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大地，我抖落汗水的珍珠，
从你手里，领取劳动的报酬，
有予有取，不亏不盈，
你付出珍珠，我还的也是珍珠。
谁都不会无偿施舍，
豪商巨贾凭什么洋洋自得？
人对人哪里有什么情义，
还不是互相利用，各有所需。
女诗人帕尔温？埃特萨米（1906…1940）在风格上是与伊拉治？密尔扎接近的。帕尔温？埃特萨米生于大不里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父亲曾任议会图书馆馆长，出版过杂志，曾著文提倡妇女解放。帕尔温？埃特萨米自幼受到自由民主思想的熏陶，接受了良好的文学教育。1924年帕尔温？埃特萨米毕业于德黑兰美国人主办的一所女子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4年与一同族人结婚，不久便离异。
她很早就写诗，但到1934年才发表第一个诗集。她进行创作的时期正是礼查国王专制统治的黑暗时期。她的诗歌创作内容丰富，描写细腻，充满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可怜无依的孤儿和命运悲惨的妇女是她诗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她也写有揭露腐朽的官场和反动制度的诗。她的《法官与小偷》就是有代表性的一首：
巡逻把一个窃贼带到法官面前，
前后左右招来许多人观看，
法官开口问道：你为什么行为不轨？
窃贼回答：你何必跟我为仇作对。
法官说：你作奸犯科，理应受罚。
窃贼答：作奸犯科也不弄虚作假。
法官问：你说你是那行那业？
窃贼答：我干的与明火执杖的法官没有区别。
法官问：你偷的黄金藏在哪里？
窃贼答：你惯于搞一套阴谋诡计，
黄金还不是到了你的手里。
…………
你干的就是暗偷明抢，
你的仓房里存放的还不都是贼脏！
我偷了毛毯要双手反绑，
你却强行攫取了孤儿的住房！
伊朗现代诗歌创作上另一位独具特色的诗人是尼玛？尤什吉（1895…1961）。他是立宪运动以后文学革新派的代表。尼玛主张以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提倡“自由体诗”，要求打破诗歌的传统形式的束缚。《士兵之家》就是他探索新诗形式的尝试。这首诗通过对一个开赴前线的兵士家里的贫困生活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矛盾和阶级压迫的现实，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蜡烛还在燃烧，已放下门帘，
到此刻那女人还未成眠。
她侧身斜倚着摇篮，
呵，可怜的人呵，可怜。
那门帘已经是补丁摞补丁，
可是还得用它遮雨挡风。
她已经两三天水米未曾沾唇，
拉扯着两个孩子，睡也睡不安稳，
此刻那十来岁的孩子已经睡去，
另一个大睁着眼，低声呻吟。
他要奶吃，但妈妈的奶汁稀少，
唉，多么令人焦心！
邻居的孩子穿戴整齐，
有吃有喝，整天游戏，
孩子和孩子可有什么两样，
那家多的正是这家缺的。
二十世纪初，散文体的小说在伊朗大量出现。这些小说大体可分两大类：历史小说和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多写过去统治者的功业，但往往散发着泛伊朗主义的气息；社会小说多写爱情纠葛，虽然也从一个角度透视了社会黑暗，但大多不能正确指出造成社会不平的真正原因。
1921年在柏林出版了青年作家贾玛尔扎德（1895…）的短篇小说集《故事集》。这部收有六个短篇的小说集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有些人责备作者“把写作降低到凡夫俗子都可以看懂的水平，这是对伊朗社会和文学的侮辱”（注：叶海亚？阿里扬普尔：《一百五十年文学史》卷二，第280页。）。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恰恰是《故事集》的成就。可贵的是贾玛尔扎德是自觉地进行这一尝试的。他在《故事集》的前言里说：“在我国从事写作的人一提笔就忘记了人民大众，专写些大众看不懂的深奥的文字。但在一些走上进步道路的文明国家，为大众所理解的朴实的作品已经胜过其他作品，这些国家的人民知书识字，看得懂艰深的文字、但那里流行的仍然是朴实的作品。作家们总是力图把街头巷尾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经过加工，成为文学语言，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故事集》里的六个短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伊朗社会矛盾，提出了伊朗人民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揭露了反动的政治势力和宗教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掠夺。《故事集》的语言的确如作者所要求的那样是朴实、明快、生动、幽默的大众日常用语。从典型人物的塑造，典型环境的描绘以及客观的、合理的情节的开展上看，《故事集》超过了上述的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是伊朗现代文学向现实主义发展的重要标志。
