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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钟，我又走进院子，坐在檐廊吃自带的盒饭。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大岛走来，说有我的电话。
“电话？”我不由语塞，“我的？”
“我是说，假如田村卡夫卡是你名字的话。”
我红着脸站起身，接过他递来的无线听筒。
电话是宾馆服务台那位女性打来的，大约是想核实我白天是否真在甲村图书馆查东西。听声音，似乎因知道我并非说谎而放下心来。她说刚才同经理商量了，经理表示尽管没有这样的先例，但一来是年轻人，二来情况又特殊，往下几天就也还是按YMCA联系的房价留住好了。又补充说眼下不是很忙，这种程度的通融还是可以做到的。
她还说经理也说了：那座图书馆口碑很好，好好查阅就是，不用着急。
我舒了口气，道声谢谢。说谎固然让我内疚，但没有办法。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各种各样的事。我挂断电话，把听筒还给大岛。
“提起来这里的高中生，也就只有你，所以我猜想是你。”他说，“我说每天从早到晚闷头看书来着。这倒也是真的。”
“谢谢。”我说。
“田村卡夫卡？”
“是那样的名字。”
“不可思议的名字。”
“可那是我的名字。”我坚持道。
“不用说，你是看过弗兰茨·卡夫卡几部作品的喽？”
我点头：“《城堡》、《诉讼》、《变形记》，还有奇特行刑机器的故事。”
“《在流放地》，”大岛说，“我喜欢这篇。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但除了卡夫卡，谁也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短篇里边我也最喜欢那篇。”
“真的？”
我点头。
“什么地方？”
我就此思索。思索需要时间。
“较之力图叙说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卡夫卡更想纯粹地机械性地解说那架复杂的机器。就是说……”我又思索片刻，“就是说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比任何人都真切地说明我们置身其间的状况。与其说是叙说状况，莫如说他是在阐述机器的细部。”
“果然。”说着，大岛把手放在我肩上。动作中让人感觉出自然而然的好感。“唔，弗兰茨·卡夫卡没准也会赞同你的意见。”
他拿着无线听筒走回楼内，我仍坐在檐廊里一个人吃另一半盒饭，喝矿泉水，观赏院子里飞来的小鸟。也许是昨天见过的鸟们。空中密密实实布满薄云，蓝天已无处可寻。
我关于卡夫卡小说的回答想必得到了他的认同，或多或少。不过我真想说的大概未能传达过去。我不是作为泛论来谈卡夫卡小说的，而是就极其具体的事物加以具体的表述。那种复杂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不是比喻，不是寓言。可是这点不仅仅大岛，恐怕谁都理解不了，无论怎么解释。
回到阅览室，在沙发上坐下，重返巴顿版《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周遭的现实世界如电影场景淡出一样渐渐消失，我孤身一人深入字里行间。我比什么都喜欢这一感觉。
五点离开图书馆时，大岛在服务台里看同一本书。衬衫依然全无皱纹，额前依然垂着几根头发。他背后的墙壁上，电子挂钟悄然而流畅地向前推进着秒针。大岛周围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整洁，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样的举止。他扬起脸，把背囊递给我。举起来时，他皱起眉头，仿佛很重。
“你是从市内坐电车来这儿的？”
我点头。
“如果天天来，带上这个好了。”他递过半张A4纸大小的纸片。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图书馆之间铁路电车时刻表的复印件。“车基本按时刻表运行。”
我道谢接过。
“嗳，田村卡夫卡君，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大可能一直在宾馆住下去吧？”他字斟句酌地说，说罢用左手指确认铅笔芯的尖细度。无需他一一确认，笔芯尖得甚是完美。
我不作声。
“我无意多管闲事。只是、无非是顺便问一问罢了——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一个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
我点头。
“往下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还是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
“还不大清楚。先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想。何况也无别的地方可去。”我老实回答。
