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知道，爱斯基摩人会把他的行走当做一种挑战，他们会更尽力，更有决心，不要让他失望。
我也暗下决心，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能让他们为帮助我们两个白人到达北极点而死去。
我们把最弱的狗杀了，给我们留了一些肉，然后喂了其他的狗。
后来，我们得拿我们多余的睡袋喂狗了，它们得把这种驯鹿皮做的睡袋嚼上半天。
“我们离北极点还有160英里。”有天晚上，库克医生从外面走进帐篷跟我说道。
“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到达，我们回来的路上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给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这是南极，我会让你们三个留下来以节约食物，我自己会去走完最后一段。
可我们要是在这种浮冰上分开，我将再也找不到你了。
风险这么大，我不能指望别人听我的命令。
你们三个投票决定我们该怎么办。
我弃权。
”我们三个投票决定继续前行。
风总是直直地向我们吹来，逼我们弯下腰去，看着冰面，根本不知道前面马上会有什么东西。
库克医生靠他的指南针指挥雪橇，每只雪橇狗都跟着前面人的脚印在走。
我有时会想，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没到北极。
如果我们没法回去，尸体要是能被人发现，也不会在北极附近，早不知道随冰漂到什么地方去了。
跟以前那些夜晚不同，我不做梦了，不管是走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
我现在走路时都可以睡着。
我已经睡着，身体还在习惯性地向前走。
我会被我自己的脚步声惊醒。
我常想起克里丝丁，会想当她看到我给她写的信，看到我说我爱她时，她会怎么想。
我也想起达夫妮叔母。
想起在库克医生延迟了的南极探险时，我会期待他的信。
我现在太清楚不过他们两个当时的心情了。
“早。”随着库克医生的一句话，一天便开始了。
到第二天时，他又会用同样一句话叫醒我，我才又听到他的声音。
其余的几个人根本不说话了。
1908年4月19日，库克医生告诉我们，离北极点只有两天路程了。
“我们快到了。”他笑着，好像他刚刚观察、测量得到的这个结果让他非常惊喜，好像他总觉得我们一直是离北极很远，刚才注意到原来以前算错了什么地方，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快要到了”。
以前为了防止我们过于失望，他也总是这么说，可只是在不断重复，告诉我们快要到了，其实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距离”。
“我们有两天的距离，还可能更近。
”看到我脸上的怀疑，他又说了一遍。
他告诉了爱斯基摩人，他们马上便兴奋地说起来了。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会到达了。
”第二天，他随意地说了一句。
出发的时候，我们的三架雪橇跟在他的后面。
我看着眼前的雪景，盼着能突然有什么变化，盼着能突然进入什么极地地带，一块在中心地带有明显标示的地区，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儿是“极点”。
我驾着雪橇跟上了他的。
“我们到了北纬89度。
”库克医生说道，好像是要给我一直要找的那种确定的感觉。
我们那一天却没能到达，第二天也没有。
“今天肯定到。
”库克医生说道。
“一定会，德夫林。
”狗似乎也感到了我们的兴奋，它们狂吠起来。
不用人赶，它们比平常都要跑得快。
我没法觉得北极点是旅程的终点，只觉得它是半路而已，好像那儿会有固定的宿营地，有充足的食物。
我们穿过一片罕见的平坦冰地，以为这儿就是北极点。
我期待地看看库克医生，他笑着摇摇头。
这样疯狂地走了三个小时后，库克医生拉住了他的狗。
他取出指南针和六分仪，一边看着六分仪，一边开始大步踱起来。
他走得更慢，还看着指南针。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冰在他的雪地鞋下的响声。
他停住了，把指南针放进兜里，抬起头看着太阳。
他指着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尽管在我看来哪儿都差不多。
“德夫林，我想让你直直走过去，我让你停你再停。
”他说道。
我走着，心里却想着能躺下，能睡在地上。
看上去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可能走得太远，别人说话已经听不到了，要是那样，我转过身可能也看不到他们了。
