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台治夷(清)梁章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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芸台治夷(清)梁章钜-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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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夷'1'初至中国,未尝不训谨'2'。自道光二十年'3'以后,始逐渐骄肆'4'。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
  尝与芸台'5'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6',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7',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8'为务。盖洋商受英夷之利益,英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9'。我每遇事裁抑'10'之。时英船在黄埔'11',与民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12'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囒哂国'13'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英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14',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英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15'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16'传谕兵头,兵头亦诡称夷人亦不能被民伤得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仓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17',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埔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英国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18',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19'’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20',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其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21'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22'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经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缓颊'23'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事,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其方也'24'。’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25'亦仿我此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26'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27'闻此后惟林少我穆督部'28'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29',为之慨然而已。”



  注释:
  '1'英夷:指英国。夷,古代汉族统治者对外族的鄙称。'2'驯谨:驯服谨慎。'3'道光:清宣宗年号。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4'骄肆:骄纵肆谑。'5'芸台:即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曾官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等职。'6'扼(è厄)腕:用手握腕,表示感情激动。此处形容愤慨。'7'嘉庆:清仁宗年号。嘉庆二十二年(1817)。'8'驭(yù玉):制驭。夷商:外国商人。洋商:中国人专与外国商人做生意者。'9'傲黠(xiá侠)不驯:傲慢狡猾而不驯服。'10'裁抑:裁决遏制。'11'黄埔:广州附近的海滩。'12'饬(chì斥):命令、告诫。'13'咈囒哂国:现译作法兰西国,即法国。'14'伶仃山:即伶仃岛,在广州珠江口外。'15'大班:外国商船中管货和处理商务的头领,按其职位高低,分别称大班、二班、三班。'16'旋:立即。'17'匝(zā扎)月:满一个月。匝,周遍。'18'篷桅:篷帆和桅杆。'19'虎门炮台:位于珠江口东南侧。'20'校椅湾:在珠江口外。'21'三年:即道光三年(1823)。'22'禀:下级对上级的报告。'23'缓颊:代人讲情,请求宽恕。'24'可欺以其方:语出《孟子万章》,意思是,对于君子可以用合乎人情的方法欺骗他。'25'卢厚山: 人名。'26'褒嘉之旨:表扬嘉勉的圣旨。'27'“玩则”四句:是道光嘉奖的话,意思是说:“(洋人)无视中国的法律就惩罚他,服从法律则不问,你做得尚合机宜,不失国体。”'28'林少穆:即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任湖广总督时,禁止鸦片,卓有成效。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严密设防,使英国侵略者不能得逞。后因投降派诬陷被革职。'29'情事顿殊:指林则徐时的形势与阮元任两广总督时的形势已经大不相同了。



  梁章钜(1775—1849),字闳(hónɡ宏)中,又字茞(zhǐ止)林,号退庵,福建长乐人。嘉庆进士,道光间官至江苏巡抚,兼代两江总督。著述七十余种,笔记有《退庵随笔》、《浪迹丛谈》、《归田琐记》等。
  本篇选自梁章钜《浪迹丛谈》,作于道光年间,内容多记时事,述旧闻,间以韵语。因作于宦游之中,故称《浪迹丛谈》。
  本文所记录的虽是一个封建时代官员的经验之谈,但洋溢着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从阮元的切身经历来看,对那些敢于挑衅肇事的帝国主义分子,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措施,寸步不让,只有这样,才能刹住他们的嚣张气焰,才能确保国家和百姓的利益不受侵犯。文章中举出了许多实例,雄辩地说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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