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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使很多日常生活中很容易做到的事都变难了。甚至连吃饭和大小便也成了很难办到的事。办这些事之前，都得先点起柴禾野草，让烟子把蚊子熏走才敢进行。这里的蚊子由于密度大，常常形成蚊墙、蚊阵、蚊网，随便伸手一抓，就是百十只。蚊子一般是昼伏夜行，但这里的蚊子二十四小时全天候出动，所以它们一旦乘隙扑上来，就只会留给你一块红肿的皮肤。
这里的蚊虫可以咬得鸡不敢出窝，咬得树上的乌鸦、麻雀掉落下来，小鸡、小鸭子更是活不成，咬死了。
有一位农工下地干活，将两岁多的孩子放在地头睡觉，为对付蚊子，她用用柴油熏过的纱巾盖住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她从地里头出来抱孩子回家，不想小孩子脸上的纱布被风吹掉了，孩子满脸青肿，被蚊子活活叮死了。
所以，有人把这里的六、七、八三个月比喻成一八五团人的黑色的三个月，这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再强大的敌人都有可能被战胜，但蚊血这玩意儿却是打不败的，它们已把一八五团的人折磨了好几十年，并且还将折磨下去。但一八五团的人之所以选择这里生活，却是因为戍边守土。
在这里采访完后，我来到国界，我看到鸟儿在两国间自由地飞翔，无论是“T”字形铁丝网，还是蛇腹式铁丝网，以及那些高耸的哨楼都只不过是它们栖息的树。
它们远比人类自由。
其实，人类既然可以划疆而治，也就可以和平友好地取消设防。
这是人类值得去做的一个梦。
但只要这世界上还有贪婪、强暴和野蛮，这个梦就很难实现。
九月（中篇小说）
纪 尘
我一直记得那个九月的午后，强烈的太阳将我的眼睛晒出了汗。这使我在看那片棉花地四条边上的四个人影时，产生出一种如同凸透镜般扭曲模糊的效果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弟弟是在九月。
我记得那是九月里最炎热的一天，强烈的太阳就像高瓦数的烘焙机，一点点将大地抽成了一座地狱。我还记得白花花的阳光下那片白花花的棉花地，齐肩高的大棉朵明晃晃的有如阳春门雪。
父亲的弟弟当时就站在那片九月的棉花地里，而棉花地外，站着我、我的父亲母亲以及冯泥泥。
那是块正方形的棉花地，它的四条边外分别是花生地、胡椒地、荔枝地和芒果地。我们四个人就分别站在这四块地与棉花地毗邻的边线上。
我一直记得那天那个由我们四个人组构成的奇特四边形，记得四条边上四个人的四种奇特形象。我的视力一向很好。好得就是在五十米外都能清楚地看到趴在灌木丛中喘息的狗的湿润的鼻头。然而，在那天，我一向清晰的视力却突然模糊起来。我不知这是怎么回事，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眼睛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抬头望了望天，又低头望了望在脚下缩成一团的影子，心想是不是太阳太大以至把我的眼睛都晒出汗了？于是，我抬起平在眼睛上使劲地揉了揉，又揉了揉，在揉搓间隙，我看到那几个熟悉的身影在我满是汗渍的眼里，呈现小那么一种尤如凸透镜般的曲扭形象来。
首先是我的父亲。他就站在花生地与棉花地的交界处。让人惊奇的是，当时我看到的不是父亲的整体形象，而是，其中的某一部分一嘴。对父亲的嘴，我是熟悉的，在印象中，父亲的嘴就如同泥里的顽石，沉默、坚实。嘴在父亲身上只体现过一种功能：吃。似乎只有在吃东西时他才愿意把嘴张开。许多时候，父亲的沉默寡言都让我怀疑人类发明语言的意义。我熟悉父亲的嘴，也熟悉他那岩石般黝黑的身躯。可那天，父亲身体的其余部分就像被自己给吞食掉了，除了那张嘴外一无所有。不仅如此，那张嘴还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状态。虽然它还是那么的迟钝肥厚，但双唇几乎没停止过喘动，它一张一合一张一合，这张合山的两个字是：发狗。“发狗”是父亲的弟弟的小名，而这世上，也只有父亲一人这么叫他。
父亲的这种奇特形象让我惊诧不已，我迅速将视线移开，希望能在什么地方寻找到他身体的其余部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我的视线在胡椒地与荔枝地之间不断徘徊。我没有找到父亲的身体。我找到的是我的母亲。刚开始时，我无法确定胡椒地边的那个身影究竟是不是我的母亲，当我的视线落到那人的腰部时，我确定了她就是我的母亲。
如同熟悉父亲的嘴那样，我同样熟悉母亲的腰。若是单凭胸部，我是无法辨认出她的。这不仅是因为作为儿子的我对那对几乎从未流淌出过乳汁的乳房太陌生，更因为在紧身衣的包裹下，这个瘦削的三十四岁妇人的胸膛和冯泥泥的一样，只是两个尖巧的花苞。
