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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乐只能开物，要制礼才能成务，此所以黄巾红布，太平军及今之解放军到底皆要失败，而天下另有所归。 我见温州籀园图书馆挂有忠王李秀成的像，希腊脸型，如此的有英气，却又清洁单纯使人亲，仿佛就在此刻也可以和他相见说话似的。当年太平军便是这样的南方农家子弟届与百作工匠。中国民间春事将起未起时，乡下有社戏腰鼓，城里亦挂灯结彩，扮台阁，这台阁必有故事，如凤仪亭吕布戏貂蝉，或白蛇娘娘水漫金山，而太平军便是这样的一队青年，他们男子营女子营一路歌舞而来，谁好意思拦阻呢？他们便从广东广西一直打到南京，立起朝廷来了。
可是他们的朝廷立得不像样。他们的出身地两广文明根基比较差，论产业亦广东虽面向西洋，颇为兴旺，但他背后几个省份则很荒瘠，不及长江流域的产业也富庶平广，文明的根基也深稳。彼时半洋腔的广东人加上硬绷绷的广西人合成一支太平军，来到长江流域，首先是湖南人见了已不大对劲，及至江浙，又不懂得与上海相结，因为上海是比广州好的。而且珠江流域的人除了宋朝卢循作乱，一直没有过争衡中原，太平军不晓得士的政治地位。后来太平军就吃上海的苦头，而且士都去投效曾国藩的幕府，眼见得太平军是斗不过的了。
彼时北方是各样，而长江流域则本该与太平军可以相契，因为太平军的新鲜空气长江流域亦有，所以太平军初来到时，此地沿途民间都响应，豪杰之士亦闻风兴起，如左宗棠，即传说他先曾去见洪秀全献过策的。可是人家晓得太平军的好处，太平军却不承认别人也有好处，因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与百作工匠到底又脱离太平军，另自编成了湘军。太平军是民间起兵，湘军也是民间起兵。
况且那时是民间产业依照旧形式还可以有一段相当长期间的繁荣，太平军击鼓打锣玩过一回应当安定了，而曾国藩办团练，便是依于民间这种安定的要求。他设厘筹饷虽是弊政，但亦是他能生在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新活泼，他并且因此懂得了上海。他又有中原文明的传统，所以士乐为用。他是能顺以成物，把太平军所引发的新力量新性情有处可以安顿，所以一代之人皆来归了。他能受降太平军，且能利用满清的朝廷与军队，他就好像是整个时代。而太平军这班农村子弟与百作工匠则在南京住下之后，看见人家都在种田作生意了，便也想回去，他们变得很羡慕湘军，湘军是有家乡的。
中国历来平大乱，都不是靠朝廷，而是民间起兵转了风向，平黄巾之乱的卢植孙坚曹操刘备都是民间起兵，平黄巢之乱的朱温则原从黄巢那边倒过来，而现在是太平军的鲜颖警拔的破题亦只能由湘军来完篇。
彼时又尚有捻乱。 捻乱好像是太平军的余波，其实性格相差甚远，太平军有南方的新气运，而捻乱则只是黄河流域破落农民的反动。北方是与外洋通商以来，虽亦渐兴起煤铁工业，但不比南方的丝茶桐油散在千门万户，煤铁矿场是离群的，不能一时三刻就带领起周围的产业也繁荣，此外皮毛业的输出虽增加，但在平津则只是过路。北京从元朝以来原是钱粮汇聚之地，朝廷与民间买卖的关系很密切的，现在却因赔款之故，又因南方钱粮用于就地对太平军的战费之故，清廷与北京及河北民间产业的关系遂失去正常。而山东原为江南通河北漕运的经过之地，沿运河一带的传统繁荣至此乃亦忽然萧条。 当时南方是因与外洋的新通商关系，连它与北方的经济往来也整个的发生变化了。因为有这种种配搭不好，黄河流域的一般手工业便衰落下去，农民则只能输出粮食，没有生产力的新气运，反而出现了南方所无的大地主。而捻乱是从这样的背境出来的，所以没有好处可以说。南方丝茶桐油的兴旺与手工业相连，而这亦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成一片朝气，但北方人则变得迟钝起来，从前黄河流域是比南方少有巫魇的，现在却相反了。比起来，太平军到底还曾有过政府，但捻乱则只是流寇。曾国藩的湘军斗太平军是比深稳，而李鸿章的淮军斗捻乱则是比明朗。
太平军之乱，虽兵戈遍地，但上海与广州的输出仍年年增加。乱平之后，更有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现代化建设，如邮电铁路造船厂及矿公司，其中江南造船厂，汉冶萍铁矿，汉阳兵工厂，及汉口武昌的长江堤防，气魄之大，皆为其后民国时代所未能及。彼时是开始行起官商合股，且有外资侵入了，但仍与周围的产业保持和谐，因为长江珠江两流域丝茶桐油的好景气正方兴未艾，所以吃得住，并没有因为那些现代化建设而农民大批离开土地，且各地手工业城市亦仍普遍殷盛。
