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代表作。
《妻呵，安息吧！》是一篇自传体的作品。它的主人公是作者的亡妻敏绪。她在贫困中出生，七岁丧母，依靠双目失明的外祖母生活。她从九岁起就先后给阔人家当佣人，到工厂当童工，受尽了压迫与欺凌，十六岁那年跑到东京当了四年护士，好容易挣了点钱，却又碰上大震灾，死里逃生回到故乡。她嫁给作者后，虽然对作者的革命活动缺乏了解，常有口角，但她勤俭持家，与作者同忧共苦。由于终年劳累，营养不良，她仅四十余岁就在饥饿和炮弹的爆炸声中悲惨地死去了。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虽然只是作者的亡妻，但诚如作者所说：“她是千千万万死亡中的一个，是……为了免于家人受饿而自己首先挨饿，最后自己牺牲于战争下的许许多多妇女中的一个！”因此，敏绪的形象，是那个年代里日本广大勤劳妇女的典型。作者通过她一生的遭遇，反映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悲剧，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同时还表露了这样的决心：“为了不让做妻子的再死于侵略战争，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决心要拿出勇气参加战斗。”
以《妻呵，安息吧！》作为德永直战后文学活动的新起点，不久他又创作了反映日本人民进行民主斗争的、长达七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它的第一部连载在1949…1950年的《赤旗报》上。第二部也发表在《赤旗报》上，登载的时间是1954年3月至12月。
《静静的群山》写的是从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这几间日本战后的现实。作者通过这部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和错综复杂的情节，具体、真实地反映出战后两三年间日本社会的诸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本民族要求独立自主与美帝国主义把日本沦为殖民地的矛盾；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与美帝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矛盾，等等。在描述这些斗争中，作者贯穿了这样的思想：日本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工人、农民的联合斗争，是解决社会诸矛盾的基本力量。
《静静的群山》第一部描写的是日本投降后最初十个月里的事。在这段时间里，整个日本社会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一方面是穷凶极恶，侵略成性的法西斯政权垮台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席卷全国，反动统治阶级惊恐万分；另一方面是由于大批工厂停工，成千上万的军人复员，造成农村土地问题的尖锐化，资产阶级和商人乘机浑水摸鱼，囤积居奇，大发横财，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陷入极端贫困的状态。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作者抓住人民民主力量迅速高涨这一历史主流，以东京芝浦电气器材公司的工人斗争为题材，选取这个公司所属的全国四十三个工厂中斗争最坚强的川岸工厂（书中作川添工厂）及其所在地区的典型事件，加以集中、概括，写出了这部作品。
川岸工厂是在战时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空袭，从东京近郊迁到长野县冈谷市郊来的。这个工厂的斗争，不仅与“东芝”所属其他工厂的斗争相联系，而且直接影响到该厂附近乡村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带有“地域”的性质。作者在小说里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这场斗争，写出了工人们在战后逐步由普通工人成长为自觉战士的过程。
在这部小说的前几章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一群工人，是一些没有组织，没有觉醒意识的分散的个人。他们在战后初期惊慌失措，被资本家遣散后，各顾个人地离厂回家。但是，经这一段时间后，这些工人被组织起来了，他们组织了工会，和资本家进行斗争。仅十个月的时间，他们的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已自觉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长为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坚强的阶级队伍。在他们当中涌现出成百个共青团员，锻炼出池部、大野木、谷川等第一批共产党员。作者通过川岸工厂这支工人队伍成长的过程，写出了日本共产党组织在战后的发展和壮大，生动地表明共产党是领导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核心力量。
《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写的是1946年冬到1947年4月这几个月间的事。这期间，日本民主进步力量更加强大了。工人运动已由部分工厂的联合斗争、地域性质的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统一行动。斗争的矛头已不仅指向资本家，而且提出了打倒反动政府的政治口号。而日本反动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极力分裂和扼杀民主力量，破坏工农联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阶级大搏斗中，1947年“二？一全国五百万工人总罢工”是一个重大事件，它是日本民主运动向纵深发展的标志。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通过这个事件的描述，撕下了美帝国主义虚假的“民主”面具，揭露它镇压日本民主运动的罪行。同时，作者用大量的篇幅着力描绘了古老闭塞的农村在“耕地改革”及山林解放斗争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写出了长期被封建旧习束缚着的贫穷的农民群众，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在共产党的教育下觉醒起来走向斗争的过程。作者在这里正确地揭示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反映出各阶层农民的不同愿望，歌颂了先进工人和共产党员在支援农民兄弟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此外，作者还多方面地揭露并鞭笞了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美帝国主义者、日本官僚、法西斯军人、垄断资本家、大地主等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罪恶活动。
《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完成后，作者原计划接着写第三部和第四部。据作者说：“打算描写受美国资本支援的‘东电’公司的资本家，和发动侵朝战争的美帝勾结，共同迫害革命工人，利用劳动强化和解雇等手段来剥夺日本工人通过斗争取得的全部胜利果实，写出他们破坏以工人阶级为首的日本民主力量，企图绝灭侵朝的后患的阴谋。同时描写为了抵抗这些来势凶猛的反动攻势，工人和农民团结在一起所进行的、战后日本最壮烈的斗争。”不幸的是，作者在1958年2月15日病逝，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静静的群山》虽然是未完成之作，但就第一部和第二部而论，它也可称为战后日本民主力量成长壮大过程的一部史诗。日本著名作家野间宏在论及这部作品时写道：“这真是一部庞大的小说，仅就作者企图巨细无遗地写出日本工人与农民、工厂与农村的联系来说，也满可以说是日本文学史上的最初尝试。我在读这部作品时，深深感到为了了解日本现实的各个方面，也必须读这部作品，参考这部作品。尤其是工农联盟成为日本革命中心问题的现在，这部小说的价值更为巨大。”由此可见，仅就小说所触及的战后日本社会诸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看，《静静的群山》在当代日本文学著作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除了长篇小说，德永直在战后还写了五十余篇短篇小说和一百五十多篇论文。这些著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取得了比较高的成就。
德永直是无产阶级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从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那天起，就是工人群众的代言人，在他成为职业作家后，仍旧不脱离群众。在战后，他更自觉地与工农保持密切的联系，汲取创作的营养。他的作品的基本题材是工农阶级的革命斗争，而且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工农大众的内心世界，生动地描绘出他们的生活。他三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为日本工人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日本著名评论家青野季吉所说的：“工人文学这一名词应当说是从德永直身上开始实现的。我以为必须把这一点看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牢牢记住。最后我想再补充一句，成功地打破了文学是知识分子创造的这一观念的人也是德永君。”
