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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差大臣台前：小的鱼科土司具恳禀事，情因小的自先年以来，不比他们牛厂，小的于大皇上属下，每年上纳银子，大臣均是知道的，哀恳大臣准小的照前一样居住，赏张执照，沾感不浅；如难允准，要缴印信号纸，恳先饬绰斯甲、革什咱两土司呈缴印信后，小的亦随即呈缴。
赵批复如下：
禀悉。该土司恳求照前居住，赏给执照，均准如所请，至应缴印信号纸，乃奉旨之件，各处土司一律办理，岂有绰斯甲、革什咱不令呈缴之理；惟尔恳求先饬该两土司缴印之后始呈缴等情，定属荒谬，同是缴印，何分先后？本督部大臣，岂有偏私，如朱倭、白利，灵葱均已缴案，该土司何不以朱倭等比较，而以绰斯甲、革什咱为衡？似此野蛮无知，本应惩办，姑从宽宥。
赵尔丰征服和改流的地区约计东西三千余里，南北四千余里，设府、所、州、县三十余处，后来建立西康省，由此得初具规模 。其后三十年在康地的汉官，无不得利于赵尔丰当年的余威。虽然西康省直到1928年民国时期才正式设立，但是赵尔丰经营川滇藏务时就已有此设想。他曾上奏“平康三策” ，第二策就是“改康地为行省”。第三策更进一步，“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觊觎，兼制达赖之外附”。由于赵尔丰杀戮颇多，藏人（尤其是藏人上层）对其恨之入骨。清政府1908年任命他为驻藏大臣，兼任川滇边务大臣，等于把主要的西藏事务全部交给他管。因拉萨方面激烈反对，他实际未去拉萨上任。赵尔丰有残暴的一面，曾一次斩首逃兵七十余人，但是也有廉洁公正的一面，曾在路途发现一家百姓无隔夜之粮，而地方官不知，即以严惩。他训导地方官：“知县是知一县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爱民者，因爱民而勤政。非勤政为一事也，爱民又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贼民者也” 。对他这种恩威并重，当年康区的普通藏人百姓颇多信服。他在辛亥革命时被起义民众所杀，其婢女为救他而死，随后其生前卫士又去刺杀革命军头目为他复仇，也可略见他平时为人一斑。对清末西藏推行的新政，在不同的立场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不过从现代化的角度，那的确是西藏的第一次现代化输入。张荫棠、赵尔丰、联豫等人，除了对藏区进行收权方面的政治改革，也在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为西藏带来了一系列新事物。如平治康川道路，敷设川藏电线，雇比利时工程师架设河口钢桥；开办工厂；创设邮局；选派年轻藏人到内地学习工艺；在拉萨建立商品陈列所供藏人参观；编练新军，办陆军学堂和巡警教练所，设步警和马警维持治安；赵尔丰在康区创办学堂六十多所，亲自为其编写课本；联豫在西藏各地也创办了二十多所新式学堂；还出版发行了藏文白话文报纸，设立译书局、印刷厂等。至今回头审视清末对西藏的新政，从中国的角度，为了纳入以主权为框架的国际体系，对西藏收权也许是迫不得已的，不可不为。但是张荫棠、赵尔丰共犯一个通病，即在收权之外，还企图以汉文明改造藏人。张荫棠在西藏翻译散发小册子，向西藏老百姓灌输孔孟之道的纲常伦理，提出“西藏宜遵用大清正朔”。他推行汉文教学，为此个人捐献五十两金砂、三百五十两银锭作为汉文考试优异的藏人学生之奖学金。他甚至提出“当喇嘛娶妻生子的听便，并可充任农工商兵诸业”，“喇嘛白昼不必诵经，宜兼做农工商业以生财，不可望人布施”。对此，藏官和喇嘛的回答是：“若照指示，听喇嘛自愿娶妻，黄教必定衰败，万难办理”。 赵尔丰不但强迫藏人子弟学汉话，还要求藏人家族都采用汉姓。至今康区有不少姓汉姓的藏人，多是那时传下来的。他在改变风俗方面，细到要求藏人改变以吐舌头表示尊敬的习惯，规定男女青年在藏袍里面还要穿裤子，甚至因为他认为藏人的天葬风俗不好，也要求改变。对西藏收权，威胁的仅是原来掌权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即使遇到反抗，范围也有限。只要日子过得好（或至少不比原来坏），多数老百姓对到底由谁掌权并不真正关心。然而对西藏社会实行同化政策，就等于把冲突的对象扩展到全体百姓。歧视一个民族的传统风俗文化并强行其改变，一定会激起民众的共同愤恨。一旦民众与民族上层站到一起进行反抗，收权和同化就可能都遭到失败，且由此播下的民族仇恨，也将长期难以化解。我曾以“异质同构”的概念分析这个问题。对异质化程度较高的民族实行主权统治，不收政权是不行的──即需要保证政权的“同构”，但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文化上的宽容，给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异质”以充分的自由空间。这两方面应该是相反相成的关系，才能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不过，无论是清末对西藏的新政，还是后来中共在西藏的统治，这方面的平衡状态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也是西藏始终是中国的一个难题之原因所在。