我觉得对于大岛，一定程度上不妨据实相告。他还是会尊重我的立场的，不至于满口说教或把常识性意见强加于我。但现在我还不想对任何人说得过多。本来我就不习惯对别人坦白什么或解释自己的心情。
“暂且想一个人干下去？”大岛问。
我略略点头。
“祝你好运！”
这种几乎一成不变的——除去细节——生活可以持续七天。六点半给报时钟叫醒，在宾馆餐厅吃俨然某种象征的早餐。服务台里若有头发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就扬手寒喧一句。她也微微歪头一笑，回一句寒喧。看上去她已开始对我怀有好感，我也对她感到亲切。没准她是我姐姐，我想。
在房间做罢简单的伸展动作，到时间就去体育馆进行循环锻炼。同样的负荷，同样的次数，既不超额，又不减量。冲淋浴，上上下下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再量体重，确认身体有无变化。上午乘电车来到甲村图书馆。存背囊和接背囊时同大岛交谈两句。在檐廊里吃午饭。看书（看完巴顿版《一千零一夜》，开始看夏目漱石全集，因为有几册一直没看）。五点离开图书馆。白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体育馆和图书馆度过，而只要在那里，就绝不会有人注意自己，因为逃学的孩子不至于去这样的地方。晚饭在站前饭馆吃。尽量多吃蔬菜。时不时在果菜店买来水果，用从父亲书房拿来的小刀剥皮吃掉。还买黄瓜和西芹在宾馆卫生间洗净，蘸蛋黄酱直接嚼食。又在附近小超市买来软包装牛奶，连同麦片等一起入肚。
回到宾馆，就伏在桌上写日记，用随身听听Radio head①，看一会儿书，十一点前上床睡觉。入睡前时而手淫。我想象着服务台的女孩，那时便将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脑海。电视则几乎不看，报纸也不过目。
我这种中规中矩、内敛而简朴的生活的崩毁（当然早晚总要崩毁）是在第八天晚上。
第8章那个昏迷的少年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题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6…WWN
同东京帝国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冢山重则（52岁）的面谈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内进行了约三个小时。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问话的附带索取编号为PTYX…722…267～291（注：但271及278资料损缺）。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冢山教授保持了专家应有的镇定态度。在精神医学领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学者，迄今已有数种优秀著作出版。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说话不含糊其辞，明确区别事实与假设。战前曾作为交换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待过，能讲相当流畅的英语，想必多数人对他怀有信赖感和好感。”
我们以接受军令的形式对那些孩子进行了紧急调查，同他们面谈。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受军方请求或命令是极其例外的事。如您所知，他们在自己组织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医疗系统，加之原本就是着眼于保密的自成一统的组织，所以大多情况下都在内部解决，除了需要专门领域研究人员和医师的特殊知识、技术的场合，根本不会有求于民间医师和研究人员。
因此，有话传下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猜测那是“特殊场合”。老实说，不喜欢在军方指示下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寻求的不是学术性的真实，而是符合他们思维体系的结论或单纯实效性。不是能与之讲理的对象。然而正是战时，军令是违抗不得的，只能默默遵命从事。
我们在美军空袭之下，在大学研究室里艰难地继续着各自的研究。学生和研究生们差不多都被召去当兵了，大学成了空架子。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缓期应征之类的待遇。我们接受军方命令，暂时中断已经着手的研究，带上大致应带的东西乘汽车朝山梨县××町出发。我们一行三人：我，精神医学专业的一个同事，加上一直同我们合作研究的一个脑外科研究方面的医生。
我们首先被严肃告知：以下所说之事乃军方机密事项，一概不准外传。接下去我们听取了本月初发生的事件。十六个孩子在山中昏迷不醒，其中十五名后来自然恢复知觉，但有关那一过程的记忆全部丧失。惟独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没恢复记忆，仍在东京陆军医院昏睡。
