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里小小的盘算计较，亦分外有一种亲切。而配给则如昔时长安上元夜，皇帝请客，满城士女看灯，经过五凤楼前各领饮御酒一杯，或如今时民间仍有的清明节领豆腐猪肉，去众家山上拔笋，回来笋也分得，映山红花也折了一筐。怎样的自由买卖，怎样的配给，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总之是除了办法还要有人世的风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只是生于礼。 井田时代的事，齐桓公责楚子、“尔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是以来问。”一到了是礼，连茅草之微亦可以这样隆重，而车服宫室之富亦仍只是个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说法是，堂前有嘉宾，主人陪著在说话，家里的妇人与小孩皆觉得晌午的光阴如天如地，新妇出来到客人面前安箸布菜，檐下初夏的天气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盘都是新的。客人问她话，她笑著回答，主人和她说话，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气与谦逊。 一只盘子里齐齐摊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兰芽，白里隐隐带青，是一种最清洁的颜色，而所谓白茅缩酒，即是撮几茎放在杯盏里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觉得这白茅亦真的与众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国人的福慧双修。慧是中国人能与逻辑亦调笑游嬉，没有服从真理那样的话。西洋人的精神传统是奴隶主的傲慢与奴隶的卑屈，以及对世界的无亲，所以他们的真理亦说像光线的不可弯曲，人要对之屈伏而不以为耻，共产党杀戮千万人，及任其去自然消灭，亦只因视真理的残酷为当然。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对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国没有过奴隶社会，故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爱的，孟子亦说以善养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东西，除了准确不准确还有好不好，若只准确而不好，那还是不对的。真理至多不过是准确。 但还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国有这好字，与欢喜相连，是吉祥喜庆的。
中国还有个巧合的巧字，这好字巧字与印度的妙字皆为西洋所无，而好与巧又比妙更有现实的事理。西洋是从奴隶社会以来，什么都是资本在起带头作用，一切办法与命令皆从上头来，凡百都有个缘故可以查对。中国则井田之世，众业众人平等和谐生在一起，办法是大家想出来的，并非谁所造作，却像从满园花枝的春光摇荡里自然流露出来，连知识与感情都是诗经里国风那样的风，来得无因无由，是故中国人每会得无端忧喜，又会忽然有了办法，这即是巧。能无端忧愁，放在高位亦不丧其志，能无端欢喜，故惊险亦如惊艳，能无因无由的忽又有了办法，故不堕劫数。
西洋人惟有从他们的历史得来的知识，真理之神成主义，矛盾统一律，必然与偶然，个人对团体要牺牲不要牺牲等，皆是其阶级社会的反映。中国却有礼乐，礼实而乐虚，礼经而乐权，静则为礼，动则为乐，礼者尚别，乐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变，这就把那些哲学的问题都解脱了。而礼乐即起于井田之世，华夏的产业广衍，处处人家鸡犬之声相闻，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见日月山川容与回环，虚实动静同异奇正皆是从这容与回环才有。
西方世界劫初成时