“停！”我隐隐听到库克医生的喊声。
我站住，转过身看着他在100码以外，还盯着指南针。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
就算这个距离，我也看得到他在笑。
“你到了！”他喊起来。
我四下看看，想找点线索好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在北极点上了！”他喊道。
“你是第一个！”等他开始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瓦哈和埃图克述克也催着他们的狗向我跑来，其他的狗虽然没人驾驭，也跟在后面跑了过来。
库克医生上下跳着，使劲挥舞胳膊，舞成了一个圈。
那一天是1908年4月22日，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
我不敢相信，库克医生竟然会让我在他和其他人之前，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
“北极点，德夫林。
北极点，北极点！”他边喊边向我跑来。
我觉得我也该向他跑去，可我没法让自己离开极点了。
库克医生和雪橇一下子便到了跟前。
狗都昂起头来，几乎同时狂吠起来。
库克医生搂住我的腰，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
“北极点！”他大叫起来。
“终于到达北极点了！我们到了！德夫林，我们到了！孩子们，我们到了！”我抱着他，跟他一起舞起来。
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也跳起舞来。
我们第一次尝试便到了北极点，而皮尔里和其他人试了那么多次都没能成功。
感觉就像是站在冰雪的源头一样。
这个所有子午线相交的地方没有时间。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一步便能从地球的一半跨到另一半，一下子便可以从子夜变到正午。
这儿，在极点上，每年也就只有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
每个方向都是南。
没有北了。
“最后是我们的。
”库克医生环顾四周，我也意识到我们永远不会再来了。
“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三个世纪以来的荣誉，看起来是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一个地方。
”“最后是我们的。
”我说道。
“祝贺你，德夫林。
”库克医生边说，边从皮帽子的毛边下抬起眼看着我。
“也祝贺你，先生。
”我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称呼他。
儿子们常常会称他们的父亲为“先生”。
我很惊讶，以前怎么从没想到过。
“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他说道。
“为我们两个，先生。
”我说道。
过了很长时间，他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
他点点头，转过身去。
他跪下身，脸埋在了手套里。
他跪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向导也跪在了他身边。
我也跪在他身边。
他一只手搂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搂住阿瓦哈，阿瓦哈的手搂住埃图克述克。
我们四个跪在那儿，似乎在为拍照摆姿势。
在这没有其他生物到过的地方，只有永远的晨曦。
我们毫无意义地插了一面旗帜，然后在雪中埋了一个锡罐，里面有库克医生写的一封信，说明到达的人员和日期。
似乎第二支探险队到来的时候，便会知道我们已经来过了。
这样其实和在大海里扔下一面旗帜和一个铁罐差不多，可好像也还是必须这样做。
《纽约的探险家》第36章
我们返回了。
我们被暴风雪困在帐篷里很长时间，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漂流得太靠西，已深入到古斯塔夫王子海。
这儿到处是水，没法去阿克塞尔·海伯格岛，我们在那儿埋了最近的食物。
我们只能随冰向南走。
库克医生希望能到达兰开斯特岛，在利奥德港等待苏格兰捕鲸船，那样便会比我们去格陵兰要近。
9月，我们到了巴芬湾，食物、燃料、弹药都没了。
我常感到他们中有一个不见了，可看看四周却能看见他们三个，前面、旁边、后面都有。
有时，我觉得如果我抬起头，会发现只剩我一人了。
睡着时我已走失，或者被其他三个抛弃了。
最奇怪的事是有时我觉得还有第五个人在我们身旁走着。
有一次，我敢肯定我看到他了。
他跟库克医生肩并肩地走着。