事件发生后，负责给孩子们治疗的军医从内科角度详细叙述了治疗经过。是一位叫远山的少校军医。军医中有不少人较之纯粹的医师，性质上更近于但求保身的官僚。幸运的是他是位现实而又出色的医生，即使对属于外人的我们也一概没有傲慢或排他性态度。他毫无保留地将必要的基础事实告诉我们，讲得客观而具，。病历也全部让我们看了。他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解明事实。我们对他有了好感。
我们从军医交给的资料中得知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医学角度看来孩子们身上没留下任何影响。不管怎样检查，事件发生至今一直未发现任何——无论外科的还是内科的——身体性异常。孩子们的状态同事件发生前一模一样，极为健康地生活着。细致检查的结果，几个孩子体内找出寄生虫，但不值得特别提及。诸如头痛、呕吐、体痛、食欲不振、失眠、倦怠、腹泻、做恶梦等症状统统没有。
只是在山中为时两个小时的没有知觉的记忆从孩子们脑袋里失去了。这点无一人例外。甚至自己倒地时的记忆都没有。那部分丢得利利索索。较之记忆的“丧失”，更接近“脱落”。这不是专业术语，是现在姑且使用的。“丧失”与“脱落”之间有很大差异。简单说吧，对了，请想象相互连接着正在铁道上行驶的货物列车好了。其中一节车上的货物没有了。光是没有货物的空车即是“丧失”；而若不仅货物，连车皮本身也一并不见则是“脱落”。
我们就孩子们吸入某种毒气的可能性谈论了一番。远山军医说，这点当然是考虑对象，而这一来军方必然与事件有关。在眼下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不能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往下说的属于军事机密，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
他的话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陆军确实在秘密研制毒气和生物武器等化学武器。但主要在总部设于中国大陆的特殊部队内部进行。因为在人口密集的狭小国土上实施，危险委实太大。至于那样的武器是否贮藏在国内，在此不好对你们细说，但至少现阶段山梨县内没有，这点可以保证。
——军医断言说山梨县内没有贮藏毒气等特殊武器，是吧？
是的。他说得很明确。作为我们只能信以为真，印象上也好像相信亦未尝不可。而且美军从B29空投毒气的说法，作为可能性是极低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研制那样的武器并决定使用，应当先在反应大的城市使用才是，而从高空往这样的荒山野岭投掷一两颗下来，就连产生怎样的效果都无从确认。何况，就算因为扩散而变得稀薄了，但若仅仅致使儿童的知觉失去两小时、后来又未留下任何痕迹，这样的毒气也是不具有军事意义的。
另外，据我们理解，无论人工毒气还是大自然中产生的有毒气体，都很难认为不会给身体留下任何痕迹。尤其对比成年人敏感而抵抗力弱的儿童身体来说，必定在眼睛和黏膜等部位留下某种作用的遗痕。至于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可以依据相同的理由予以排除。
而这样一来，往下就只能认为是同心理问题或脑组织有关的问题。并且，假设事件是这种内在原因所引起的，那么不言而喻，从内科或外科角度查找遗痕是极其困难的。其遗痕是肉眼看不见的、无法用数值表示的东西。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理解了自己被军方特意叫来的原由。
我们同遭遇事故失去知觉的所有孩子进行了面谈，也听取了带队老师和特聘校医的说法。远山军医也参加了。但面谈几乎未能使我们获得新的情况，无非再次确认军医的介绍。孩子们对事件丝毫不记得，他们看见高空仿佛发光飞机的物体，之后上了“木碗山”，开始在树林中采蘑菇——时间在此中断。往下记得起来的，仅仅是被慌慌张张的老师和警察们围在中间，自己躺在地上。身体状况没什么不妙，没什么痛苦，没什么不快。惟独脑袋有点晕，同早上醒来时一样，如此而已。所有孩子的话都如出一辙。
在结束面谈的阶段，作为可能性大大地浮上我们脑海的，理所当然是集体催眠。倘若将老师和校医在现场观察到的孩子们在失去知觉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同样假定为集体催眠，那也决非不自然。眼球正常转动，呼吸、脉搏和体温略微偏低，记忆荡然无存。情形大体吻合。带队老师所以没有失去知觉，可以认为是由于导致集体催眠的什么因故未对大人产生作用。
至于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圈定。作为泛论唯一可以断言的，是集体催眠需具备两个因素，一是该集体密不可分的同质性和他们所处状况的限定性，另一个是媒介物，而这直接的“导火线”必须是全体成员同时体验到的东西。就这一场合而言，例如有可能是他们进山前目睹的仿佛飞机的物体。全体同时看到了，数十分钟后开始晕倒。当然这也不过是假设。虽说此外无法明确印证，但有可能存在能够成为媒介物的什么。我在“终究不过是假设”的前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