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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里维为了鲁意莎的葬事，直耽到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的兄弟，做买卖的洛陶夫，当天才来参加丧礼。这个俨然的人物规规矩矩的送过殡，马上搭车走了，对奥里维没有一句问起哥哥近况或是感谢他为母亲办后事的话。奥里维在当地又耽留了一些时候。这儿他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觉得有多少眼熟的影子：小克利斯朵夫，小克利斯朵夫所爱的人，使他受苦的人，——还有那亲爱的安多纳德。所有这些在此生存过的人，现在完全消灭了的克拉夫脱一家，还留下些什么？……只有一个外国人对于他们的爱。
那天下午，奥里维在约定的边界车站上和克利斯朵夫相会了。那是林木幽密，山峦起伏的一个小村。他们并不搭下一班开往巴黎的火车，决意走到前面的一个城市。他们需要孤独，便望静悄悄的森林中走去，只听见远处传来几下沉重的伐木声。他们走到山岗上一平空旷的地方。脚下那个狭窄的山谷还是德国的土地，有所看守树林的人的屋子，顶上盖着红瓦，一小方草地好比森林中一口碧绿的湖。四下里全是深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林木，给水气包裹着。雾氛在柏树枝间缭绕。一层透明的幕把线条遮盖了，把颜色减淡了。一切都静止不动。没有脚声，没有人声。秋天的榉树都变了金黄色，几点雨水淅淅沥沥的打在树上。一条小溪在乱石中流着。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停下脚步，呆住了。各人都想着自己的丧事。奥里维默默的对自己说着：
“啊，安多纳德，你在哪儿？”
克利斯朵夫却想着：“现在她不在世界上了，成功对我还有什么意思？”
但各人听见各人的死者安慰他们：
“亲爱的，别哭我们了。别想我们了。你想着他罢……”
他们彼此瞧了一眼，马上忘了自己的痛苦，而只感觉得朋友的痛苦。他们握着手，心中只有一起凄凉恬静的境界。没有一点风，雾气慢慢的散了，显出了青天。雨后的泥土那么柔和……它把我们抱在怀里，堆着一副亲热的笑容，和我们说：
“休息罢。一切都很好……”
克利斯朵夫的心松下来了。两天以来，他整个儿在回忆中，在亲爱的妈妈的灵魂中过活；他体验着那卑微的生活，单调而孤独的岁月，在孩子们都走了的静寂的家里，想念那些把她丢下的儿子……可怜的老妇，残废，勇敢，抱着乐天安命的信心，生就温和的脾气，恬然自得的忍受着一切，没有一点儿自私……克利斯朵夫也想其他认识的，一切谦卑的心灵。这时他觉得自己跟他们多么接近！在骚动的巴黎，眼看多少的思想人物发疯似的搅在一起，最近又看到那阵血腥的风，煽动神志错乱的民族互相仇视；克利斯朵夫经过了几年累人的争斗和激昂的日子，对于这个骚动而贫瘠的社会，对于自私的争战，对于自命为代表理智而实际只是掀风作浪的野心家，深深的感到厌倦。他所爱的却是成千累万的淳朴的心灵——他们在各个民族中间静静的燃烧着，本身便是些纯洁的火焰，代表慈悲，信仰，牺牲。
“是的，我认得你们，我终于跟你们团聚了，你们是和我同一血统的。我早先象浪子一般离开了你们，跟着大路上的那些影子走了。现在我回到你们中间来了，请你们把我留下罢。我们不问生死，都是一体；我到哪儿，你们也到哪儿。噢！母亲，我曾经生活在你的身上，如今是你生活在我身上了。还有你们，高脱弗烈特，苏兹，萨皮纳，安多纳德，你们全生活在我身上。你们是我的财富。咱们一同上路罢。我的话就是你们的声音。凭着我们联合的力量，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
树上缓缓的滴着雨水，一道阳光从树枝间溜进来。树林下面一小方草地上传来一群儿童的声音：三个女孩子在那里绕着屋子跳舞，唱着一支天真的德国山歌。而远远的，一阵西风象吹送蔷薇的异香似的，吹来法国方面的钟声……
“噢！和平，你是神圣的音乐，你是解脱的心灵的音乐；苦，乐，生，死，敌对的民族与友爱的民族，一起交融在你身上……噢！我爱你，我要抓住你，我一定能抓住你……”
黑夜降临了。克利斯朵夫从幻梦中醒来，又看到了朋友那张忠实的脸。他对他笑笑，把他拥抱了。随后，他们俩穿过树林，悄悄的重新上道；克利斯朵夫在前面替奥里维开路。
