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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 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 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至今金华道上犹在歌唱当年的竹枝词：道旁杏花一树明 照山照水夫妻行长亭买酒郎斟妾 妾惜金钱郎惜情妻子计算路费，肚里想看买饭吃节省一点，可是丈夫为她叫了酒，而她也就饮了，是因为敬重，因为知恩，所以慷慨。不但那男人，他的妻也慷慨。与这同样的事，会做得来使人心酸落泪，但他们的不是，他们是欢喜的。他们的这种慷慨才真真是一代人的有大志。
没有名目的大志才真是人志，没有定规的大事才真是大事。当年寻常村庄，都有子弟在重庆，或从军远到印度缅甸，外面的天下世界这样大，便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也浩荡有远意了，而一切又是这样的近，好像在溪边听得见上游有洗衣洗菜人的笑语，近在咫尺，稍移步即可看见的，但是且慢，而此时此际乃更觉有自己的可欢喜了。中国人没有神界有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现前的。
那时的女子离乡背井去大后方读书，过了二十岁也不去想结婚的事。她们恋爱了可以很大方，但很苛刻，看不起没有气魄的男子，因为她们自己是有气魄的。诸暨斯宅有个女子，经人说媒，那男的出外在福建战区当公务员，只看了照片通过信，她就胆敢一人通过沦陷区与游击区，千里迢迢去到男人那里结了婚。这种金童玉女的清真与对人世的理直气壮，很像五四时代的，而且更平实朴素，没有五四时代那种紫雾叆叇。 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著贤主人。他们其实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对于西洋有这样清洁无邪的欢喜，这以前只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抗战期间实在远比五四时代更好，五四时代缺少农村的美，抗战期间则乡村与城市都新鲜活泼，可比辛亥起义那时候，而因此抗战军亦远比北伐当年的国民革命军更好，北伐杂有农民暴动的气味，编成抗战军的农民则极清明。抗战时期的兵士是有著比纪律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变得和气了，与人民相处得很好，共产党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则更表示亲热，但人民宁是觉得国府军落落大方，叫人可以安心。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于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 越剧即绍兴府嵊县山乡地方的秧歌班，亦叫小歌班，是民国初年才出生的。从清末太平军时到民国元二三年，有长长一段丝茶桐油输出的好景，把长江流域的乡村与城市都照亮了。嵊县通宁波绍兴杭州上海，而山高水急，地瘠田薄，民风强悍，彼时应了这气运却大大的兴旺起来，因为不宜种稻之故，便多种茶树桐树桑树，家家养蚕，开起茶栈茧行油坊，连带手工业亦比邻县都有名了。还是在民国初年的事，此地的人便在农闲时作出秧歌班。
嵊县人原来没有何种成熟的风格化，单是他们的本质好，爽阔直谅，好像宣纸的洁白，遂绍兴府城的华丽深邃，宁波码头的热闹活泼，杭州省会响应辛亥起义的朝气，与上海外面的天下世界，皆移来生在这幅宣纸上，笔笔沁入了，而这就是秧歌班的风姿。
秧歌班早时单是沿乡沿村唱做，男人扮。想是单面受了宁波影响，世俗的生命炽盛，男女性感的炽盛，都简单之极，人家看了说粗气不过，很下作。其后改成小歌班，叫小歌是有点细唱细做的意思了，又因原来的秧歌班仍存在，改名是要表示区别。 小歌班是女人演唱，都是几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乡下姑娘，行头比秧歌班好，但还是很简单，戏也只得相骂本、梁山伯祝英台、玉靖蜒及方卿见姑娘这几只，后来又从绍兴大戏取材，添了碧玉簪、龙凤锁、沉香扇、三笑姻缘等。唱辞直接来自民谣，好像竹枝词的男女唱和，动作亦是男女偶舞，歌声宽平直谅，舞姿则就像旧式床栏上雕刻著看的那种，非常的忠厚而妩媚。这些戏里的男女都是家常堂前楼上人，门外即天涯，有平畴远山，名城迢递。 玉情蜒后游庵里的十八只抽屉，使人觉得太平时世的富庶安稳真是有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里，男女之情高到了似真似假的境界。三笑姻缘里秋香丫鬟的乖巧，相骂本里年青媳妇的绝世聪明，都使人爱。这些戏里的女子都乖刁，男子都蛮横，好像佛经里说的善心诚实男，法喜以为女，而且完全是现世的。后游庵里母子相会，起先不说破，几乎是要调戏娘亲了，只觉天地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如同创世纪里的亚当与夏娃，但比亚当夏娃有人事的贞静。 抗战期间是乡村与城市的产业新生发，又使清末民初的好景隔年抽条茁芽，开起花来了，所以小歌班当令。小歌班先流行到邻县，才被称为嵊县戏，及至上海，又被称为绍兴戏，因为嵊县是被绍兴府辖管。这绍兴戏于抗战第二年始到上海，想不到很快就压倒了电影乃至京戏。而且它随著抗战，流行到了各府各县，连不受方言的阻碍，东南一带凡有井水处皆能唱绍兴戏。沦陷区照理要颓唐，却出来了这样健康的歌舞，真是叫人惊喜。