却说埃及巴比仑的商业愈单独凸出发展，愈破坏了全面产业的一体和谐，乃至商业自身亦愈集中于几种商品的尖端，范围缩小到只是香料、珍宝、高贵的织物及奴隶买卖，与大众的需要无关，对于全面产业则更无益处。这商品种类的狭隘，严格限制了交换的对象，内地市场很快就不够用了，还得要外地市场，于是激起对外贸易，且改变商人与地主的关系。 前此商业资本的积蓄依靠地租，又因商品种类狭隘，买卖的对手亦只可找地主，商人与地主原这样结得牢牢的，后来却商业资本的积蓄渐渐到了能独立的程度，不必再依靠地租，又因发展了对外贸易，不必专靠本地的地主做买卖的对手，如此都市乃离开地主的统治，自由了。自由都市是商人可以自由统治的都市。
商业的支配威权到了都市，在人事上有些地方不能直接，便成了像神的辖治，因此看中僧侣，由他们来代行。这就出现了僧侣政治。
于是手工业亦来投靠。手工业是随著商品种类的狭隘化而亦专门化了起来，越发脱离了全面产业，只得跟商人一同搬场。而一搬搬到了自由都市里，手工劳动便渐渐成了奴隶劳动，因有许多不过是兼做做手工业的人不能也来，惟有奴隶无牵无挂，便由他们来做了手工业的新队伍，而手工业因此乃更从别的产业得到了自由，可以完全听从商人的吩咐。
自由都市之前虽亦已有奴隶，但只安插在原来的生产关系里，其劳动地位未即确定，及至自由都市，奴隶劳动才在手工业里正式成立，而且影响到农业，连农业亦学著以奴隶劳动为主体，是这阵风浪把剩下不多的自耕农亦一齐扫荡了，故奴隶劳动更加速了土地集中。
农村的出现奴隶制，是因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皆从农业分离出了，农业失了副业，就贫穷下去，自耕农与佃农皆变得不能维持，不能不集中土地由奴隶来耕种。 养奴隶像养牛马，生产成本低，而以许多土地来养少数奢侈的地主，比养许多家自耕农及佃农还更合于经济学的原则。 如此，自耕农就出卖土地，而佃农则或降为奴隶，或仍保持佃农的身份，却照奴隶劳动的标准来加租。
地主倒是靠此与商人多了一笔奴隶贸易，而且奴隶劳动的田场势必是商品化的生产，如此乃确定了地主的新身份，先时他还能与商人平行，现在则只是商人的助手了。
自由都市是如此建立了它的经济规模，有手工业与农业生在奴隶劳动上面，结成商人与地主的新关系，而手工业主则多由商人自兼。僧侣是因其比地主更无产业的利害关系，而有自由都市人的俏，有他来代行商人的意旨，商人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可是僧侣政治成立得并不很久，在巴比仑大约不过二三百年，在埃及还比较长些，商人渐渐对它不满意了。原因是发生了三个问题：一、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这样狭隘，不能与一般物产交换，对方只可用黄金与奴隶来偿付，久后这两项亦像外汇的用光了，买卖就不能活泼进行，惟有想法子去征服这班对手，用政治力量向他们征收贡物，强制其执行对外市场的收支及物产交流，来挽救商业机能的萎缩。 二、几个自由都市的商人互相竞争，对外贸易愈萎缩，竞争愈激烈，这亦要以征服来统一。
三、奴隶社会的不安渐渐严重化，需要镇压。还有各处的领主抢劫勒索，亦得有个对付的办法。要解决这三个问题，都要有强大的武力，僧侣政治至此乃显得懦弱无刚了。僧侣原先是好在其没有产业的身份，可以专心侍奉商业资本之神，现在轮到了对内对外要用火与剑，僧侣却因没有产业身份之故，编不起战士的大队伍，便被商人看不入眼了。
这时地主却一天比一天显得对商人更忠心，而且比僧侣有本领。 奴隶制激化了土地集中，地主的力量比前更强大起来，他们手下各有一班肉体与灵魂都属于主人的劳动者队伍，可以要来赴汤蹈火，比僧侣的两手空空只会念经赌咒要有用得多了。如此商人就不要僧侣要地主，僧侣中有因寺庙的财产而变成地主的，则以地主的身份来参加新制度，僧侣政治便这样在商人的眉头一动之下被大家起来否定了。埃及于西元年前三千五百年，巴比仑于西元年前二千八百年，商人与新的地主队伍建了统一的王朝。
这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与巴比仑的吾珥王朝，是西洋史上暴君政治的第一次出现，它为商人对内编法典，对外缔结通商条约，而以内镇外伐来使之发效。那法典与通商条约是刻在石柱上，与一队队持盾执枪的战士的浮雕在一起。而这石柱，早先是从阿瑙苏撒的始生文明而来，原与太阳世界在一起的，真是被亵渎了。
君珥王朝是阿凯底人的事，首创巴比仑文明的苏美尔人则在此以前造成了自由都市的僧侣政治，当他自个儿看著奴隶社会这些还在惊疑不定之际，已被打倒了。而到了阿凯底人手上时，对阿瑙苏撒始生文明的传统乃更隔膜，所以此后巴比仑还比埃及更一路多有革命变怪。埃及的金字塔前王朝仍是原来的含人，比苏美尔人长久，其文明亦比它的深邃。
埃及金字塔前王朝的雕刻如“蹲踞的书记”，还有一种自然作风，而同时巴比仑的阿凯底人则已在讲说神先造都市后造大地的昏话了。埃及的神话迟起，但讲起来法老即是神，亦还比巴比仑人的气魄大些。巴比仑的东西看来很明亮，那明亮是离群的手工业与商业的，像黑暗的旷野里的煤气灯，所以份外耀眼。埃及亦不怎么好，但因尼罗河流域的肥沃地远比巴比仑的两河流域来得平均广衍，埃及产业全体性的割裂及商业资本的跋扈亦较为缓进，还保持健康得久些。埃及的法典不及巴比仑汉谟拉比法典的有名，但埃及有巴比仑难以相比的灌溉工程。