《故事集》中有一篇题名为《恩将仇报》（《熊姨的友谊》）的小说，它揭露了1915年俄国哥萨克兵入侵伊朗时的暴行。一个善良的伊朗青年在旅途中救了一就要冻死的俄国兵，但是当这个俄国兵找到他们队伍时，竟诬蔑这个青年在路上虐待他，并伙同其他侵略军把自己的救命恩人杀死。作者笔下伊朗青年的善良慷慨和沙俄哥萨克侵略军的残暴贪婪形成鲜明对照。在小说的结尾，作品中的“我”看到忘恩负义的哥萨克兵在月光下的雪地里搜寻被杀害的伊朗青年的尸体，并偷偷解下他的钱袋。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突出了主题思想，给人以强烈印象。接着“我”的思绪又扩展开去，由对这个被残害的同胞的同情转为对多难的祖国命运的担忧。如这段描写：“入夜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天空的积云飘散了，一轮满月在众星的簇拥之下，以她千万年来惯有的肃穆庄严的神情自东向西飘游。雪覆盖着地面，象裹尸布似地包裹着伊朗的没有主人的大地。微风从西方吹来……微风在残枝败叶中间悲伤地呻吟，它似乎用一种神奇的语言倾诉着：人世呵，人世，多么险恶！卡乌斯的国土被俄国哥萨克践踏蹂躏，多么令人抱憾，一千倍的抱憾！”
在贾玛尔扎迪以后的一个有影响的作家是穆罕默德？赫加泽（1900…1970）他写的三部小说都是描写资产阶级妇女的，其中虽然也有对城市中产阶级的某些批评，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赞赏和规劝。赫加泽除写小说外还写了大量的短文，他的短文比他的小说具有更广泛的影响。短文的开头往往是一个简单的故事，然后，从这个故事中引出结论。有人说他这种文风很象萨迪的《蔷薇园》，但从作品思想内容来看，他只接受了《蔷薇园》的消极面的影响，即宣扬抽象的道德信条，提倡遇事反躬自省，退避忍让。在他的作品里找不到社会罪恶和不幸的真正原因，似乎一切灾难都是由于人性卑劣所引起的。赫加泽的语言平易准确，从他的谴词造句的特点上可以看到古典文学的影响。
三十年代初，在德黑兰出现了一个青年作家小组，因为最初的成员是四个人，所以称为“四人会”。小组成员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政治局势和文学创作问题。伊朗两位现代著名作家伯佐尔格？阿拉维和萨迪克？赫达亚特（详见本章第二节）都是“四人会”的重要成员。
伯佐尔格？阿拉维（1908…）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手提箱》于1934年出版。阿拉维是伊共党员，1936年与其他五十二人一起被捕，1936…1941年在狱中度过，但仍坚持写作。著有短篇小说集《狱中札记》（1941）以及报告文学作品《五十三人》（1942），记述了五十三个革命者在狱中斗争的情况。195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她的眼睛》是阿拉维的代表作。书中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伊朗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男主人公玛康是著名画家和进步力量的地下组织领导人。女主角法兰吉斯是出身世家的知识分子。她一度与玛康相爱，但玛康始终没下定决心与她结合。作者在这部作品里真实地描绘了伊朗黑暗现实的画面。沉重的政治气氛，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特务横行霸道，先进人士的奋勇斗争在书中都有具体而生动的反映。作者以主要篇幅写了女主角法兰吉斯，她聪明热情，但又任性自负。她参加革命不是出于政治觉悟而是由于对玛康的爱情；与革命人士的交往丝毫没有改变她的阔家小姐的骄气，最后终于脱离革命而投身于反动营垒。作者对法兰吉斯这一形象虽然有所批判，但更多的是同情和欣赏，这是这部小说的一个缺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伊朗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逐渐形成高潮，到五十年代初发展为声势浩大的石油国有化运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伊朗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巴哈尔任大会主席。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号召作家以文学创作为人民服务，运用人民的语言，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相继出现了一批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描写城乡人民的悲惨生活，反映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的斗争，创造了崭新的人物形象。这类作品中最早出现的是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以后有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书简》（1951）、《一个吉兰的农民》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封建主的代表穆罕默德？礼查国王在帝国主义势力指使下推翻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政府，镇压了蓬勃开展的人民革命运动。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1953年后，西方侦探小说和色情作品在伊朗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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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赫达亚特
