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千男人参加战斗。在接待中共军代表时，大头人集中了他的上千战士在周围挥枪舞刀，列队奔马，尽情炫耀。随后他以得意口吻向中共代表扎西旺徐（也是藏人，后任中共政权的青海省副省长）提了一个著名的问题：“中国大还是果洛大？”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时，在准备去见英国的印度总督之前也问过一个问题：“总督会讲藏话吗？” 这种故事多少令人联想起“井底之蛙”的寓言。1949年9月3日，中共针对西藏政府7月份的驱汉事件发表了一篇题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要解放西藏”。面对正在势如破竹占领整个中国的中共，西藏政府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发表了一封被认为“天真得出奇”的信给中共领袖毛泽东，要求中共不得进入西藏，并且还对历史上已经划归了中国内地省份的领土管辖权提出要求 。不过，从目前得到的材料看，即使是中共高层，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内战取得全局胜利之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西藏问题。1949年3月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各大野战军进行的战区划分还不包括西藏。直到1949年10月宣布成立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重新调整战区，西藏才划归当时由刘伯承任司令、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但是，因为中共占领中国的战争是由北向南推进，第二野战军在西南的作战任务还很重，而西北的第一野战军（简称“一野”）战事基本结束，所以中共中央曾设想先由西北军区（以一野为主）负责“解放”西藏，而后再由西南军区负责管理西藏。1949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给西北军区的彭德怀发出准备进藏的电报。电文如下：
德怀同志并告贺习刘 ：（一）复班禅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来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负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是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三个军，如何分配和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彭德怀不愿意为将来要交给别人管辖的地盘去打仗，尤其西藏是那么一个艰苦、陌生且巨大的地方。当时中共几乎无人了解西藏，彭德怀为找理由推掉进军西藏的任务，派当时任西北军区联络部部长的范明率人作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才在1949年12月30日给毛泽东复电，强调从西北进军西藏道路艰难，每年只有四个月可以通行，部队入藏准备工作需要两年等。彭德怀对西北进藏的困难颇有夸张。倒不一定是故意谎报。我对此有经验，在西藏问路，人们总会有意无意地向你渲染甚至夸张艰难和危险。中共首脑谁也不了解西藏真实情况，对彭德怀的报告无从反驳，但是毛泽东担心夜长梦多，肯定不会愿意两年之后再进藏。正在苏联访问的毛看了彭德怀的电报后，便决定把进军西藏任务派给西南军区。至少他知道，历史上驻藏大臣都从四川进藏，那里的路必然是通的。1950年1月2日，毛从莫斯科发回电报，改派西南军区出兵西藏 。毛泽东一声令下，中共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立刻轰轰烈烈地展开。被派进藏的部队是“二野”（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当时中共的解放军已是大兵团体制。十八军有三万余兵力；为了保证进军西藏，又成立了后方支援司令部，包括八个工兵团、一个重型机械营、两个马车团、两个驮骡团、四个汽车团，还有兵站、仓库、医院、通信分队和空运大队等近两万人；又动员了近两万士兵和民工修建了为进藏部队补充给养的甘孜飞机场；为担负进藏任务的十八军提供五千个帐篷、五万件雨衣；每人发四双胶鞋、两套单衣、一套衬衣、一件绒衣、一付手套、一付带色风镜；团以上干部各制作皮大衣一件；所有马匹带五付以上蹄铁，配以帆布槽与铡刀；配发适应康藏情况的药品，带相当数量黄金，以便到藏后向印度购买必需品；还在重庆制作了八十万斤饼干，分批携带，以在不能生火时食用；从新疆、青海、内蒙等地购买几万匹马，并从二野每个军抽一千匹马组成运输团；又从西康的巴塘、甘孜等地动员了二十万头牦牛支援运输…… 。