可是埃及文明随后亦生长不下去了，因为它的亦是奴隶社会。埃及的东西在金字塔王朝第十一代之后就失去早先的自然作风，而变成了风格化，风格化是人与物的被约制。埃及的建筑雕刻绘画使人看了有悠悠千年之感，但那深邃与安稳里有一种无声的惆怅，世界是个既成品，再没有什么可商量了。埃及的蓝色是一种色境界，离自然作风的明朗已远，但比神国好。印度没有神国，而有金色，亦是色境界。
却说埃及与巴比仑建起王朝之后，政治机关及军队的扩大，使国家财政在商业经济中成了重要的部门，新添了为政治及军队的谷物兵器及某种用品的销路，这不但增加了商业的活泼，还挑起了地主的经济机能，作成了手工业及农业的新气运。 此时地主已兼贵族，地主贵族这名词在西洋史上首次出现了。王朝是政府及军队皆在地主贵族手里，僧侣退为祭司，但底下仍是奴隶社会的自由都市，故又称为开明专制，对奴隶专制而对商人开明，而如此商人乃更可横行，连国际贸易公司亦组织起来了。
可是再过得一回，商人对这王朝又不满起来。问题是，王国势力所及的属地属国不够大，而商业的偏进狂热及因商品种类的狭隘有限制，日益逼著要把贸易推到更远的异国异域，这在政治上是要把王国扩大而为世界帝国，但地主贵族的队伍此时已因土地的愈兼并而成了寡头的，连执掌王国还勉强，如何还能组织得起世界帝国，他们变得只是扮呆神，风格化了，即又偏会得浪费租税。
商人急于要把王国变成世界帝国，可是没有方法，又心痛政府的无能而化费，不免灰了心，渐渐对它游离。 商人这一撒手不管，便引致了巴比仑吾弭王朝及喀什王朝的相继倾覆，埃及亦金字塔前王朝及牧人王朝相继倾覆。
吾弭王朝的被毁于喀什人，及金字塔前王朝的被毁于山中牧羊人，是后世罗马帝国被毁于蛮族的先兆，西洋历史从来是这样不祥的。不过当时的情形还比罗马的遭遇好些，喀什王朝及牧人王朝皆很快恢复了吾珥王朝与金字塔前王朝的规模，仍是那种地主贵族的作风，但因亦得不到商人来撑腰，不久又都倒了。
商人是对地主贵族气恼了一回，后来索性连王国亦统统不要了，而因世界帝国建立不起来，他们就自顾自去成立世界规模的通商机关，办起武装商队，如此就出现了腓尼基人。腓尼基人当年所做的，正是后世西洋无政府主义者及开明国际派如美国副总统华莱斯他们的古老的记忆。
可是世界帝国总得建立，而且机会亦在渐渐成熟了。埃及巴比仑的王朝经过两次倾覆之后，原来的寡头地主被打倒。许多中小地主抬起头，还有属地属国的地主亦参加进来，形成了扩大的地主贵族的新队伍，就向商人自告奋勇，要试来建立世界帝国看看。如此在埃及便出现了金字塔后王朝，造起大舰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被后人誉为“埃及的拿破仑”。而在巴比仑则出现了亚述王朝，有“最伟大的战士”尼布甲尼为皇帝。这两个王朝皆搭起世界帝国的架子，这两位皇帝皆强调征服世界来应承商人的要求。
但这埃及的舰队及亚述的战士，宁是各靠当时的手工业改进了战具，物质上具有这样的条件，至于地主贵族的队伍则仍不够大，因其农业的基地到底受著严格的幅员限制，奴隶又不比中小自耕农的能战，公民的人数也太少，无论在政府里，或在战场上，中级的组织及行动都要地主贵族亲自来干，所以总是觉得人手不够。而且那班中小地主贵族上台之后，不久又渐渐变成寡头，在萎缩下去。如此就只剩下个大的政治机构的堆积与沉淀，霸图亦付之斜阳流水了。
此后乃有迦勒底人出来又拆散亚述帝国，改建成一个简洁的新巴比仑王国，而希腊人亦起来摆脱埃及，另建成自由都市的公民政冶。可是世界帝国的精魂仍在叫喊，所以同时又兴起波斯帝国。
希腊是迦勒底与腓尼基的合璧。腓尼基人只要武装商队，他们不要王国犹且可，连都市亦当它不过是商站，这怎么行？商人亦是要有家的，希腊人即比腓尼基人多了一个家，雅典──雅典不止是个商站，却还有政治，而这政治是由商人自己来干。过去自由都市的政治还要由僧侣代行，新巴比仑王国亦少不得有文武百官，商人立法而交由他们去执行，是分开的，皆不及雅典的公民政治才真是商人的苏维埃，立法与行政与监督为一体，把前此两千多年以来埃及巴比仑的古国巫魇来解除了，希腊的东西就是有这点健康明朗。
希腊的事业亦比腓尼基及新巴比仑王国做得大。腓尼基的只是商业资本的运动战，而希腊则更有阵地战。新巴比仑王国不得不陆上贸易与海上贸易并重，而彼时是陆路的武装配备远比海上更费事，既要两者兼顾而又力有所不及，故凡事不敢放开手做。希腊则只要照顾海上，有武装商船即可横行地中海，雅典初时虽实力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