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是继贾玛尔扎德后获得世界声誉的伊朗作家。赫达亚特的祖父是诗人，父亲是作家。他因父亲希望他学理工，于德黑兰圣路易中学毕业后，去比利时和法国学习建筑。1930年末毕业即回伊朗，因为他不喜欢土木工程，而对文学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厚。回国后，他先后在国家银行、贸易部和建筑公司工作，1936年到音乐学院任职，不久又到美术学院做翻译。1950年去巴黎，第二年4月在巴黎自杀。
赫达亚特曾写过论述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文章，研究过古代叙事诗《维斯和朗明》，考察过伊朗民间习俗，收集过民间创作和宗教故事，对佛教进行过研究，译过古代巴列维语文献。但是，这一切比起他的文学创作毕竟都是次要的。
赫达亚特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1926年。1930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活埋》。此后，他陆续发表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三滴血》（1932）、《淡影》（1933）、《野狗》（1942），中篇历史小说《阿拉维耶夫人》（1933），以及中篇小说《盲枭》（1936）、《哈吉老爷》（1945）等。此外，他还写过三部剧本：《萨珊姑娘帕尔温》、《玛伽尔》和《创世的故事》。
1937年到1942年赫达亚特没有发表作品，因为三十年代后期礼查国王的反动统治日益加强，书报检查较前更为严格。1936年赫达亚特从印度归来后面临一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气氛。这几年的空白把赫达亚特的创作划分成两个时期。他的创作活动的前期（1929…1937）作品带有明显的颓废主义色彩。《活埋》和《盲枭》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在这些作品里，作者通过主人公“我”抒发他内心的积郁，诉说他的痛苦和烦恼。作者在《盲枭》中说：“我只是为灯光照射到墙上的影子而写的”，“这些痛苦是不能向别人宣示的，因为人们往往习惯于认为这种难以言状的痛苦是偶然的感受，要是有谁说出来或写出来，人们就会按照他们传统的观念流露出怀疑和讥讽的微笑”。《盲枭》所描写的并不是典型的社会环境，也没有符合逻辑的故事情节，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主题思想不够明显。
《盲枭》发表于1936年，在这前后礼查日益加紧推行其亲德反苏政策，残酷镇压进步力量。同年，发生了迫害共产党人的“五十三人案”，致使五十三人中为首的埃拉尼博士被折磨而死，进步诗人法罗西也惨遭杀害。这种黑暗的政治统治和镇压措施不可能不在敏感的赫达亚特的心上投下阴影。显然，《盲枭》中所反映出的颓废主义情绪是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的。
作者前期的作品也不都是消极的。在短篇小说《一个失掉丈夫的女人》里，描写了一个被抛弃的妇女的悲惨命运；在《兀鹰》里无情地嘲笑了一个商人的几个妻子的自私与贪婪；在《拉蕾》里表现了一个吉卜赛少女对幸福的追求；在《阿阔尔大哥》里刻画了一个城市游民的典型，在这个带有泥土气息的形象上概括了伊朗城市下层人民的优秀品质。阿阔尔是城市游民，他正直、善良；但也逞强好胜、打架斗殴，他总是找欺压百姓的地痞作对手，决不欺凌弱小，相反，却随时准备给弱者以帮助。一个商人临终立下遗嘱，把妻儿家小托付给他。他与这商人虽无深交，也尽心尽力地照料这一家人。他爱上了这商人的女儿玛尔江，但由于自己处于保护人的地位，又自认为年龄相貌都不甚相称，所以他把这爱情深深地压在心底。当得知玛尔江就要嫁给一个更老更丑的人时，他仍然筹办了她的婚事，然后含恨死去。
阿阔尔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压迫者的憎恶和对弱小者的同情。他正是出于这种同情心才数十年如一日地照料玛尔江一家。他屈己从人，真诚守信，直到离开人世也不愿破坏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这些，正是他身上最值得称道的品质。
赫达亚特后期（1942…1950）的创作摆脱了颓废主义的影响，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在1943年苏联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生死搏斗的年代，他发表寓言《生命之水》，表明自己对“永春国”——苏联的胜利充满信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