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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旧时的禁赌碑还不够，我建议由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文化工作者精心撰写了重置禁赌碑记。
这块碑记是红色的，象征我们禁赌的决心，上写：
赌之为害，由来已久，朝代更替，此风不绝。幸我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摧枯拉朽，使赌博几近绝迹。岂料国门乍开，邪风乘虚，囊中稍盈，便有人行娱惬乐，遂致宵小，死灰复燃，聚赌成业。党和政府，早恤民意，察及秋毫从严整治。近年来，我市查赌立案四千余起，处罚赌徒，万七千人，中有涉刑案件十二起，抓获罪嫌七十三人。尤从去年（2000年）以来，市委市府，重施针砭。依法依律，严治有加：党员涉赌，留察开除；为官涉赌，撤销职务；公众参赌，罚款三千；情节严重，移送法办；举首者，给予奖励。封建社会，百姓尚能义举禁赌，况今日法制社会乎？是以将古碑重置，晓喻世人，同心同德，根绝公害。
禁赌碑竖起之后，观者如云。我们又在城市的重要地段竖起了“毁林改过碑”，在市区八一广场竖起“文明誓词碑”。立碑警示我们的执政者，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事事不忘人民的嘱托，处处在提醒我们当好人民的公仆。
点名批评副市长
这是《上党晚报》记者李慧良采写的一篇关于农村教育问题的报道，发表于2001年3月19日的《上党晚报》：
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
山后河学校误人子弟
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小学，原有27名学生。由于长期没有教师，学生们有的辍学，有的在外借读。2001年3月初，村委聘请了一位仅有小学文化的老师。如今，学校里共有7名学生，且还有2名没有新课本。
3月20日下午4时许，记者在该村街头一群聊天妇女中找到这位代课老师。记者惊诧地问：“你们下午几点上课？”老师回答：“两点半。”在老师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与村委会同处一院的学校。
学校没有大门，只有一个大豁口供人进出。西北角和西南角的院墙也倒塌了一大块。教室里，7名学生正在写作业。经老师介绍，这7名学生中，一年级2名，二、三年级各1名，四年级3名。一年级和四年级的两个学生，至今没有新课本。女老师说，自己也只上了5年学。10多年前，她曾在娘家所在的村代过课，来到山后河村就没有再代课。半个月前才接上这个工作。
说到缺书的情况，随同进来的家长们说：去年，孩子们都在几里以外的山后村上学，放假时还预交了书费。等到一开学，却没有他们的书，书费也被退了回来。家长们只好到壶关县城和长治市区寻找，就是这样，仍有两个学生缺书。记者看到，一年级缺书的学生，借到的是几年前的课本。书中内容与新书已有很大不同；而四年级缺书的同学也是借的旧书，父母亲每晚都要借来同学的书给他对上半天，把不一样的内容改过来。
该村外出打工人员很多，许多人是边打工边带着上学的孩子在外居住。据一位家长说，他的孩子在淮海小学借读，每学期仅借读费就得300元。而在淮海小学借读的学生，光他们村就有5名。还有一个该上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没有书，不能到外村上学（该村仅有一至四年级），只好辍学在家。前些年，该村也有过水平较高的老师，但由于工资长期不能按时兑现，有的直接向学生收钱，有的收到杂费和书本费后一去不返。
比小学校问题更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我发表在3月31日《长治日报》上给秦来英副市长的公开信：
秦来英副市长：
贯彻西沟会议（市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提出干部变作风，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人心），没听说教育蹲点。你要带头、带动、带领！那就由你立即带上教委全部人马，进驻壶关县店上镇山后河村，蹲点“三深”七天。6点起床讲党课七天，查明此村发生此种严重问题的根源何在？责任人是谁？怎么处理？市政府如何采取果断措施，在全市范围内解决类似严重问题？
教育系统又是如何贯彻西沟会议精神的？该村“教师仅有小学文化；27名学生流失了20名”的严重问题，我却看不到任何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报告，可见“三深”差距有多么大！
我感谢《啄木鸟》李慧良同志的文章，否则，这20名农民的后代可能成为文盲和科盲。工作要扎实，要落实。我们不是经常开教育工作会么？可是在山后河，这一切等于零，“春风不度玉门关”变成了“落实不到山后河”。
吕日周
2001年3月28日晚
信件一经发表便产生巨大反响。但我觉得有些异常。