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国本来江南江北皆有灯市与扮台阁，而清末民初则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内，所以灯也越发晶莹，人也越发俊俏了。其后稍稍衰歇过。 现在又因抗战而活泼，且出来了新声，在江南的便翻出绍兴戏，而在黄河流域的则被采用为行军乐，因其有锣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这亦就是后来“解放军”的秧歌舞的来源。
还有是西北边徼的民谣与土风舞，有从高原吹来的爽朗的风，普遍流行到了重庆的学校里。 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著汉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与江南的繁文褥节，且与西洋的较为相通，而如此乃出来了戴爱莲的新歌新舞。抗战时的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有一股朝气，好像是在辛亥起义刚刚不久的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开了一代的新气运，现在抗战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则还是彼时的。彼时的歌舞是京戏为主，以元气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过于成熟的昆曲，且从缙绅的典雅解放，而从平民的活泼与直谅生出来清华贵气，这一点是不但京戏，亦是往昔的元曲与其后的绍兴戏之所以能兴起。民国初年还有山西河南山东的梆子大鼓亦更变得亮烈，这都是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彼时且又江南到处唱孟姜女，还有无锡景。孟姜女使人想像民国世界如同西汉当年，尚有哭长城的遗声在耳，新的天下的开创原来是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无锡景则非常之谦逊，只是“小小无锡景呀，唱拨啦诸公听”。其实却有对于新时代新城市的得意，与汉赋洛阳，唐咏秦川，有相同处。
可是有了民间之乐，亦还要有雅乐。一代的歌舞当然是生在民间的，但非至出现雅乐则算不得成定，这和中国历来的治术在民间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诗经里，即是有国风又有雅乐的。民国初年的国歌，一只是“卿云烂兮”，一只是“中国雄立宇宙间”，都是华夏的正声，此外李叔同编的几只歌，亦皆沿承古乐，而采用西洋的新声，开了制作新的雅乐的风气。可惜北伐之后道丧乐失，惟有一只国民党的党歌，学校里唱的歌变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际舞，雅乐还没有成功就中断了。此时民间自唱国产电影片的流行歌，倒是亲切新鲜，而且在民歌与雅乐之间，但总是瑟缩。 及至抗战，不但民国初年的民间歌舞好像夜来的花枝被晓风吹动，变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国初年雅乐的坠绪，而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中共的有些歌之所以居然能是很好的。有这样的江山无限，那抗战的八载光阴，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胜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庆的人分批回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都变了是好听的。刚胜利时上海生意清淡，许多机关等待被接收，许多事情还要等一等，可是中华民国到底江山有主了。马路上是成群结队看热闹的行人，如同开戏游春。公司橱窗里的货色存底很贫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阳照在游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这样贫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灯火管制解除了，小店铺里的电灯也晶滢耀眼，条条街上有霓虹灯写出V 字，大红的，翠绿的，浅蓝的。沿街播音机的歌唱也是新的，店里的伙计，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连各处小城镇上也响彻炮竹，打锣击鼓，小城镇原来是亦有小城镇的热闹的。乃至乡下，小学生的庆祝游行队伍在田畈里走过，锣鼓之声渐远渐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赛会。