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竽陨着赘铱矗也欧⑾炙抢下降耐唷＜诟下降慕磺椋揖拖劝阉卑敫鍪烊肆恕Ｎ以诶献芏悦孀拢冒⒁谈莶琛＠献艿莞乙徽琶此泄槔ぁＮ野衙障铝耍幢鞠低车南肮撸沂遣换岣摹５桓家谎芸炀突岚盐业牡缁啊⒑艋图彝プ≈访们迩宄８烧庑械木陀姓獗臼拢嵌晕业耐碌耐ㄑ蹲试吹奈⑿”浠榷陨唐沸畔⒒姑舾小�
郭总坐了五分钟就走了，他说以后会经常来拜访我。跟着广远的老总来找我，也是坐了五分钟。接着几个船公司的老总也来坐了一下。我的大班台上很快就摆满了码头各单位负责人的名片。然后我就想起了过年的事，这怎么跟我家乡拜年一样？不过了正月十五，这年大概拜不完吧？于是我把两个副手召了过来，指着桌上的名片说：这是怎么回事？两人一看桌上的名片，都笑了。他们说：这是惯例，我们来的时候一个月不得安宁呢。我说：这如何了得，这样下去，工作还能开展吗？两位说：这算什么？你不知道，那些报关员、货主，简直就把这里当市场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哪里像一个国家机关？我说：这样吧，这个门也得掩一掩，不要什么人都往里面进，就是要进，也得有个程序，我们也得有个人把把关吧。两位副手说：好呀，求之不得。
两个副手一走，我就觉得这事不对劲。破坏一个旧制度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搞得不好就要发地震。那两个家伙表面上对我的提议举双手赞成，实际上阴险得很，就是想看我的笑话。想通了这一点，我仍然要把这个自由市场改成五星级的宾馆，至少要定个规矩：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内。我后来把大楼仔细巡视了一遍，发现有两个出入口，一个是正门，走正门要经过报关厅，这是不允许的，我那帮手足首先就不答应，谁走进来都会给他们轰出去。不速之客都是从后门进来的。只要把后门堵上，他们就不得其门而入，只能站在外面哭爹叫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不让他们进来是上策。他们进来了再往外赶是中策。让他们坐在办公室，自己忙自己的，对他们不理不睬是下策。我亲自把后门锁了，把钥匙交给查验组长。我说：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准开后门。
下午我把码头巡视了一遍。吓了一大跳，我的天啦！到处都是废铜烂铁，把堆场全塞满了，简直就是一个冶炼场，哪里像个码头的样子。难怪监管司的领导下来看了一下就铁青着脸色走了。我如果是上级领导，就下令把这个码头关了。再到仓库里看了一下，又吓了一跳，全是烂钢材，一匝匝，一卷卷，一堆堆，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码头边靠了几十条船，全是这路货色。我这儿又不是废旧物资专用码头，这些东西全跑这儿进口，是什么意思？我尽管有好几年没干货管，也有好几年没管事了，但一些基本常识还是知道的。这样下去，不到一个月我就得打包袱走人了。回到办公室，我打开电脑查数据，看了当天的进出口记录。奶奶的，废铜烂铁一个柜才报8吨，我看吊机都压弯了，没有20几吨我就把脑袋砍下来。钢材一条船才报到300吨，我看那吃水线，至少有一千吨。我把电脑关了，觉得身上开始发冷，牙齿开始哆嗦。我赶紧在沙发上坐下，闭目养神，还把一叠报纸盖在肚皮上。过了半小时我才觉得身体恢复了正常。于是我爬起来给广州一个老友打电话，叫他帮我查一查其他口岸的数据，等他把数据报过来，我一颗心才落到正常位置。原来别的码头申报的成数更低。这就是说国家的税大部分都给这帮家伙慷慨掉了。
后来若尘给我来电话。我说喂，好象刚睡醒的样子。因为底气全吓跑了，还没恢复过来呢。若尘说：到了新地方，还是这样缺乏朝气？我说：怪了，你怎么知道我换地方了？后来一想，大概是她打电话去办公室找我，我的前搭档多嘴多舌的结果。若尘说：你不知道我有多关心你。我说：既然这样，就请我吃餐饭吧，我今天没饭吃呢。若尘说：拉倒吧，你会没饭吃，饭局排到了大年初一了吧。这是什么话？现在才六月份，哪有这么多人请我。可让她知道我每天都有饭局也不错。我说：想请我的人还真不少，今天上午就有一百多人来找我，可把我吓坏了，我心想要是天天都这样，我干脆开个信访站算了。若尘说：没有一点正经。我说：不是没正经，是这个头不能开，你想想看，要是开了头，那还不是天天有人来请我吃饭，我以后还有空陪你吗？若尘说：别说那么多，我几点来接你？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开车。