可我熟悉母亲的腰。它是她身体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它的引人注目不是因为纤细，而是，过于纤细。它细得就像一个畸形建筑，所有的重量只由一根小柱子支撑着。这小柱子让你永远担心天气，你会想到只要风再大一点，哪怕只一点点，就能将它拦腰截断。
与父亲一样，那天母亲的腰在我的视线里也有所改变。虽然它还是那么细那么纤弱，但无疑里面的内容比平时多了些什么。
从小学一年级，我就知道，心脏是长在胸腔里的，然而那个下午，我对这个结论有了置疑。曾有书说过，当人的某个器官退化时，另一些器官的敏锐度则会相应增强起来。我不知这话是否正确，但至少，在那个下午是正确的。我看不清母亲的脸，却听到了一种声音——一种类似心脏跳动的声音。那声音清晰得就像我听到的父亲的唇语一样。，不同的是，它较父亲的要更紧密也更铿锵有力。可那声音不是从母亲的胸腔，而是——从她的腰部发出来的。这使我焦灼。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紧张地盯着母亲的腰。我似乎已感觉到她肚皮上那淡蓝的血管在奋力驰张，感觉到那不堪重负的小柱子绷得就像一根紧弦。它应和着母亲的呼吸，渐渐急促——响亮的跳声——介于悲伤的抽噎和亢奋的呼唤，震耳欲聋。我想只要母亲在那刻稍一动弹，那根细弦就会砰然断裂。
焦灼使我的眼睛汗如雨下，另一个人的形象也变得更模糊更奇特了。而她所站的那条边，亦成了这个正方形中最薄弱的一环。这人就是冯泥泥。我不知冯泥泥是什么时候到来的，我只记得她到来前我们只是一个三角形，后来，她出现了。显然，在刚到来时，冯泥泥不知该怎样安置自己，她先是向左跑了几步——父亲的嘴在那儿，又向右跑了几步——母亲的腰在那儿。她跑的时候，那条蓝色的裙子就像一朵蓝色的云，随着她左左右右地飘。飘到第三次，那朵蓝云便不动了。它的停滞使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个正方形。
冯泥泥不是我们家的人，不管过去还是将来，都不是。我们家只有四口人：我、我的父亲母亲以及，父亲的弟弟。冯泥泥是冯海军的女儿，我的同班同学。她小巧的身体在那个九月的下午，出乎意料地没被我的眼睛拆分成局部零件，而是，自始自终保持完整。可她的颜色却变了。她的头发是蓝色的，她的皮肤是蓝色的，就连眼睛，都成了蓝色。荔枝在她身后落下，裂出白油般的果肉。我看到冯泥泥的眼也如我般被晒得汗流涔涔，蓝色的水珠从她眼里大颗大颗地滚下，它们打在厚厚的果肉上，发出一种就像火柴燃起的瞬间那样的“哧哧”声。那是那个下午我所听到的最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它使我联想到某个夜晚，当父亲的弟弟看到冯泥泥臂上的於肿时，砸落在我脚背的那滴热泪。
这三个人三种不同寻常的形象让我产生出一种巨大的恐惧，我想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也像我的父亲母亲那样只剩下某个部分，还是，统统都消失掉了？我颤栗着将目光游向父亲的弟弟，然后，我便看到了自己——从那双深棕色的小眼睛里，我看到了自己。我知道那就是自己，皮肤、嘴和鼻尖的雀斑都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并没有消失。相反，我比任何时候都要清晰。然而那是怎样一种可怕的清晰啊，我甚至可以从那双眼中看到我眼中的他。是的，那个下午，我看见父亲的弟弟不是通过我的双眼，而是，通过他本人的双眼——他眼睛里的我的眼睛。那刻我感觉我们就像冯海军远渡重洋带回的俄罗斯娃娃，我套在父亲的弟弟里面，父亲的弟弟又套在我里面。
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在父亲的弟弟的眼里可怜地瑟缩着，看到父亲的弟弟的身体在我眼里可怕地膨胀着。他苍白的脸在那刻扭曲得就像一朵被放大了数倍的棉花，我几乎能看见里面那几将爆裂的纤维束。
“发狗”、母亲的心跳、冯泥泥的眼泪、还有我的恐惧感，在那个下午齐齐组合成一股雷鸣般的强音，这野蛮的节奏有如九月的蝴蝶双翅上的稠厚花粉，颤动着渗入充满阳光的宁静中。
突然，就像是音阶上突然爆发出一个尖锐的高音，所有和音嘎然而止。我看到父亲的弟弟在停止的旋律中慢慢倒下，看到洁白的棉朵缀染上点点腥红。而所有余留的钢琴嗡嗡声则分别从父亲、母亲，以及冯泥泥口中汇成一个轻飘飘的字：
——雪。
我们这里是见不到雪的，永远见不到。我们这里只有一条又一条灰色的巷子，一阵又一阵灰色的风。我们就在这一条又一条灰色的巷子和一阵又一阵灰色的风里，快乐地追逐着一朵朵被风吹起的棉花。