彼时外洋的布匹煤油火柴等虽比以前渐渐进来得多了，也还是建立不起自由竞争的市场。洋人因此要想造成一班产业流氓，与买办相辅而行，他们就主使传教徒大大的猖獗起来。洋人而且继续寻衅开战，要以炮弹的反复撞击来分离中国经济的原子核。这样就刺激起了义和团。 义和团与捻乱一样，出自黄河流域农民的破落反动，他们光是坏事，但亦有一点可以纪念，是传教徒从此稍稍敛迹，到底成不得产业流氓。而义和团所引致的八国联军，则把满清打击得再也站不起来。政府益益没落，而民间益益在新兴中，如此就有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长江流域的。长江流域兼有黄河流域的深稳与珠江流域的清新，不但其产业活泼遍在，且此地的士大夫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府下来，亦真是新人，惟有他们才是与立宪政治性情相投的。从来民间起兵，开头多难免有巫魇，但这次武昌起义则很简洁，好像风日晴妍，波浪里涌出一朵白莲花。
武昌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即刻纷纷响应，全不用组成一支大军杀得马仰人翻，这是因为士大夫与民间起兵一致，所以中和了。军事的局面这样快结束，开门见山就立宪，马上建都南京，大家请孙中山先生回国当临时大总统，那一代的人行事真有大丈夫的洒然。陶渊明雪诗、倾耳无希声 在目皓已洁草木不惊，已都是春天，辛亥革命亦城廓山川无恙，就已经是民国世界，岁月都堂堂了。
长江流域这次起义，能使云广都响应，华北虽派兵来讨伐，但到得汉阳，亦接受了这边的条款，一切都比太平军顺利，这不只因时机已更成熟，主要还因作风能更平易。
辛亥革命的民间起兵是沿承太平军的，其立宪则是沿承戊戌政变的，但是能行于新的节气。他们反满，其实当时满人对汉人的压迫早成过去，而清帝退位后，民国还优待他，可见亦没有怨仇尚记在心里。 他们口说反满，只是因为中国文明接触现代西方而新生这桩大事竟是荡荡莫能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是对于革命要做的事最有自觉的。中国史上开出新朝的民间起兵，其初多不自觉，是做到了那里自然开出花来，而自始抱有自觉的则反为见得狭小，此所以东汉光武帝不及西汉高祖的壮阔。中国的革命是其民族的天才的最高表现。 然而孙先生的自觉，是因他更出于汉高祖之上。革命的自觉可比是写一篇好文章，非著意，亦非不著意，从中华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到后来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皆是孙先生从积思中得天启，一步步皆是艰难，一步步皆似偶然的发见。他是从这创业的体验说出了知难行易。
临时约法的好处是清旷平明，但未足以为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来中国历次出现新朝，皆只是开创风气，而制度则大体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份则有待于继续化成，故革命惟对改乐而言，但改制则从来都是渐进的。如汉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没有改制的问题。 若与改乐同时还有改制的问题，则如东周之末经过春秋战国与秦朝，东汉之末经过魏晋南北朝，北宋之末经过南宋与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面改乐，一面尚须改制，因为戊戌变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够，中华民国的新制是惟能待其渐进的自然化成与孙先生的天才的创造。
我们日常生活最可喜乐的是知性，最可信赖的是意志。国家与世界的历史是生在于先知先觉者与民族的志气。民元孙先生让位于袁世凯，对北京妥协，是因革命党的同志们不听孙先生的话。其实当时是应当断然贯彻初意的，即使为此而与清朝的北洋军决战亦好。革命要求断然的充份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够，所以旁逸而为军阀的连年内战。后来北伐与抗战，皆是补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战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战。
但民初的一般亦还是有好风光。司马迁写楚汉之际及与他同时的人都有一种可爱，因为是个新时代，确有许多人是好的。民国初年的武人被称为军阀，其实他们多是出身民间，从辛亥革命发迹的，亦有原是清朝的军人，从李鸿章练新兵这条根里生出来的，他们不单沿承淮军，且还沿承有太平军与湘军的朝气。他们喜爱权谋，可是直爽，很敬重读书人。他们能俭约而豪华。 民国初年的武人出身乡村，而国会议员则出身城市，那时是乡村也兴旺，城市也兴旺，所以城里人也有好风气，而缙绅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这样中国社会的秩序里，并非产业代表而是士。他们虽非产业代表，但是极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热闹，与世俗礼意的慷慨。