若尘看到我的车就哇哇叫：有没有搞错？你开八缸的丰田越野车？我说眼红什么，又不是我自己的。若尘说：不行，得跟你换着开。我说：换什么？你喜欢就开走，我回头去报失。若尘就说我没安好心。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有个同事就把自己的坐骑开没了，她回来跟领导讲了一下，领导就让人发了个文，要大家提高警惕性，革命无不胜。过几天又给她配了部新款佳美。这年头丢部车算什么，没人当回事。交警也没功夫管了。大家都在忙着创收。过了几年，有些创收得好的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还有几个领导同志送了命。若尘说：想吃什么？我说：想吃的你又不给。若尘说：给，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说：好，你说话要算数，不算数就是小狗。我要吃你的口水。若尘一听就把脸拉长了，她说：一点正经也没有。一会儿吃饭，我点了一盘龙虱，若尘全放进嘴里抿一抿，再丢进我碗里。我说：这是干什么？她说：你不是要吃我口水吗？这种主意她也想得出来，真是太小瞧她了。
后来我想起若尘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说何以见得。她把眼睛眨了几眨，还吞了一大口口水，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今天是我们相识三周年的日子。我一听就笑得岔了气。还把可乐喷得满桌都是。若尘看着我，一脸惶惑，然后她才抓起面巾纸擦脸上、手上和衣服上的可乐——都是我喷的。她看我终于止住了笑，才一本正经地说：你觉得很可笑是吗？我看她一张脸装得周周正正的，把一点快乐全挤出来了，赶紧坐到她身边，一边帮她打扫身上，一边解释说：我这不是伤感吗？要是当年我们订婚了，现在不就是三周年纪念日吗？要是当年结婚了，现在不是铜婚纪念日吗？若尘说：谁跟你订婚？痴心妄想。这样讲就不对了，不跟我结婚也就算了，做做样子至少跟我订个婚吧！连订婚这个小小的要求都不满足我，也太不人道了吧。这样讲对得起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吗？
吃完饭，我叫小姐买单。小姐说：8号台那位先生已经替你买了。我抓过帐单一看，才七十块钱。我说：下次有人替我买单，你早点告诉我，我吃多点。小姐是个老实人，她说：那位先生也是才买的单。我向8号台望过去，一个方脸的男人站了起来，向我打招呼。这人肯定没见过，他干吗要做冤大头？我对若尘说：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若尘比我清醒，她说：你别以为人家白贴你，他迟早会来找你。若尘说得对，我在办公室，就没人睬我，我一到码头，马上有人来巴结，这是什么道理？
二
我给杨洋打电话。没想到她那电话是有显示的，大概缉私部门都是用的这种电话。她是先看到我的电话才听见我的声音的。杨洋在电话里说：不对呀。我说：什么不对？她说：你在哪儿？我说：能在哪儿？在码头。她说：你跑码头干什么呀？我说：还能干什么，上班。杨洋一听就叫了起来。我想外星人来了她大概也就这反应。杨洋说：我没听错吧？这么重要的地方交到你手里了？我还算沉得住气，没有炸起来。我心平气和地说：你觉得我该守着个什么样的地方？杨洋说：不知道，反正就不能在码头。你在那儿，我非得天天来查。难怪她不跟我上床，原来我在她心目中一直是个另类。我连一个码头都管不好。我说：丫头，别以为我垂涎你就可以瞎放屁，当心天上掉石头，在你头上砸个洞。
我之所以给杨洋打电话，不是我闲得慌。是因为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搞得我心烦意乱。我把后门关上了，那帮家伙进不来，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两个副手自从我来了后就不理事，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所以想找我的人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我实在烦透了，又不好把电话挂起来，只好找个人闲聊。听了杨洋一顿屁话，我觉得老是这样也不是个事，还是得解决问题，要把那帮奸商集中起来，训训话才行。哪能想干吗就干吗呢。他们偷逃关税也就算了，还要来找我的麻烦。这种人找我会有好事吗？还不是想让我把口子再开大点，大事通融，小事糊涂。存心就是想把我往死路上赶。早知道我就在办公室耗着，免得看到这些人就心里堵得慌。
我把两个副手叫到我办公室。他们这些天因为无所事事，精神特别好，脸上神采奕奕，额头放光。其实他们只是白天空闲，晚上还是很忙的，因为每天都有人请他们吃饭，唱歌或桑拿。有时一天有几拨人请呢。本来这些事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有奸商说漏了嘴。那个奸商有批货给我手下扣了，他来求我网开一面，求完了就说：我昨天跟某某吃饭，某某已经答应放货。开会时就把这事讲给两个副手听，他们就装出茫然的样子，开完会他们就去找那个奸商算帐，最后把那个奸商赶跑了。讲完了这件事，我就说：形势在变哪，不要以为别人放水养鱼，我们就可以亦步亦趋。那是大错特错。待会儿把货主召集起来，开个会，国家的税款不能再这样流失了。
