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在亚洲各国当中是比较开放的。我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从观察和一些零散的数据来看，在日本各领域里工作的外国人（包括外国籍和外国人）的比例，在亚洲国家中应当是相对较高的。不过在日本各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公共场所的标示，基本上都
是日文，让英语世界的游客很不方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日本的一般民众与外国人的沟通能力比较差，出外旅游，也都是集体行动。所以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说不好英文的就缄口不谈，怕失去自尊。你在大街上用英文问路，对方是听明白了，但却叽哩呱啦地用日语回答一通，让你如坠云雾之中。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于与白人的婚姻可以接受甚至视为荣耀，但对与有色人种的婚姻则多有非议。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靖国神社和中日不解之怨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没有到过日本东京的中国人，有两个地方他们听说得最多，一个是“银座”，它是日本现代商业繁荣的象征；另一个就是“靖国神社”，在中国人眼里，那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物质载体。近半个世纪来，日本的首相不断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每次中国和韩国都提出严厉交涉，使用的外交语言，不仅有“十分遗憾”、“严重损害感情”等，还包括“愤怒”、“强烈愤慨”和“强烈谴责”。为何日本的首相总是不惜与邻国结怨而去参拜靖国神社呢？其中的症结和原因是什么呢？我到东京后，在一个周末，决定去探究一下这个历史上的是非之
地。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坐落在日本东京皇宫围城后院，与日本武道馆仅一路之隔。它的前身是“东京招魂社”，最初的意图为了给在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为辅佐天皇而死去的3000多官兵“招魂”，于1869年6月由明治政府设立，1879年6月正式改称为“靖国神社”。
神社神道是日本神道的主体。所谓“神社神道”，是指没有统一宗教理论或宗教教派基础的、以族缘或地缘为基础、以神社为中心的崇敬祖先神、氏神、地域神的信仰。日本几乎每个人口聚集地都至少有一个神社，至今日本全国仍有82 000余家神社，日本自古就有“八百万神”的说法。这些神社有的祭祀祖先（氏神），有的祭祀地域神，有的祭祀专门保佑人们某一方面利益的神祗，如农业丰收的稻荷神及保佑身体健康、生子繁衍后代的神等。由于日本人有参拜神社的习俗，因而几乎每个人都被视作某一神社的“氏子”。在这个意义上，掌握了神社神道，就等于掌握了全体国民。因此，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以神社神道为主体，建立了旨在对国民进行思想统治的“国家神道”。二战结束以后，占领日本的盟军总部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于1945年12月向日本政府下达“神道指令”，废止国家神道，实行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写入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
不过“靖国神社”与普通的神社不同。“靖国”是“镇护国家”的意思，靖国神社是专门祭祀死在战场的军人的神社，它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祭奠卫国亡灵，这本是各国共同的做法，很多国家元首的互访，都要给访问国的卫国阵亡将士纪念碑或长明火敬献花圈。但问题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不仅是历史上的卫国将士亡灵，还有东条英机等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名簿。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与一代人的记忆和现在世界秩序的安排密切相关。
靖国神社有围墙与外界相隔，正门前是“鸟居”大牌坊，后院的主建筑就是拜殿，拜殿前低垂饰有菊花徽记的白幔。大门外两侧是建于1935年的两座10余米高的石灯笼状纪念塔，碑文上写着“追慕景仰为皇运的扩展而献身的尽忠靖国之士和遗烈”。塔身底座嵌有16块浮雕，10块与侵华战争有关，如“奉天入城”、“占领南京”等。大门内的广场中央耸立着一个高大的雕塑，是日本皇家陆军创始人和靖国神社创建者大村益次郎的铜像。在院内的一侧还有个陈列馆，称“游就馆”，陈列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为止的战史。“游就馆”的名称来自《荀子·劝学篇》，取意于“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句话，大概是取“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意思。但馆内放映的由一些战争遗属和旧军人极右翼组织资助的二战历史资料片，却充满推卸战争责任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话语。
靖国神社的拜殿里，供奉着日本自明治维新（1868年）前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天皇战死的246万亡灵。除1。4万多名是在国内战争中死亡之外，其余都是在对外扩张战争中战死的。日中甲午战争中战死的有13 619名，出兵台湾等地战死的有1 130名，镇压“义和团”战斗中战死的有1 256名，日俄战争和侵略朝鲜战死的有88 429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出兵西伯利亚等地战死的有4 850名，“济南事变”中战死的有185名，“九·一八”事变中战死的有198。4万人，太平洋战争和亚洲其他战场战死的有89万人。1978年秋，曾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重刑的14名甲级战犯亡灵的名簿和2 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名簿也被移入靖国神社，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宏田弘般、土肥原贤二、板桓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侵华战争的主将。