他们读孔孟之书，而亦讲事功，亦爱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俭，因为规规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对市面上的行情随时要机变，也没有个对世界新潮流固执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当年反对那班督军及国会议员，同时却有与他们相往来的余裕。民国初年那班人的豪华，世俗得明亮，不是单靠权位金钱就能有的，还因为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那时是街上陌上的众人都眉目清场。
但这只是长江流域的气象，黄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则仍是辛涩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国政治的性格不许以一地域来制驭其他地域，却要黄河珠江两流域也向长江流域看齐，鞭其后者而进之，才能出现华夏的新一统及其核心。还有满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产业在全国中的比重却日在增大，不过满洲到底不能自成气候，只要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统，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这些都不能顷刻做到，所以关内军阀割据，关外更张作霖自成一局面。
而且就在民国初年，长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丝茶桐油的输出骤落，从太平军那时以来六十年的农村好景遂中断，从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也陷入长期贫穷了。这很影响政局，前此长江流域是颗定风珠，所以袁世凯做总统头两年里还曾相当一统，但此后则形势急转为南北分裂，长江流域反为只能依违两间，内里也各省独立起来了。
好在时人的动静不单取决于一代的形势，却更生于许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国初年亦只是地域的产业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统一，但人们仍觉得是一个中华民国，好比过去春秋战国时、魏晋六朝时、唐末藩镇时、南宋偏安时，局面尽管分裂，人们却仍觉是生在一个天下，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产业与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坠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现实之外尚有天意策动政治经济及一代形势向好的方面走，且出来得大人如刘邦李世民及孙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面之外更有荡荡世景，亦不单是一代的，而是旷视古今的大人。这就是时势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则能造时势。亦不单大英雄才能，民国初年那样的割据，但是连寻常巷陌之人，亦皆能洒然，不坠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觉。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份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的冶叶倡条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即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只见联联排排的布庄，大的小的，木机织的，铁机织的，织出像洋布那样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间，长江流域的城市是与乡村丝茶桐油的新繁荣结在一起的，现在丝茶桐油虽衰落了，但城市已有个富庶的底子，所以开得起纱厂，织出来的布也卖给城里人，也卖给乡下人，因为纱厂与城市的及农村的其他产业有了新的联系之故，并非全靠补了这一次世界大战时洋布的断挡，倒是中国自己打开了市场，然后日本人才亦能进来开纱厂，而且战后洋布才也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