两个副手走了不到半小时。码头的外方老总进来找我。这是个年青的香港人，看样子才二十出头，剪了个小平头，穿了身休闲装，走起路来大大冽冽的。别看他普普通通的，肚里的名堂可多了。他一讲话我就看出来了，要不他能拿百来万的年薪吗（这是中方老总向我诉苦时泄漏出来的）？小平头给我讲鲧和禹的事，听着他用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讲这么古老的故事，我硬憋着没把肚子笑破。他是想告诉我，处理社会问题就像治水一样，能疏不能堵。讲完了鲧和禹的故事，他才把正经事抖了出来。原来码头厕所不够用，就两个公共厕所。一个在饭堂里，一个在海关大楼里。这每天都有几百个人要拉和撒，以前海关的后门开着，大家来办事，顺便就把这每天的大事办了，自从海关的后门关上后，大家只好去饭堂里办事，这饭堂的厕所也就五个蹲位，五个站位，搞得厕所就像火车站，排起了长蛇阵。香港佬想让我把后门打开，真可谓费尽心机，简直让我叹为观止。香港佬说完了还加了句总结性发言，他说：这码头的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可不能轻易打破。我差点就给这香港佬的苦心打动了，上了他的当。听了他的总结性发言，我就把心肠硬了起来。我说：不就是一个厕所吗？再建一个。听说码头什么都没有，就有钱。你们不是每年都要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再唱歌吗？今年就免了，拿去建厕所。这件事一定要尽快办，可不能把大家都憋坏了。小平头一听傻了眼，他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把小平头赶走后，就把码头的奸商全召集起来，开大会。我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和国家的政策。一开始我讲得唾味横飞，后来口干舌燥。可他们一句也听不进去，全在那儿打盹。我也知道，这些大道理对他们讲也是白讲，可不讲还不行。否则他们说你不讲政策。可讲了他们还是说你不讲政策。讲到最后，我就直奔主题。我说：重量不能再这么报了，得提起来，至少提到八成。他们一听全炸了。大家群起反对。我说：跟你们讲了半天，全是白讲，你们怎么就不为国分忧？他们说：我们为国分忧了，别的地方报五成，我们报六成。你现在提到八成，简直就是不让我们做生意。还有人说：再往上提，我们就去别的地方报关了。到时候南村口岸一票货也没有，看你怎么向你父老乡亲交待？这句话就抓到我的痛处了。大家都知道水往低处流，到时候别说地方父母官，也不说码头的经营者，单是我那帮兄弟，就会把我吃了，他们也得吃饭呀。有句古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我这么爱出头，迟早给人打爆脑袋。
后来我召集弟兄们开会，他们也提了很多意见。听了他们的意见，你就明白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这些人简直成了那帮奸商的代言人，真正是兵匪一家。我说：他妈的，你们的良心全叫狗吃了，人家赚大钱，你们担风险，你们还乐呵呵的呢。我后来又想，他们乐呵大概有别的隐情，也许人家赚大钱，他们赚小钱，反正风险又不是一个人担。法不责众嘛。但他们有条意见我还是接受了，他们说：要有一个缓冲期。我说：行，给他们半年的缓冲期，要是半年还缓不过气来，活该他们仆街。事实上不到半年，严打开始了。华南片口岸全把重量提了起来，几乎所有的口岸都装了地磅，一发现少报就立案调查。那帮奸商服服帖帖的，一公斤也不敢少报。这件事说明：我有非凡的远见卓识。可那帮奸商说：狗屁。其实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只是能拖则拖，拖多一天他们就赚多一天。其实他们还是错了，俗话说：水涨船高。大家都这么往少报，市场价格就降下来了，他们也不会多赚，只是国家的损失就大了。后来把重量提起来了，再后来把价格也提起来了，他们还是拼命进垃圾，这就表明国内市场的价格也跟着提上来了，这帮奸商，要是赚不到钱，他们才不会拼命进货呢。只是最终货主受不了，或者说赚的钱少了。那些跑到大陆来开垃圾回收场的台湾商人，有些顶不住了，他们在大门上挂了把虎头锁，跑回孤岛休长假去了。
有了这么一段经历，大家都知道我这人不好对付。小事轻易不敢找我，遇上大事，一定要找我，也要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