小时候是怎样被特别呵护，但是现在！以后每当想到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来。
显然，达赖喇嘛对张经武的印象不好。张经武曾逼迫他撤换了噶厦政府的两位首席噶伦，也就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位总理。他把张经武形容为“一位专横、傲慢的人”。无疑，张经武如此细心地保护达赖，肯定也不是出于他个人对达赖喇嘛的热爱，而是达赖的安全对西藏形势太重要了。以张经武的地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一点。达赖出任何一点问题，他是无法向毛泽东交代的。当时连邓小平都要亲自去检查达赖和班禅在北京住所的安全保卫情况，并且有些夸张地恫吓西藏工委的联络部长徐淡庐：“达赖、班禅住的这两个地方，如果有一个苍蝇飞进来由你负责。”中共付出的心血没有白费，对西藏的“统战”至少在开始阶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他甚至一度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我开始非常热中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读马克思主义，就愈喜欢。这是一种建立在对每一个人平等、公正基础上的系统，它是世上一切病态的万灵丹。就理论上来说，它唯一的缺点是以纯然物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生存。这种观点我无法同意。我也关心中共在追求他们的理想时所用的手段。我觉得非常僵化。虽然如此，我还是表达了入党的意愿。我确信，迄至目前仍然确信，有可能综合佛法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真的可以证明那是一种有效的施政方式。
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
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国到西藏的整个目的是要帮助西藏人。“西藏是个伟大的国家。”他说：“你们有辉煌的历史。很早以前你们甚至曾经征服中国许多土地，但是现在你们落后了，所以我们要帮助你们。在二十年之内你们就会领先我们，到时候就轮到你们来帮助我们。”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说得那么确定，不像是门面话。
从“统战”出发，为了不招致藏人的反感，当时中共对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执行《十七条协议》也以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在1952年这样告诉西藏人：
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同时，他在共产党内部这样解释：
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么好罢，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事实上一拖就是八年，当初差点导致谈判崩裂的有关成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一直拖到达赖流亡也没有实行，而协议规定的藏军改编为解放军，兑现的仅仅是解放军向藏军发了军服，授了军衔，实质性的改编丝毫未动，而且相当一部分藏军后来成为西藏暴动的参加者。但是西藏人并没有因此放心，因为有数万人的解放军永久地驻扎进了西藏。这是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清朝虽有过大军进藏，战事一完即撤出，平时留在西藏的常驻军队只有千把人。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因为反对清政府增派三千川军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见藏人是多么反对中国军队驻扎西藏。而此时汉人军队增加了十数倍，部署在西藏的周边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惧是中共怎么运用“统战”手法也无法消除的。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时时发生的。包括这样的小事：
……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後狡黠地一笑，将另一撮扔在了地上。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
毛泽东也同样不信任达赖。1956年，关于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共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一段话：
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其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
那一次，达赖的确产生了留在印度不归的念头，共产主义和他的佛国不可能共处，稍有一点清醒的头脑都不难做出这种判断。但是在犹豫了四个月之后，他最终还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许诺六年之内不搞触及西藏传统制度的改革（周恩来甚至对达赖允诺，如果六年后还没有准备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再延长五十年 ），另外也是因为印度总理尼赫鲁不想惹麻烦，不愿意给年轻的达赖提供流亡条件。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陷入集体性的共产主义狂热。相比之下，实行“一国两制”的西藏反差极大。那时被派进西藏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干部或国家职工，即所谓“革命队伍”的成员。他们被灌输的意识形态使他们对西藏社会处处看不惯。他们把西藏归纳为“三多”──穷人多、压迫多、神灵鬼怪多。在他们眼里，西藏在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权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层社会骄奢淫逸，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让穷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们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国内地早已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们作为革命者，却被要求对那些“剥削者”表示尊敬，对此他们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抵触。即使在中共高层，也有对这种“混淆阶级阵线”的“统战”表示不耐烦的。西藏军区作家吉柚权采访当年西藏工委联络部长徐淡庐后，记录了这样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达赖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聂荣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领导在成都。另外，周恩来和陈毅参加亚非会议回国，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务很重，省市委领导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达赖这一行一百多人，任务就更加繁重。……李井泉由于接待几位四川籍中央领导的任务重，不愿见达赖，只由四川省省委书记、省长负责接送和设宴招待达赖。徐淡庐知道这个情况后对负责接待的人一再讲明，达赖在其他省市参观，各省、市都是第一书记出面接待，希望转告省委，请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了大局如无特殊情况还是出面接待达赖为妥。