当时中共各机构对进军西藏的部队几乎是有求必应，全力保证，可从一件小事上看出。因为高原气候忽冷忽热，部队进军途中发生了流行性感冒，前线指挥部向后方发电，要求运一些生姜和糖。发报时姜、糖之间漏了一个顿号。后方机构没见过姜糖，也无处购买，便自行组织研制，把姜和糖混在一起研磨，再压成片状。那种姜糖又甜又辣，结果是没人要吃。上述条件也许现在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直靠“小米加步枪”打天下的解放军，当时已足够壮观。而对西藏来讲，这样一部庞大的战争机器则是它完全不可匹敌的。更何况在这支浩大的进藏军队后面，还有数量超过西藏总人口好几倍的近五百万解放军。当时西藏拥有的军队仅在万人上下，且作战能力极为低下。从中共方面对藏军的研究摘取若干片段，可窥藏军大致面貌：
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汝本（相当营长）以上指挥官的指挥部离火线很远……藏军无会议制度，工作均为口头布置……每天中午或晚上，各代本团均由格更领着念经约半小时，并顺便清点人数。藏军本身无训练机构。部队思想全靠神权统治，以念经、保护达赖等迷信宣传来控制部队。战前须打卦问卜选择吉日出战，并要烧香叩头，求神灵保佑。战斗中士兵不讲战略战术，身背“噶乌”（护身符），口念咒经，乱打乱冲，胜则穷追猛打，败则各自逃命。官兵均携带家小，出发拖儿带女，行军速度缓慢。官兵年龄普遍偏大……其中有60岁的老兵，50年军龄的排级干部。
如果说以上研究出于中共，有偏颇之嫌的话，1927年藏裔的印度政府官员诺布顿珠访问拉萨时，也以尖酸刻薄的口吻描述了当时藏军和警察的状况：
藏军每天都在操练，但是他们的制服实际上已经破烂不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只脚穿着靴子，另一只脚却赤裸着，每当我途经罗布林卡和坚色林时，他们总是向我行乞。警察大约有200人，他们的衣着比藏军更破。我发现，如果能够想到办法或找到机会，藏军和警察部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想从这里逃走。
1936年，驻锡金的英军远东司令尼姆（Brigadier Neame）前往西藏对藏军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调查与评估。他写的报告表现出对藏军状况极为不良的印象：
作为一个民族的西藏人是绝对不崇尚武力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能量都被宗教事务大大地吸引住了。喇嘛官员和文武官员分享了所有权力。西藏政府和与军队有关的官员对健全的军事组织、管理和训练几乎没有什么主见。两个总司令——一个喇嘛，一个军人——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任命的代本和将军是没有经过什么军事训练的贵族。有经验的正式军士没有升任如本（级别较低的军官）以上的……野外训练实际上从未进行。在和平时期，军队受雇为政府当苦力。手枪、机枪和留易斯枪的瞄准练习从未举行，来福枪的瞄准练习也做得很少。结果，西藏东部的现役军队在军事行动中不能有效射击，徒靡弹药。对枪支的关照和擦洗被认为极差。
西藏方面往往把自己的军力孱弱解释为西藏是一个佛教之邦，爱好和平而厌恶战争。从文化方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西藏政治制度的故步自封。以当年晚清王朝之腐朽，竟然能成为对西藏而言的“新政”之源，并且还得以很大力量克服西藏对“新生事物”的抵抗，可想西藏保守的程度。西藏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只关心固守其统治地位，改革有可能造成变动，产生威胁，于是他们便总是加以抵制。为了保证权力不受威胁，西藏统治者尽量削弱军队。美国藏学家梅·戈德斯坦（M。Goldstein）在他的书里写道：“西藏政府故意不让藏军代本们接受专门的军事训练，以免造成军事将领势力强大的局面；相反，他们所奉行的军事政策是，任何一名官员都可以充当藏军代本或其他军官。” 另一方面，藏军士兵皆来源于所谓“差巴”──即那些为了能从政府租种土地、以出人当兵抵差税的农奴家庭。藏兵是终身制，年轻力壮时去当兵，直到老了才退伍。他们大都在兵营娶妻生子，过家度日。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193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曾经在英国生活、担任过藏军总司令的龙厦试图推动一次改革运动，把西藏纳入现代化轨道。然而他遭到的下场是被挖掉了双眼。从他受刑的过程，也能看出西藏与当时整个世界走向的距离：