在读书之前，我曾以为这世上的所有地方都跟秀水镇一样，炎热、骄横。不管是凤凰街还是永新巷，不管是马鞍山还是牛背岭，凡是落下过我足迹的地方，记忆中总是不定期地充斥着一股被强烈阳光炙烤过的味道。
这种略带稻草芳香的味道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父亲的弟弟的。全家四口人里，只有我们为这种味道迷醉，也只有我们，如此热切地爱着这个季节。
都说一年有四季，然而，在秀水镇，似乎只有一个季节：夏季。这是全年中最权威也最冗长的季节，冬天不过是一件单薄的毛衣，反复穿脱那么几次后，炎炎夏日便迫不及待地跨过春暖花开。
我们没种过棉花。我们种玉米、种花生、种菠萝、种芒果，但从不曾也没想过要种棉花。在我们看来，那种毛绒绒的白色柏物只有飘雪的北方才需要，而我们，皮肤黝黑的我们只需一张凉席甚至只一张挂在树下的吊床，便可打发掉一年中四分之三的时间。
我没见过雪。我、我的父亲母亲、还有父亲的弟弟都没见过。在我的印象里，雪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秀水镇已经大得没了边界，而雪，那种只可能在书本或是电视中才有的东西，在我的童年里虚幻得就如同空气。
然而，1976年的一个月夜，我，一个十岁的孩子突然对雪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渴望。
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渴望，那时我是那么的小，蜷在床上的身躯就像一团柔软的布娃娃。后来，当我跨进了初中的校门后，我才知道那时该叫仲夏夜。
星辰羞怯的淡白色光芒从窗外透进，草丛里传出蟋蟀动情的歌唱，这声音告示着寂静的存在。天气如此之热，偶有的几丝微风极不情愿地从窗前颤抖着拖过，仿佛炎热已将它压得不堪负荷。我蜷在床上，不时像动物那样在床上寻找位置，将湿漉漉的身体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和秀水镇大多数人的家庭一样，那时候我们的家并不宽敞。两间平房一间柴房加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平米。我的父母住一问，我和父亲的弟弟则住另一间。不过，许多时候我都能独霸一间，因为父亲的弟弟似乎更喜欢那张天井的吊床。
事实上，父亲和父亲的弟弟并不相像，虽然他们都同样黝黑同样沉默。父亲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沉默，而父亲的弟弟，他的沉默似乎是有内容的……就像，就像一种思考。我很喜欢看父亲的弟弟思考时的样子。特别是在傍晚，我们坐在天井里乘凉，父亲的弟弟总是捋起衣服露出里面黝黑镫亮的皮肤，默默地注视着虽然西沉却仍灼热的斜阳。和许多人一样，父亲的弟弟拥有的是一双并不漂亮的眼睛，单眼皮边上打着细细的蒙古褶，睫毛很短，露出枯草般的颜色。可在沉思时，这双眼睛就显得很特别，明亮得就像天上的星，同时又空茫得如同黄昏的雾。这种奇特的双重眼神一直在我脑海中保持了很久。
与父亲不同的还有父亲的弟弟走路总是很慢，非常非常慢，好像他不是在走路，而是在一分一厘地丈量自己的生命线。父亲的弟弟这种与众不同的慢，让他发现许多我们从不曾注意过的事物。他把这些事物一点点搬问家，一点点搬回家中那些粗糙的牛皮纸上。
当父亲的弟弟将那些形形色色的东西搬回家时，镇上便有形形色色的声音说他是个傻子。当然我们知道父亲的弟弟一点也不傻，但对他的这种嗜好，我们也从来无法更好地理解。我们对街上的集市或对贴在城墙上那些看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女人胸衣广告的热情，要远比父亲的弟弟的“画”更深。据67岁人称何半仙的老街坊何玉凤说，秀水镇从来没有人画过这样的“画”。有人画山水，有人画墨竹，还有人画飞天，但就是从没有人画那些看上去什么都不是的东西。这些“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有时是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有时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果，但更多时候，只是一张张一无所有的扁平脸廓。
尽管我们并不认可父亲的弟弟这种跟生活毫不沾边的爱好，但我们还是宽容的对待他。特别是我的母亲，她总是将捡到的牛皮纸攒起来，而不像对待废纸那样将它们卖掉。
我们的宽容是因为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喜欢父亲的弟弟，虽然谁也不知道这喜欢中是否包含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