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半支莲 作者:钟鸿- 第29部分

　　　　读了满妹的回忆文章；了解了胡耀邦为解放我们这些被冤屈的人已经呕心沥血了；我应该感谢他。

　　　　二、“泥土”又呈芳香

　　　　乾坤一转丸，日月双飞箭，

　　　　浮生梦一场，世事万千变。（摘句《元曲》）

　　　　“胡风反革命集团”逐步得到平反。我为之辩护的鲁藜一诗《泥土》也重新呈现芳香，可惜胡风被折磨得疾病缠身，他的有些朋友没有等到平反已受戕害而逝。

　　　　1955年5月18日经人大常委批准，以反革命罪逮捕胡风，胡风自觉无罪，苦待赦令，1957年曾赋诗表达他的幻想：

　　　　《拟出狱志感》

　　　　长昼无声苦度时，恹恹日影照风丝；

　　　　惊闻赦令双行泪，喜见晴空一色旗；

　　　　拾得余生还素我，逃开斜道葬歪诗；

　　　　牢房文苑同时别，脱却囚衣换故衣。

　　　　但他幻想中的赦令不但迟迟未到。按刑期，他当在1969年秋季服刑期满；可文革开始后四人帮在1970年将他加判为无期徒刑。

　　　　胡风身体和精神又受到重大打击，陷入绝望：“黑似漆前程黯黯，白如霜衰鬓斑班”，欲绝人寰，偏又自杀未成，精神错乱，严重贫血，曾晕倒在地。

　　　　四人帮倒台后，1976年底胡风被释放出狱。可在1977年春，他又被捕他入狱。直到1979年1月13日，中央电话指示要四川公安厅立即释放胡风，胡风这才从四川大竹县第三监狱出来了。这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曾经满怀热情歌颂过毛主席的大作家，终于从冤狱里出来了。解放30年他竟有24年被扔进监狱。入狱时他正置壮年，出狱时他已经76岁白发苍苍了。他依然满怀热情地关心祖国文艺界的发展。但他和他的朋友没有被邀请参加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代表大会，这是经历多年浩劫后的第一次文艺界的大聚会。他那刚好转的心情又因此受刺激而精神病复发。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通知中提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央决定，正式平反。”这是胡风和他的朋友梦寐以求的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

　　　　同年11月15日，他为《文汇月刊》写文《向朋友们、读者们致意》，这是26年来，他第一次向广大读者公开表达他的感情，他的信念。在文中他依然对党怀着信念，他说：“我相信，党有这胸怀，也有这魄力，审慎而全面地检视一切历史事件，对任何人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普通劳动者，也定将给以公正的、符合历史的评价。”对1954年他上书30万言之事，从没有言悔。1984年，他回答一位香港记者的问题时说：“已经做了的事，我没有后悔。”

　　　　1981年胡风病情逐渐好转。作协恢复他的会籍，也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随后被选为常委。被补为中国作协顾问，1982年被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

　　　　1983年冬到1984年夏季，他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旺盛阶段。长达5万余字的《胡风评论集》后记，以平均一天两千字速度完成。1984年6月18日他参加了区人民代表的选举，他第一次为自己又有了“人民”身份而激动，为此，他写诗一首：

　　　　学园艺苑喜逢春，敢捧师心合众心。

　　　　立本开源兴四化，情投国是理求真。

　　　　《北京晚报》“五色土”发表，更是使他激动不已。

　　　　1984年12月29日，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胡风由他女儿胡晓风搀扶着他那劫后余生、摇摇欲倒的82岁高龄的身躯走进了礼堂，目光中时隐时现当年意气风发的神采。当年胡风集团的一些‘骨干分子’鲁藜、路翎、贾植方、绿原、牛汉、冀汸、耿庸、徐放、曾卓、杜谷等也都来参加了这次盛会。这是“胡风集团”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聚会，1949年前，他们从没有这么聚会过，也没有意识到要这样聚会。有的人如耿庸、牛汉过去从未见过，也无通讯联系，平反后在北京才认识，他们只是一些文艺思想大致相同的文友，却曾全部被生拉硬扯地拉进了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胡风重新猛烈地燃起生命之火，写诗、写文，参加社会活动。