山后河的孩子上不了学，可能被大家认为是件正常事，而点名批评副市长倒成了一件不正常的事。有人对我说，这件事有点小题大做了，学生辍学现象在山西，在长治实在是太多了，犯不上得罪高官同事。也有人说：“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处理，打电话也能办事，让秘书传达一下也会起作用。”我之所以选择在党报上公开发表信件来解决这件事，是要提醒长治的干部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不要对人民的疾苦麻木不仁，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我抓教育的特殊做法。一把手到了位，其他分管同志才好到位。表面上看，我好像刺了他们一下，实际上，我是送给来英同志一把尚方宝剑。来英同志工作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她多次对我诉说苦衷：抓好教育是全社会的事，有的地方党建出了问题，社会治安出了问题，我怎么抓学校？
公开信见报后，来英同志立即带领市教委30多名同志奔赴山后河村。当晚，她把群众代表找来座谈，了解村上的情况。问题比她想像的要严重得多。
来英同志到山后河的第二天，我也去了。同去的还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温福亮。从壶关县城出发，在山区土路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坎坷颠簸，费了很大劲，我们才找到这个后来闻名全国的小村庄。
山后河被一条深沟隔开，来英同志晚上开完会，打着手电回住处，看不清路，她就蹲到地上爬着前行，深一脚、浅一脚摸黑到了老乡家。第二天早上重走这条路时，她还真有些后怕。于是，她想办法找人帮助村里修路。村外有个大坝，年久失修，每到雨季，洪水冲走老百姓的庄稼，她又找人要了3万元，帮助村里重修大坝。
山后河的问题不都是可以用钱解决了的。村里原任党支书因拐卖人口被抓在押，党员七年没过组织生活。如此问题成堆的地方，小学校问题还不算村上的最突出问题。有问题就要解决，不管是否属于分管范围，秦来英同志都积极主动地一件一件去处理。
早晨六点，她集中党员上党课，夜里讨论村上问题至深夜。身临其境，我也觉得这件事有点难为这位女同志。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更何况我们是领导干部，更要比一般同志多辛苦，才能换来人民的少吃苦。
来英同志从解决农村基层组织问题入手，小学校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学校很快有了教师，学生返回了教室。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责任追究。
一个星期与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老百姓和秦副市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又是一年过去，2002年春节过后，四套班子领导再次到西沟村召开中心组学习会，秦来英同志感触颇深地谈起了山后河感想：
说实话，本来我心里有些怨气，认为吕书记不直接把批示转给我，却发表在报纸上，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到村里和村民接触，群众反映了村里许多令人震惊的问题，怨气就消了。而且给我的感觉是，不但应该来蹲点，而且来得太迟了！
山后河的群众真好，我离开村子时，大爷大婶们给我的行李袋里塞鸡蛋、装山货，全村人把我送出村口，我再回头时，房东大娘还在那里擦眼泪。
老乡们听说我二次去山后河，我在车上就看到村里不少人在村口路旁等我，我接受群众的这般礼遇，和我当初的思想情绪比起来，心里愧疚。这件事，我感谢市委为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群众路线课，使我从灵魂深处懂得了“人民”两字的深刻含义。
随后，来英同志把在山后河村蹲点的感受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长治日报》上：《“三深”是改进作风的最好方法》。
我同市教委的一班人进驻山后河村，通过住农家、访农户、问学事、察民情、解民忧，使山后河村学校的问题很快得到了圆满解决。在这次调研的前前后后，我一直在思考着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会出现“山后河现象”？二是为什么这次调研取得了很好效果？三是怎么样才能杜绝类似情况发生，切实推动我市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通过这次调研和调研后的思考，对这些问题找到了新的答案。
“山后河现象”向我们警示：干部的作风不彻底转变，工作中的问题就得不到彻底解决。
山后河调研给我们的启示：只要坚持“三深”、“三带”，就能使工作落到实处。
读了来英同志的文章，我感到欣慰，提笔又向全市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
秦来英同志的文章写得好！好就好在通过和人民的深入接触，发生了立场、观点、方法和感情的变化，加深了对“三个代表”的理解，从面上解决点上暴露出来的属于自己责任内的各种问题。这是市级领导带头转变作风的良好开端。