德永直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在战后曾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作过积极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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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现代朝鲜文学
第一节 概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略朝鲜。朝鲜人民因不堪忍受封建王朝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曾多次举行起义，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文化启蒙运动。
1910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它一手炮制的所谓“日韩合并条约”，使朝鲜完全沦为它的殖民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受到限制，工人阶级还是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他们不时地与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斗争。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农民的反日斗争也出现了新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的奴役和掠夺，从而引起了朝鲜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朝鲜人民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获得进一步的发展。1919年爆发的“三？一”人民起义是朝鲜人民抗日斗争中最有力的尝试，以这次起义为转折点，在朝鲜的历史上开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三十年代初，在金日成领导下，终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在抗日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现代朝鲜文学发生了激烈的分化：一些资产阶级文人（以李光洙、金东仁为代表）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鼓吹颓废文学和自然主义，公开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部分坚持走批判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如罗稻香（1903…1927）、金素月（1903…1935）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揭露与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社会的罪恶，对朝鲜人民的无权地位与悲惨生活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金素月在名著《招魂》中还抒发了亡国的痛苦，表现出炽烈的爱国感情。另一部分青年作家如李相和、赵明熙、崔曙海、李箕永和宋影等人，由于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在创作中逐渐表现出革命的思想倾向，被称为“新倾向派”。他们在探索新文学道路的过程中，批判地继承了过去朝鲜进步文学的优秀传统，力图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无产阶级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赵明熙（1892…1942）的短篇小说《洛东江》（1927）塑造了具有一定革命理想的英雄形象，而李相和（1901…1943）的诗篇《春天也会来到被掠夺的田野吗？》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崔曙海（1901…1932）是“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早期短篇小说《出走记》（1925）和《饥饿与杀戮》（1925），深刻地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朝鲜人民的苦难以及他们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出走记》中，作者通过主人公朴君的口，发出了愤怒的呼喊：“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根源！”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崔曙海和大多数“新倾向派”作家一样，未能看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社会远景，对于怎样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也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因而他笔下的主人公的反抗往往流于自发。然而他的作品却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工人阶级在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前夕的思想感情，这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倾向派”作家在短短的几年中写作的富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初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而他们后来被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1925年，朝鲜革命文艺工作者以“新倾向派”作家为基础，成立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初期，“卡普”作家的作品，按其思想内容来说并没有超出“新倾向派”文学的范畴；1927年经过改组，通过新纲领，肯定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无产阶级作家应以反帝反封建、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促进他们的团结为己任。在“卡普”纲领的指导下，早期无产阶级作家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颓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斗争。这样，朝鲜现代文学就沿着“高尔基式的现实主义”道路迅速地成长起来了。李箕永（详见本章第二节）的《贫穷的人们》、《元甫》和《造纸厂村》等短篇小说以及宋影、尹基鼎、严兴燮、李北鸣、朴世永、金昌述等人的作品，都是“卡普”文学的可喜成就。宋影（1903…）是“卡普”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石工组合代表》（1926）描写了石工朴昌浩由逆来顺受到觉醒、最后走向反抗的过程。在剧本《拒绝一切会面》（1929）中，对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剥削本性及其所谓“奖励民族产业”的虚伪实质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
1931年和1934年，以“卡普”为核心的朝鲜进步作家遭到日本帝国主义者严酷的镇压，“卡普”的大多数成员被捕。1935年“卡普”被迫解散，但“卡普”作家并未因此屈服。李箕永在长篇小说《人间课堂》中继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进行揭露与讽刺。朴世永在《山燕》（1937）和《沉香江》（1935）等诗篇中，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歌颂了革命者的斗争，抒发了对自由的向往。“卡普”在短短的十年中，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十年代，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抗日文学，反映了朝鲜抗日武装游击队的正义斗争，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抗日革命歌谣《反日战歌》（1934）、《勇进歌》、《决战歌》、《总动员歌》和《民族解放歌》等，号召人民起来走向抗日斗争的战场，表现了抗日武装游击队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热情。抗日戏剧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广为流传的是《庆祝大会》、《城隍庙》以及由金日成编写的话剧《卖花姑娘》（1930）、《血海》（1936）和《一个自卫团员的遭遇》（1936）（注：参见《朝鲜的“不朽经典名著”》（东方文学专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等。
1945年8月15日，朝鲜人民迎来了自己的解放，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三十六年的血腥统治，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朝鲜劳动党给予文学艺术以深切的关怀，解放初期就曾对文艺工作者提出过重要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