　　　　但究竟是夕阳西下，长期被摧残的身体，支持不了火焰的燃烧，他彻底地病倒了，再没有起来。1985年，他带着无限哀伤离开了他热爱的人间。

　　　　胡风，这一位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无比忠诚的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解放后六年被投入监狱，出狱后六年升入了天堂。噫嘻！平反、昭雪，怎能挽回文艺事业巨大的损失呢？！如今文艺事业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松了“紧箍咒”；可惜胡风再也看不见了。

　　　　三、劫后余生、寸阴寸金

　　　年高的胡风尚且要“鼓起余勇，继续前进”，正处中年的我更应如此。

　　　　我抓紧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给我剩下来的机遇，再努力为理想的事业再奋斗。

　　　　我被改正时的市委宣传部部长赵鼎新，问我想回原机关工作吗？我觉得在剧团从事写作更适合自己。后来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老同学李筠也曾征求我的意见，愿去徐悲鸿纪念馆或赵燕侠剧团任党支部书记否？还有一位老友孙祥凝与当时的外交部某部长同乡，想推荐我去当部长秘书，所有这些工作我都觉得不如写作更合我意，皆婉言谢绝，仍留剧团当编剧。

　　　　1983年我用一首诗表达了我追求理想的执着心情。

　　　　爬

　　　　我好像刚刚来到人世，

　　　　什么都没开始。

　　　　以前，理想只是不可捉摸的梦，

　　　　而今，美景不远。

　　　　可我已步履蹒跚，唉

　　　　不！

　　　　爬，也要爬到它的面前。

　　　　二十二年的桎梏解除了，1979年以后，我在京剧团连续自己或与别人合作共写有10个剧本，其中有5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它们是《站上风云》（批判文化大革命），《雪映古城》（歌颂北平地下斗争），《玉碎名园》（写爱国英雄冯婉贞保卫圆明园的故事），《黛玉葬花》（依梅兰芳演出本和原小说改编），《铁杵磨针》（依据李白小时的故事）。从京剧院离休后，又与人合作写了京剧十集电视连续剧《曹雪芹》，并且推上了电视荧屏，在国内外都具有影响，获得全国十二届飞天奖的。

　　　　四、欣逢改革开放

　　　　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举行了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从此；邓小平开始发表了一系列指导性的讲话。首先是1977年5月24日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否定了非历史唯物主义的个人崇拜。全部讲话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精神。并亲自开拓深圳为改革开发的特区。

　　　　1977年12月15日，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调任中央组织部长。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直到1986年辞职。“他按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理论准备。

　　　　“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冤受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9、4、22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

　　　　197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及以前的左倾错误。

　　　　“改革开放”的局面逐渐形成，虽然是迟到的，但终于打破了封冻大地的坚冰，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迅速地与国际接轨，经济腾飞了，文化上也再不是“样板戏”一花独放，而是满园春色。知识分子、企业家与工农兵同是国家的主人。

　　　　我在知天命之年也迸发了惊人的创业热情。除了为剧团写剧本，还于1984年在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创办了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又日以继夜地改写歌颂巨人曹雪芹的剧本。四处筹集资金，大胆地闯进电视界，组织摄制演出班子。随之创办了大型公开刊物《中国电视戏曲》和北京电视戏曲研究会。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和戏曲发展的事业中，让事业染银青丝，将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可以说我没有虚度人生。

　　　　2000年底，我将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不写剧本了；大型刊物《中国电视戏曲》也不办了，上交领导。我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征程——向文学进军，毫无老之将至之感，我觉得生命的第二个青春刚开始，蓬勃朝气催动我的脚步。也许是我练就了苦中寻美、寻乐、寻情的开朗性格，也许我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基因，父亲1903年出生，今年（2004年）已101岁，面容红润，精神矍烁、耳聪目明，思维清晰、言语顺畅，看上去七十余。我也希望上天假我以华年，助我得以继续新长征。

　　　　我出版了诗集《梦未了》《百花吟》，散文集《寻美、寻乐、寻情》。

　　　　自1979年改正，重新入世，也有新的困难在等待我。总有人戴着各色眼镜看你：残余的极左思潮，世俗的狂傲，无名的嫉妒等等。我虽然奋力向前，有时也难免暗自伤神，常自发牢骚，自我排解：