有时他会和埃图克述克或阿瓦哈一起走，像他们那样低着头。
他的帽子却很光滑，尖尖的，有点像修道院里的烟囱。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他没有，也不敢问，我害怕他们说看到他在我身边。
我想那肯定就是死神了。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幻觉，对我来说，是末日来临的先兆。
他却总和他们一起走，不和我。
为确认，我便左右看，要是看不到他，我会看自己的身前身后，然后长舒一口气，他原来没有选我当伙伴。
有一次，我从走着时的睡梦中醒来，看到他们三个在我前边。
在我身边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有一个我不敢抬头看的东西在和我同步地静静地走着，是唯一没有雪橇的一个。
我想和别人一样，不理睬他，希望他自己消失。
我打起盹儿。
醒来以后，那不知名的第五个人还在那儿，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别人的长，似乎死神已选过我们四个，最后挑中我，最年轻也最虚弱的一个。
看来他大概不会离开我，我决定面对他，说服他，让他知道我的时间还没到。
我抬起头，他也抬起了头，我们都转头对着别人。
之前是顶尖帽子，现在却是一块面纱，后面是张女人的脸，看上去比我年轻，也一点不像阿米莉亚，但我知道她是我母亲。
她的脸不像是参加过探险的脸，没有因自然条件或匮乏而受损。
是苍白得几乎半透明的脸，眼睛是蓝色的，此外没有别的特点了。
她笑了。
“你不必怕我。
”她说道。
我肯定是睡着了，我记得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
我太疲乏，无力去想这个幻觉。
我不停地走，只在脑海里能看到她。
我记得她的声音，听起来离我这么近，跟我自己的一样，在告诉我不必害怕。
我们走到斯巴布角的西头，决定在洞穴般的小屋过夜。
岩石的凹进处有所百年历史的石头房，有草皮和鲸鱼骨的房顶。
阿瓦哈说他的祖先曾建造这房子。
我们找到一艘船的舱门盖和一些宽木板，用这些做了鱼叉打猎。
我们用麝牛和北极熊的皮铺垫到屋子里。
幸运的是，打猎很容易。
即使在牛群中杀了头麝牛，其余的也还得赶才走开。
库克医生有个习惯，是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探险时养成的。
他劝我跟他一起这样做。
晚上风平的时候，我们会躺在地上，透过睡袋上的呼吸口看天空，呼出的空气会一阵阵从那儿冒出去。
有一次，我看到埃图克述克在房子入口窥视我们。
他们一定在想，这两个人疯了。
我只是睁大眼睛躺在那儿，看天上的星星。
有时，月亮很圆很亮，我们会出去走走，聊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这也让爱斯基摩人感到不安。
我们回来后，他们会仔细看我们，好像我们身上丢了什么东西，刚刚出外寻找去了。
我很快就不想北极了。
我觉得想任何事都很困难。
甚至在梦中，我被霜冻坏的手指也会疼起来。
在梦里，天堂阳光灿烂，一片温暖，其他地方尽是寒冷。
天气变坏，我们没法出去。
在白天，这会是极地大暴风雪。
在晚上，连雪都看不见。
我们的房子面对南边，风从东边刮来，门开着雪也进不来，只能听到雪在外面不断飘落的声音。
我把手伸到外面，抽回来便冻得通红，也都湿了。
有时，听上去好像整个房子都被埋住了。
外边的世界只有听上去才存在。
几个星期无事可做，只能睡觉。
我和库克医生会读书，写东西。
带的几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风声淹没了所有的其他声音，反而变得寂静，一种单调的咆哮。
不可能说话，只能用手交流，指指点点，做个姿势，在空中比画。
最后，我不能读，不能写，吃东西都没力气了。
有一天，我醒来时，风好像要停了。
我仔细听着。
声音很闷，好像我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一样。
我看见库克医生走向“门廊”（其实只是地面和悬下来的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隙），想推开门（其实也只是吊在鲸骨下面的皮帘子）。
我看到出口已被积雪堵住。
他使劲推，可只推出了一个凹痕。
埃图克述克从睡袋里爬出来，把鱼叉递给他。
库克医生把它全插进雪里，还是没能弄出一个空气口来。
遥远而沉闷的风声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埋了有多深。
太深了，没法挖出去。
库克医生只动了几分钟，便精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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