孤零零的，不声不响，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大路上来了两个年轻的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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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女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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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克利斯朵夫在法国以外有了点声望，两位朋友的境况并没好转。每隔一个时候，总有些艰苦的日子使他们不得不束紧裤带。有了钱，他们便拚命吃一个饱，补偿过去的饥饿。但日子久了，这种饮食的习惯究竟是伤身体的。
此刻他们又逢着穷困的时期。克利斯朵夫熬着夜替哀区脱做完了一件乏味的改谱工作，到天亮才上床；他纳头便睡，以便找补那损失的时间。奥里维清早就出门，到巴黎城的那一头去教课。八点左右，送信上楼的门房来打铃了，平时他按铃不应就把信塞在门下。这天早上他却继续敲门。克利斯朵夫倦眼惺忪，叽叽咕咕的去开门，完全没注意门房微笑着，唠唠叨叨跟他讲起报上的一篇文章，他拿了信，连瞧也不瞧一眼，把门一推，没关严就上了床，一下子又睡着了。
过了一小时，他又被屋子里的脚声惊醒了：他看见床前有个陌生人对他很郑重的行礼，不禁大为诧异。原来是个新闻记者，因为大门开着，便老实不客气走了进来，克利斯朵夫愤愤的从床上跳起，嚷道：“你来干什么？”
他抓起枕头望客人扔过去，客人赶紧退了一步，说明来意，自称为《民族报》的记者，为了《大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特意来访问克拉夫脱先生。
“什么文章？”
“你先生没看到吗？”记者说着，便自告奋勇把那篇文字的内容告诉他。
克利斯朵夫重新躺下，要不是瞌睡得迷迷忽忽的话，他早就把来人赶出去了；但他觉得让来人说话究竟没有把他驱逐来得费力。他便钻入被窝，闭上眼睛，装做睡觉。他很可能弄假成真的睡去。可是来客非常固执，提高着嗓子，开始念文章了。听了最初几行，克利斯朵夫就竖起耳朵，人家把克拉夫脱先生说做当代第一个音乐天才。克利斯朵夫把假装睡觉的事忘了，大惊小怪的咒了一声，在床上坐起，说道：“他们疯了。难道他们着了魔吗？”
记者趁此机会停止了朗诵，向克利斯朵夫提出一大串问话，克利斯朵夫都不假思索的回答了。他捡起那篇文章，好不惊奇的打量着印在第一版上的自己的照相。他还没有时间看文字的内容，第二个记者又跑进房里来了。这一回克利斯朵夫可真恼了。他命令他们出去；可是他们没有把室内的布置，墙上的照片，艺术家的面貌迅速的记载下来以前，决不肯照办，克利斯朵夫又好气又好笑的，衣服也没穿好，推着他们的肩膀，把他们直送出门外，赶紧上了锁。
然而这一天他是命中注定不得安静的。梳洗还没完毕，又有人敲门了，而且用着只有几个最亲密的朋友知道的方式敲着。克利斯朵夫开出门来，发见又是个陌生人，他决意直截了当的把他打发走，不料来人立刻分辩说，他就是今天报上那篇文字的作者。对一个捧你为天才的人，有什么办法拒绝呢？克利斯朵夫懊恼之下，只能领受他的崇拜者的热诚。他奇怪这种声名怎么会忽然从云端里掉在他头上，是不是他上一天给人家演奏了什么连自己也没觉察的杰作？他可没有时间追究这些。这位记者是不管他愿不愿意，特意来拉他出去的，想一边谈一边带他上报馆：大名鼎鼎的阿赛纳·伽玛希等在那里要见他，汽车已经在楼下了。克利斯朵夫推却了一番；但对于人家好意的邀请，他是天真的，却不过情面的，终于不由自主的听人摆布了。
十分钟后，他就被介绍给谁都见了害怕的无冕之王。那是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年纪在五十上下，矮小，肥胖，又圆又大的脑袋，灰色头发，留着平头，红红的脸，说话带着命令式，声音笨重，浮夸，常常会口若悬河的来一套议论。他在巴黎拿种族平等做幌子。既会做买卖，又会利用人，自私自利，又天真又狡猾，热情，自负，他把自己的事业跟法国的、甚至和全人类的合而为一。他的利益，他的报纸的发达，是和公众的福利息息相关的。他一口咬定谁损害他就是损害法兰西；并且为了打倒一个敌人，他连推翻政府都在所不惜。除此以外，他也不乏宽宏的度量。象有些人在酒醉饭饱之后一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喜欢摹仿上帝的作风，不时从沟壑中提拔几个可怜的穷人出来，表现他权势的伟大可以平空白地造出一个名人，或是什么部长之流；只要他愿意，他也能制成君王，废黜君王。他的神通是无限的。倘使他高兴，他也能制造天才。
这一天，他来“制造”克利斯朵夫了。
发动这件事的其实是无心的奥里维。
不为自己作任何钻营，痛恨宣传而避新闻记者如避疫疠一般的奥里维，为了他的朋友却是另一种看法了。他仿佛那些温柔的妈妈，明明是老实的小布尔乔亚，贞节的妻子，为了替无赖的儿子求情，竟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