　　　　《当神灵儿》

　　　　当神灵儿把你牵上活佛的宝座，

　　　　你身上的一滴臭汗也变成世人的圣水。

　　　　当你没交上好运，

　　　　永远只会在尘世埋头苦干，

　　　　虽然你献出的是朵朵香莲，

　　　　世人也只是用眼角轻轻一瞥。

　　　　五、从《雪映古城》谈起

　　　　由于我是中共地下党员，比较熟悉北京地下共产党斗争的题材，于是又花了一年时间采访了100余名北平地下工作者，整理了几万字的采访记，题曰：《燕山春晓》。友人金紫光看了觉得很有价值，推荐给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可偏偏遇上曾是地下电台的一个女发报员，此时她正是《文史资料》的一个编辑，她说我写的不是亲身经历，不能用。我歌颂北京地下党的苦心、苦行算是白费了。这位同志，何其狭隘，莫非极左残余堵塞了你的血管？难道历史学家写历史都要亲身经历历史？何其荒谬？一气之下，我只摘取其中一位出身官僚家庭却无私无畏地为无产阶级革命奉献了一切的余谷似老太太作为模型写了现代京剧《雪映古城》。《雪映古城》由我们京剧院李慧芳、赵世谱等名演员演出，在北京市得了奖，北京日报也发了张大中同志（我在宣传部时的副部长）的介绍文章。我随后又写了《玉碎名园》，以爱国女英雄冯婉贞抗击八国联军保护圆明园的故事为题材，也由北京京剧院演出。

　　　　六、开拓中磨练

　　　　遇过歧视，也遇到伯乐。1984年老同学李筠已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想组织个京剧昆曲振兴协会，将票友团结起来，问我愿意干吗？我说如果从娃娃抓起倒很有必要。因我亲身体会到自己从小学到大学在音乐方面所学，均脱胎于西洋，没有学过中国的工尺谱，没学过中国的戏曲，所以身在京剧界，却对京剧爱得不深。如果从娃娃抓起，我想是振兴戏曲的根本道路。李筠支持我的观点，他挂帅，我开锣，干起来了。没想到干民间社团竟然充分锻炼和培养了我的勇气和能力。

　　　　至1984年，“心有余悸”有所缓解，主要是政治环境不断宽松，双百方针逐步体现，再加上领导的信任和委托，干的又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我似乎变了个人。

　　　　编剧职业不用天天上班，因此我有余力干社会工作。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建成北京京剧昆曲振兴协会。早上八点以前，我就到副市长王纯家门口堵他的汽车，请他批准我们拟成立协会的报告。为什么非要堵门呢，一则他到了班上，层层门槛难迈，再则进了他办公室，也会遇见拦路虎。有一次好不容易进到他办公室，刚讲了几句成立协会的意图，就被旁边一位与他熟悉的来客贬了几句：“你们不就是想通过组织社会团体赚钱吗？”王纯市长也就顺水推舟地说他当天太忙，打发我走了。出来后，那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的饶舌者，气坏我了，但我没有泄气，想干一件有意义事业的火焰在胸膛熊熊燃烧。王纯市长有感于我的执拗和热忱，不但在清晨拦他汽车的当天批示了我们可成立协会的报告，而且为我们的成立大会无偿地借了北京饭店的大厅。

　　　　有王纯副市长的支持，有市委宣传部李筠和左麟书两位副部长和市政协秘书长李天绶的直接领导，我从剧团内外请了几位干将（马鹭、刘泽民等）张罗起来。请来了文化艺术界二百多人，在大厅里绘画、献唱，还摆了20来桌酒席，真像是点燃了民族艺术振兴的篝火。初步凸现价值的我，一扫羞怯、畏缩，和左部长挨桌敬酒，结交各界朋友，为开展工作准备了良好的基础，那天我至少饮了一瓶葡萄酒。

　　　　从此我组织演员小组到中学、小学演出，用《三岔口》《长坂坡》这些动作性强的折子戏开锣，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观众。随着信心的增加，我们和少年宫联合组织了北京市少儿京昆剧团。面向全市招生。我们到许多区和大工厂去发动分会的成立，我经常在面对众多听众的舞台上做报告，态度十分从容。被扭转的性格扭转回来了，如同回到14岁在天水舞台演《武则天》中上官婉儿一样的洒脱自如，无拘无束了，从压抑的阴影中走出来了；而且有了发展，不仅开朗大胆，而且沉着老练。

　　　　在京昆协会还组织了抢救老艺人艺术的摄制录象活动。为著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