4、西藏有了选择
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西方以主权标准对西藏的介入刺激了中国在西藏确立主权的行动，中国的行动则刺激了西藏彻底摆脱中国控制的愿望。在东方式的朦胧关系中，西藏可以用“架空”方式保持实质上的独立，以表面臣服换取实在利益，一旦被中国纳入明确的主权结构，那就成了真正的臣服，权力遭剥夺，对西藏统治者而言是失去最大利益，是任何别的利益都不能交换的。何况，日趋没落的晚清中国还能给西藏什么利益呢？西藏以往臣服北京的理由──寻求保护和仲裁──已不存在。一方面，从外交而言，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争端中连连蒙羞，连自保都困难，又如何可能保护西藏。经历了两次与英国交战的失败，西藏对这一点有切肤之痛的认识；另一方面，从西藏的内政而言，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政教最高权威的地位当时已经相当稳固，也不再需要依靠北京的仲裁和支持。1900年，俄国一支持有中国政府批准之护照的考察队在藏东察木多（昌都）地区琐图村受到藏人阻挡。中国护照不能说服藏人让路，用考察队首领科兹洛夫的话说：“射手比任何中国护照更可靠” 。在与藏人的冲突中，俄国人枪杀藏人21人，伤19人，焚烧房屋并掠夺马匹，然后毫无损伤地扬长而去。事件发生后，俄国人没受到任何处置，反被中国方面护送出境。而对要求官府作主的藏人，清政府一拖再拖，拖了三年。最后是由清政府按每个死者八十两银子，每个伤者十六两银子，共付二千零三两银子就算了事。当时的驻藏大臣裕钢在结案后写了一份奏折，仅看那份奏折 ，已经足够理解藏人为何要抛弃中国另寻靠山。西方尤其是英俄势力在亚洲的迅速扩张，使原本仅为中国专有活动领域的西藏，处在了中、英、俄三个大国之间的三角地。中国不再是对西藏而言的唯一强者，且事实表明，中国远不如另两个大国。十三世达赖喇嘛曾经把寻找新靠山的希望寄托于俄国。他把俄国当成信奉佛教的国家，从而希望能重现元朝那种结构──由西藏人充当精神领袖，一个强大的世俗帝国充当信徒、施主兼军事上的保护者。他在1904年逃出拉萨躲避英国人，也许就抱着与俄国人建立联系的愿望，企图依靠俄国抵抗英国。但是当他到达与俄国距离已经很近的库伦（今天蒙古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失败，俄国国内发生1905年革命，举国混乱，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幻想也不得不随之破灭。那一段十三世达赖喇嘛陷入痛苦的彷徨，甚至居住地都成了问题。他的宗教地位超过库伦的蒙古大喇嘛，后者被对比得相形黯淡，大量信徒把供奉送给达赖喇嘛，使其蒙受损失，于是库伦大喇嘛改变了开始对达赖喇嘛的欢迎，逐渐变得无礼，捣毁了达赖法座，还当着达赖喇嘛的面吸烟 。世态炎凉令人寒心，连宗教领域也非净土。十三世达赖想回西藏亦受各方阻碍，不能实现。他还是没有摆脱掉中国的控制。当他被召到北京给慈禧太后祝寿时，也许他还有与清廷达成谅解的一丝希望。多数史书认为他与中国的最终决裂，在于慈禧太后坚持要他见面时下跪。虽然西藏在世俗权力中臣服中国，但是达赖喇嘛从来认为自己的宗教地位至高无上。何况从前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时，不但未曾下跪，清帝还出城远迎。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的清朝为了安蒙古需要笼络西藏，此时的清朝则需要表现自己对西藏的主权。西藏的政教合一使达赖喇嘛不仅是宗教领袖，还是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代表，所以他必须下跪。为了解决这个争执，十三世达赖喇嘛觐见的时间拖后了半个月，最终的妥协是达赖喇嘛以单腿跪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这对从来以神自居的达赖喇嘛，内心屈辱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屈辱是迫于没有民族前途的无奈，痛苦就会更深，也必然使他产生更强烈的逆反心理。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之后，仅在一个多月内，两人相继死亡。本已千疮百孔的晚清王朝陷入更加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境地。那时达赖喇嘛一直逗留在北京，贴近地目睹清王朝的腐朽和没落，肯定会进一步加强他摆脱中国控制的决心。他此次在外流亡五年的时间，极大地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建立了关系，使他从雪山深处的神王变成了一个民族领袖和政治家。