挖眼的办法是，将一根光滑而呈圆形的牦牛骨置于被监禁者的太阳穴上，然后用皮带把头缠绕束缚起来，最后用一根木棍在头顶上转动，直到眼珠掉出来为止……挖眼之刑非常残忍，用皮带勒了之后只出来一个眼珠，于是绕杰巴（专事断肢挖眼一类酷刑的施刑者──作者）不得不用小刀把另一只眼珠挖出来。然后把滚烫的油倒进眼窝里烧灼伤口。据龙厦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在龙厦被释放后，挖眼的地方有一块很大的疤痕。
龙厦改革运动的失败及龙厦的垮台 被称为“西藏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是“动摇喇嘛王国基础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后的西藏，完全趋向了封闭保守。西藏在政治与社会制度方面的保守，不能完全用相对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似乎只要没有外来入侵，西藏原本的状态已经足够好，并不需要改革和发展，也不应该用进步或落后的概念进行评价。西藏社会本身的问题，后面再谈，既然全世界都在发展，西藏的地缘隔离也已不再是其他民族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时仍然一意孤行地故步自封，就难免不陷入被动和挨打的境地。从这个角度，旧西藏的统治者不能说没有责任。中共进军西藏以二野十八军的三万兵力为主，从西康直逼藏东重镇昌都。另外几个方向的部队也同时出兵配合：陈赓一部两个团从云南进藏；新疆王震派遣一先遣部队向藏西阿里出发；西北军区的独立支队从玉树进军。四路进军，对西藏形成合围之势。西藏噶厦政府将藏军三分之二的兵力（约七千－八千人）集中于昌都和金沙江一线，采取了与中共正面决战的战略，企图阻挡中共进藏的主力部队。这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以素质和装备皆处于劣势的藏军，与兵力多数倍以上、刚打完取胜中国之战争的解放军进行阵地战，无异以卵击石。四十年后，当年进藏的十八军第二参谋长李觉将军这样评论：
当时西藏噶厦没有懂军事的人。它那些没有军事素养，没有经过训练，没有作战经验，没有正规编制，没有精良装备，没有后勤保障的老弱残兵，不应该与经验丰富、兵强马壮的共产党军队搞阵地战。他们应该主动放弃金沙江防线，把我们入藏部队放进去，集中优势兵力打后勤，阻我后撤，让天然的地理气候条件发挥作用，让入藏部队自行毁灭。用这种方法来对付入藏军队，何愁西藏守不住？
确实，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进行人与人的战争，西藏无论如何是不成对手的。噶厦政府在战略上的不明智，关键就在于企图与中共进行人对人的战争，而不是把西藏的天作为抵抗的主力。西藏的天是西藏人的朋友和同盟者，却是中共军队的大敌。在后来藏军主力被消灭，中共军队进藏已无军事抵抗，仅面对西藏的天，其进藏的艰苦程度还被形容为“第二次长征”。长征是三十年代中共红军在江西根据地失败以后历时二年的一次突围逃亡（后来才打起“北上抗日”旗号），前有堵截，后有追击，行程二万五千里，从开始的三十万人，最后只剩三万人，坚苦卓绝。参加过长征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对进军西藏的总结是：“进军西藏和红军北上抗日所经受的艰苦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想西藏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给中国军队带来多大困难。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熟悉地理，善于隐蔽，有骑兵的机动性和号令群众坚壁清野的可能，如果不是早早地在决战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一空，保存一定有生力量与战斗意志，采取堵截、骚扰、各个击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肯定可以给进藏的中共解放军增加更大的困难与伤亡。尤其是应当避免正面作战，主要以中共军队的后勤供应线为攻击目标。西藏人口稀少，不毛之地多，中共军队孤军入藏，失去其在中国内地擅长的“取之于民”补给方式（无民可取亦无物可取），军队补给的主要物资只能来自中国内地，因此必须有一条漫长的后勤供应线跟在部队后面。随着深入西藏，后勤线将越拉越长，防卫必然脆弱，更容易被打断。对大部队而言，后勤断则不战自垮。本来只能勉力对付西藏之“天”的中共军队，再加上一分“人”的敌手，其进藏是否有会阶段性的破产就成了未定之数。那时，西藏手里的牌就将多一些，加上中共当时又陷入了朝鲜战争，西藏获得更多的选择不是没有可能的。可惜的是，西藏当时没有采取适合自己的战略，反而把主力部队调往昌都远迎中共军队，等于帮助中共军队在作战期间把后勤线大大缩短，而且其后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