街坊邻舍有重庆的人回来了，那家里就好像办喜事，虽然经过八年战争种种不周全，但总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贫薄亦不过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才装置的门灯有一盏给油漆匠碰坏了，刚糊好的窗纸洁白如雪，也给小孩戳破了一处，但丝毫没有破坏的感觉。 而重庆回来的人亦这样胆壮气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里与亲邻为他办的酒席，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好日子刚刚在起头。
解放军兴废记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是比形势还大的东西，一直到了胜利后一年间它都在于国民政府这边，可惜好笋茁在篱芭外，变成了解放军，这要怪国民政府的篱芭太迫窄。
时代的气象的话似乎空洞，要曾经身当其境的人才会晓得。日本军初降伏时，沦陷区曾有豪杰之士早看到了重庆的人回来将会怎样，他心有不服，要在武汉起兵延阻接收，渐退保湘鄂赣边境三角地带，以待天下之变，可是见了那时真有天亮了的那种空气，清冷如新年，一个浩荡的世界正在开始，不可以人力智谋去干涉它，他也只得罢了。那时是连中共亦被慑住，毛泽东才不得不应邀去到了重庆，因为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东西只可以深夜里在丛祠傍篝火狐鸣，而那时则是青天白日。
可是国民政府胜利回来第一就办汉奸罪，中华民国的新气象在于重庆来人成了只是骄傲气焰，程度至于连沦陷区的人民都被征服，被看作应当抱愧带罪的伪民，他们刚才遍地放炮竹打锣击鼓庆祝是白欢喜一场。从来得天下在能受降。前此湘军即能受降太平军，后此解放军亦能受降国府军，惟独这次国民政府对汪政府的人犯了杀降不祥的大错。 其实抗战之所以胜利，岂单单是大后方的功劳？
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如此不乐，连灯市会市都怕引惹路人观看，影响治安，像温州城里三月三栏街福，五月五击鼓划龙船，行政专员公署都下令禁止。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真不知堂堂国民政府何以要自居于向隅之戚，且要民间也陪他不乐。而后来解放军打锣击鼓渡长江，便好像是端午节的划龙船，国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何况礼乐的乐是一代的气运所在，怎么可以这样的授给了共产党！但是国民政府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亦自己不知道。从来失江山，都是先失了山川佳气。
中国史上的好朝代皆是兴于乐、立于礼，礼是制度之节合于乐之和，故对制度而言，是成于乐，而礼乐并言，则亦可说是成于礼，如武王作乐，但至周公制礼而后乃成定。国民政府胜利了后失了乐，他亦就无可以之提高制度使之成为礼，而且他连单单建设新制度亦不能，这就被人看得他是没有作为的了。
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在抗战时期已有出现，胜利后亦惟须依顺这自然的现象与趋势而成定之，便是一代的典章文物了。可是国民政府都不做，亦惟在惩办汉奸与防共反共。例如减租减息，战时已是既成事实，胜利之后若要像北魏时的制定均田或分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国民政府对于这样的事连态度办法都一点不表示、所以农民去投了解放军的。
又如劳资关系的平等亲善，及扶持中小企业的活泼健康，皆在战时已有这样的事实，胜利后只要顺以立制，可以比美国给日本败战后行的革新更好更自然的，但是国民政府亦不做，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银行资本独裁及运销统制。胜利后法币连续暴跌，成了国民政府败北的主因之一，虽然不无物资短缺之故，其实还是由于民间产业在战时的活泼又被这些统制政策阻塞隔绝了。
其他如中央地方、朝廷与士，亦皆战时己出现了新关系的，可是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惟知恢复战前造作的中央集权，因缩军整编的不公平，而有傅作义的以华北降兵，及在武汉桂系军的不合作。战时的参政会，不管其制度如何，它到底是有“天下事与天下士共之”的意思，且性格近于历朝开国英主的幕府，但胜利后参政会成了国共的调停者，这就失却它的幕僚性格，又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代替参政会，都是太落实于民主的做法。说幕僚似乎对士不敬，但这不是家臣而是王佐。只要有王者兴，即起兵时士在幕府，开国时士在朝廷，至于幕府的形式，则为孙中山先生时的国民党部或大元帅府，或抗战时的总司令部与参政会，皆无所不可，朝廷的形式，亦为国民政府或其他，皆无所不可。又幕府与朝廷采用民主制度或否，亦随时势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