赵尔丰、联豫等在康区和西藏实行的新政，也深深地刺激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西藏的自由和传统，包括达赖喇嘛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受到威胁，等于从根基上毁灭西藏社会。慈禧与光绪一死，十三世达赖喇嘛立刻就踏上回西藏的归程，并且在途中就开始遥控藏人进行抗争。前面提到过，张荫棠在其整顿藏务的初始就强调：“惟整顿西藏，非收政权不可，欲收政权，非用兵力不可”。其时中国对西藏唯一的威慑只剩用兵。随着达赖喇嘛即将回归，藏人对中国统治的反抗越来越强烈。四面受敌的驻藏大臣联豫要求清政府向西藏增兵，以保证自己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权力在西藏的有效性。1909年，清政府下令四川组织一支2000人的川军，在将军钟颖的率领下向拉萨进发。达赖喇嘛深惧中国军队进藏的威胁，下令西藏军队和民兵以武力阻止。从而又促使清廷命赵尔丰的军队为进藏川军增援护送，导致更多军队进入西藏。这是一个互动升级的过程。不仅仅限于军事冲突，还造成双方心理的对抗，反过来再影响政治局势。将十三世达赖与联豫之间的冲突做一归纳，可以看到这种互动升级形成一个链条，一直导向双方最终决裂。十三世达赖到达拉萨时，川军还在路上，双方还没撕破脸皮，联豫率领下属出城迎接，达赖因为心中愤恨川军进藏，对联豫视若不见；联豫因此恼羞成怒，立刻寻衅报复，先是强说达赖私购俄国军火，带人闯进布达拉宫检查，没查到，又派人截下尚在途中的达赖行李，开箱搜查。结果军火没有搜到，达赖的物品却丢失了不少；试想达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随之的反措施是下令藏人罢差罢粮，断绝对驻藏大臣衙门的一切粮草和夫马供应，并禁止藏民与汉商贸易；联豫的回应则向北京报告达赖“阴蓄异谋，极宜防维”，请在进藏川军之外再增兵进藏；当中国军队一路击溃藏军而逼近拉萨时，达赖曾试图与联豫讲和，联豫却意气用事，不肯妥协；加上临时组建的川军多流氓之辈，军纪极差，途中受藏人阻击又心生恨意，进拉萨后即枪伤藏民，侮辱藏官；出于对中国完全失去信任，也出于对已成水火之势又拥有武力优势的驻藏大臣的恐惧，刚刚流亡五年，回拉萨仅数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又一次出逃，再度踏上流亡之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这一次出逃颇为奇特。他急奔而去所投靠的恰恰是造成他上一次流亡的敌人──英国。1910年2月21日，达赖逃进英国控制的锡金（随后进入印度）。当时他一定要住进英国人的房子、并在英国士兵的保护下才感觉安全 。正如荣赫鹏所惊叹：“世事之翻云覆雨，变化不测，宁有甚于此者？” 达赖做出这种选择，一方面因为刚从北方返回的他知道重返北方不会找到希望；另一方面，虽然英国人曾以大炮轰开了拉萨大门，但是与满清官员的腐败霸道相比，他们的礼貌、守信和慷慨给西藏人留下深刻印象，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当然，这种选择还反映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大胆和灵活。以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此次逃亡为起点，西藏上层社会改变了历史上一贯臣服北京的政治路线，开始了以争取西方支持为资源的近代“西藏独立”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据那一段时间与十三世达赖接触密切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记述，十三世达赖喇嘛当时的构想是按照不丹与英国签定的条约模式建立英藏关系，即将西藏的对外事务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由英国提供保护，而西藏保持内政方面的自治 。令达赖沮丧的是，英国拒绝了他的提议。贝尔是这样解释的：“就我们来说，去承担亚洲高原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防务是极端愚蠢的行为。” 为此，荣赫鹏深感不满：
在昔哈斯汀士、波格尔、忒涅、克遵乃至一九○四年我辈之参加使节者，皆欲设法劝导藏人遵循寻常国际交往之惯例。今则达赖喇嘛及全部政府人员咸来投奔吾人，求吾人维持其直接交往之权利，求吾人派遣英国官吏，甚且携带军队前往拉萨，并求与印当局缔结联盟。此种变局，殆一切人类史上所仅见。百五十年来，吾人向彼方所求而不得者，彼今自动向我要求，而我当局乃以避免干涉之旨趣答复之。前此为贯彻对藏之要求，吾人不惜出兵拉萨，恫以武力，今藏人自动输诚于我，而我反拒人于千里之外焉。
后面将有专门一节讨论西藏高原建立防务的成本，显然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