基层发生的很多问题，市级领导都要从自己的分管工作中主动找差距，追责任，自觉解决问题。不能认为基层发生的问题与己无关。从省委副书记李景田来长治调查发现干部上班睡大觉、打扑克，到省委书记田成平去农村家访后，讲真话的老农遭到报复、挨了打的事件中，可见长治市“群众中问题成堆难解决和干部中领导成堆不负责”的问题有多么普遍和严重。我们不能理解为问题全被省领导发现了，而应当理解为我们深入不够，责任心不强，解决问题还不到位。为此，希望市级领导和各级主要领导，都要把自己所领导的、所分管的战线，把点上发现的问题拿到面上去解决，自己负责任并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晚唐山西诗人薛能描写新柳为“柔性定胜刚性立，一枝还引万枝生”。只要抓住了典型，就会成为春风第一枝，引来百花盛开的季节。我建议每一位领导都要发现正反典型，大张旗鼓地加以宣传推广和解决，举一反三地起到教育作用。
让市委也上曝光台
从我对《长治日报》作过的批示中，可以看出长治舆论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
报社社长、总编曾多次被我当面批评。有一天早上五点钟，我就把总编辑叫到家，拿着当天报纸对他说：“这是一份由无能总编、无能编辑、无能记者办的一份无能报纸！”后
来，这句话被传开了。
为什么我对报纸的批评如此严厉？因为在我看来，通过报纸向群众公开问题，在群众的监督下落实解决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推动长治发展的快捷方式。报纸要代表老百姓说话，老百姓要有一个说话的地方。
我们虽然用的是霹雳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长治日报》开始告别了“怕”和“软”，有了开展舆论监督的信心和勇气。
在长治市，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军事机密和一些需要保密的工作之外，从市委书记、市长做起，任何人、任何单位都必须接受舆论监督，都必须正确对待舆论监督。
我多次鼓励新闻工作者，要认准方向，坚持原则，坚定信心，突破难点；要讲政治、讲法规、讲纪律；要出于公心，与人为善；经常调查研究；客观分析；慎下结论；在实践中提高监督的水平和艺术。
在长治媒体上，不仅可以见到对县处级单位和干部的批评报道，甚至市级领导也上了“曝光台”。这些批评报道的结果，不仅没有影响长治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的威信，反而增强了群众对市委、市政府工作的信任。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不正常现象。不少地方出了问题捂着、盖着，记者去采访，不是阻挠就是千方百计施加压力，甚至有的地方还配有专门负责“灭火”的官员。我们长治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主动邀请记者来“点火”。长治这么大，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记者的敏感性强，能发现问题，推动我们的工作，请“猫”进屋捉“老鼠”，何乐而不为呢？
前两年，长治煤矿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安全生产抓得比较好。2002年，全国多起矿难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其中有几起事件在社会上留下了恶劣影响，就是因为地方领导隐匿事实，阻挠记者采访所致。在此期间，长治也发生过一起矿难：这年4月19日晚，沁源县一乡镇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件，造成12人死亡。
这一起安全事故放在哪里，都会让主要领导难堪。但我和张兵生市长、马和平副市长坚持不仅要见报，而且要让全市人民对这起事件发表看法，毫不留情地层层追究责任。以下是《长治日报》4月21日头版上的一条消息：
沁源县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
本报讯记者李玮伶报道：4月19日23时30分许，我市沁源县七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当时井下作业人员24人。事故发生后，12人安全撤出。20日上午8时30分，已查明共有11人遇难，2人受伤，1人下落不明。有关单位正继续寻找。
凌晨3点，市委常委、秘书长郭正义对事故提出处理意见。副市长马和平连夜赶赴现场，会同沁源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了解事故情况并开始部署抢险。
省长刘振华，省委常委、秘书长申联彬，副省长王显政对事故先后作出批示，要求积极组织抢救，查明事故原因，采取有力措施，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市委书记吕日周对事故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处理事故的同时，严追责任不手软。并指出，干部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