奥里维在杂志上写文章的时候，和许多批评家与爱好音乐的人接触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提到克利斯朵夫；而从某些时候以来，他很奇怪的发觉居然有人听信的话，周围有个好奇的运动，有些神秘的传说，在文学集团与上流社会中传布。这个运动是怎么来的呢？是最近英德两国演奏了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在报上引起的回声吗？其中似乎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原因。但巴黎有般善观气色的人，比着圣·雅各街的气象台更有把握能在前一天预测酝酿中的风向，知道明天那阵风会吹点儿什么东西来。在这个神经质的大都市中，有的是使人震颤的电流，有的是看不见的光荣的波浪。一个将升的明星跑在另外一个明星前面，沙龙里流行着一些渺茫的传说，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在一篇广告式的文字中宣布出来，粗声大气的喇叭把新偶像的名字吹进最麻木的耳朵。这阵喧闹往往把它所颂扬的人的第一批最好的朋友吓跑了。其实这种情形还是应当由第一批最好的朋友负责的。
因此奥里维和《大日报》那篇文字也脱不了干系。他利用人家对克利斯朵夫的关切，很巧妙的透露些消息，刺激大众的情绪。他不让克利斯朵夫和新闻记者直接发生关系，免得闹笑话。但他依着大日报馆的请求，暗中使克利斯朵夫和一个记者在某咖啡店不露声色的见了一面。所有这些预防的措置更引起人家的好奇心，使克利斯朵夫显得更有意思。奥里维从来没跟新闻界打过交道，想不到开动了一架可怕的机器，——你一朝拨动之后，再要加以控制或要它减缓一些是办不到的了。
他在上课去的路上读到《大日报》的文字，不禁吓坏了。他没料到有这一下。他以为报纸一定要等到把所有的材料收起了，对于他们所要谈的人认识更清楚之后，方始动手写文章。这想法真是太天真了。倘使一份报纸肯费心发现一个新人物，当然是为了报纸本身，为了和同行争取发见新人物的荣誉。所以它得赶紧，完全不管对这新人物是否了解。而被捧的人也决不会抱怨别人误解；一朝有人捧了，那他当然是被人相当了解的了。
《大日报》先对克利斯朵夫清苦的生活零零碎碎叙述了一些荒唐的故事，把他写成德国专制政府的一个牺牲者，一个自由的使徒，被迫逃出德意志帝国，躲到自由灵魂的托庇所——法兰西——来，——（作者借此发挥了一套排外的议论）；——然后又对他的天才肉麻的颂扬一番：而关于这天才，作者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早期在德国作的几支平板的歌，那是克利斯朵夫引以为羞而要毁去的东西。那位记者虽不知道克利斯朵夫的作品，可自命为知道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他所假借给克利斯朵夫的用意。从克利斯朵夫或奥里维嘴里，甚至从自以为知道得很详尽的古耶一流的人嘴里，东零西碎听来的几句话，为记者已经足够造成一个“共和政治的天才，——民主主义的大音乐家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他又乘机毁谤当代的法国音乐家，尤其是最有特色，最自由，最不关心民主的那一批。他只把一二个作曲家除外，因为他们在选区里很有人望。可惜他们的音乐远不及他们的政治活动得人心。但这是小节。而且他们的捧场，便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捧场，也远不及对别人的批评来得重要。在巴黎，你读到一篇恭维某人的文字，最聪明的办法是先要推敲它的反面文章，心里想一想：“这是说谁的坏话呢？”
奥里维一边看着报，一边羞得脸红了，对自己说：“我做得好事！”
他心不在焉的上完了课，立刻赶回家。一听到说克利斯朵夫已经和新闻记者出去了，他简直吓呆了。他等他回来吃午饭。克利斯朵夫可不回来。奥里维一小时一小时的越来越焦急，心里想：“他们要逗他说出多少傻话啊！”
三点左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来了。他和阿赛纳·伽玛希一同吃了饭，被香槟酒灌得糊里糊涂的，完全不懂奥里维的忧虑，不懂他为什么很不放心的追问他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
“你问我做了什么事？吃了一顿好饭。我长久没这样大嚼了。”
他把菜单背给奥里维听：“还有酒……各种颜色的我都灌下去了。”
奥里维打断了他的话，问他同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