但四川省委负责接待的负责人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不能更改，不论徐淡庐怎么解释都不答应。徐淡庐一看对方的态度，知道再说也是徒劳，但考虑达赖知道第一书记李井泉不愿见他而引起矛盾导致不团结，便与该负责人约定，如果达赖问起李井泉时，就说李井泉病了。省委负责接待的人同意统一口径回答达赖。……第二天正好是列宁诞辰纪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开隆重的庆祝大会，并要求省市第一书记必须在纪念会上讲话。李井泉理所当然地参加大会并在会上讲了活。李井泉的讲话第二天由四川日报刊登后，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病，而是在骗他，心里顿时有一种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气愤。敏锐的徐淡庐从达赖得知李井泉未病时脸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锅了……于是借四川省委统战部请他吃饭的机会，向统战部几位领导讲了达赖知道李井泉没有生病的反应，建议他们转告四川省委，为了团结达赖，能不能变通一下，请省委第一书记出面给达赖送行，作一次弥补，并解释为达赖设宴接风的当天的确病了，列宁纪念日的讲话是带病参加的。徐淡庐的这一建议经省委统战部转达给李井泉时，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当天晚上在招待所摆开战场，召开对徐淡庐的批斗会，指责徐淡庐为什么对达赖喇嘛这样一个封建、宗教集于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们进馆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么用心？是不是借这个机会靠近达赖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当时达赖已经在北京参加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中共的官职序列上，已属“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名义上的地位高于一个省委书记。然而在中共的省委书记眼里，他不过是一个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势力的头子而已。后来这事是由周恩来命令李井泉向达赖道歉得到解决。正好路过成都的周恩来专门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评他在中共高层尽一切努力“统战”达赖的时候，不识时务地挑起矛盾和制造冲突。中共上层从治国角度，处理西藏问题时把主权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然而只有少数最高领导人心里明白这一点。中共从整体上已经变成一个日益意识形态化的组织，所以其下级党员干部时刻都有自觉发动革命的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1956年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形势之下，也不安于仅停留在“统战”阶段，急于在西藏开始进行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方面的变革，并做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和“试点”，还为此从中国内地调进西藏二千多名汉族干部 。达赖喇嘛去印度参加庆祝释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纪念活动时产生流亡不归的念头，正是因为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暴风雨。面对西藏出现的惶恐和动荡，中共高层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进”，于1956年9月4日电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进行改革准备工作，电报说：
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实看出，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而且我们的准备工作也绝不是一、两年内能够作好的，因此实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的事，甚至还可能推迟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去。……应该说这是对西藏民族上层分子的一种让步，我们认为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正确的。因为西藏民族至今对汉族、对中央也就是说对我们还是不太信任的，而采取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办法，来消除西藏民族的这种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们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如果我们在改革问题上，作了适当的让步和等待，就能够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对我们的信任，有利于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后的各项工作。这样慢一些、稳一些，就会好一些，从实际效果上看反而会快一些。如果我们不让步、不等待，或者认为过去让步了，等待了，现在不应该再让步，再等待，因而勉强地去进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响西藏对我们的信任，甚至发生叛乱。
对西藏政策比较稳重的张经武当时已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又重被派回西藏稳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诺。允诺似乎是真诚的。在中共中央书记处1957年3月召开的西藏工作会议上，决定西藏工作大收缩，人员、机构、财政都要大精简，大下马，而且越快越好 。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下属的九个处合并为二个处；已经在西藏六十个宗开设的办事处，除昌都地区以外，一律撤消；驻藏部队从五万人减少到一万八千人，在西藏的军事据点也大大削减；工作人员从四万五千人压缩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了92％。中共为安抚自己那些急于在西藏发动革命的党员干部，花了不少口舌进行说服。当时中共主管“统战”事务的头头李维汉（中共统战部长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曾有这样一段论述：
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给予的发展影响不管多么大，可能给予的帮助不管多么大，却只能通过少数民族内部的矛盾，通过少数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发生作用。……就是出于最好愿望的帮助，在没有得到西藏民众和上层乐于接受的时候，也不能发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就是帮助，也不能强加于人。
可以把李维汉四十年前说的这段话与当今西方人的观点比较一下。下面一段话摘自一个美国人九十年代写给住在西藏的汉人作家马丽华的信：
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到欢迎。然后你才能成为帮助者，成为身穿铮亮盔甲的骑士，成为救星。而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给予的所有帮助，你所有的良好动机，都会浪费在敌意的环境中。因此帮助必须是他们所寻求的，希望的，已经提出来的。
尽管李维汉的名字被当作中共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