我去靖国神社时是初春的一个风寒日子，这里冷落凄清，了无人影，这种祭祀亡灵的地方，一般市民平时绝少踏足。据说每到春秋大祭和8月15日“终战日”，这里就会人群熙熙攘攘，一些民间极右翼的旧军人团体，还会在这里宣传“大东亚圣战”，甚至偶尔还能看到列队向“英灵”敬大礼的新生少壮。
扭曲的历史也会有一些支脉的遗产，少数种族排斥的群体，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在德国，你在那些纳粹建筑旧址，经常会看到身着黑色衣服和长筒皮靴的新纳粹“光头党”青年。德国至今也经常发生新纳粹分子残害外来发展中国家移民的事件，德国各地新纳粹团体还不时举行宣扬新纳粹精神的摇滚音乐会。德国的土尔其人移民问题，就像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移民问题，是极右翼发展的社会因由之一。我在德国曾看到一首新纳粹团体散发的题为《土耳其人》的歌词，歌词大意是：“他们口臭吃大蒜，臭气熏人猪一般，闯入神圣德意志，抢我工作和饭碗。吃饱无事造大便，弄得环境脏且乱。解决他们无他途，要把他们全杀完。”但总起来说这是少数人的个体行为，在德国行纳粹军礼要被开除公职的。德国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民众认为政府对新纳粹打击不力。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性质就不一样了。
1951年10月，日本首相吉田茂开了战后内阁参拜靖国神社之先河，此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除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等少数例外，历届日本首相大都参拜过，但参拜时间均回避“8·15”战败日。197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参拜靖国神社，成为战后首相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开端，此后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首相效仿，但都以私人身份参拜。到1982年战败日，以日本首相铃木善幸为首的内阁成员全部出动参拜，开创政府内阁集体参拜的先例，此后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政府内阁也都仿照进行集体参拜。1996年7月
29日，桥本龙太郎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把参拜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日本的首相们就像是在不断地考验和刺激邻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怒神经，以测试其忍耐力。每次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就激起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和民间的愤慨，然后又是日本方面关于各国历史、传统、习惯不同，并无意伤害邻国感情的解释，但下一次日本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全不把境外的抗议放在眼里，境外的抗议一般也不会进一步转化成双边关系实质性恶化的压力。这似乎已经成为围绕参拜靖国神社事件的游戏规则，真可以成为外交角逐的典型分析案例。
大凡此类政府争议行为，都有其利益所在，那么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利益所在是什么呢？特别是当政日本首相何以破例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呢？大致有四种假说：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的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万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和舆论是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而且认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从未认真清算过自己的侵略历史，在否定其战争罪行这一点上，日本政府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1951年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发表一项政府声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下了罪行，并且有义务作出物质赔偿时，我们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一刀两断了。”德国战后还先后向波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等受害国家尤其是受害的犹太民族赔偿近1 100亿马克，约合550亿美元。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面对600万名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的亡灵，“震撼人心的一跪”，令所有在场的人寂静无声，世界为之动容。198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日），当时的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讲话，认为德国在战后40年一直将这一天定为“战败日”是不妥的，他说：“今天我们大家应当说，5月8日是解放的日子，它把我们大家从国家社会主义的独裁中解放出来了。”1998年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和迫害的大会上指出：“60年前，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凶手。”而日本与此相比较，令受害国民众感到，它从未“正面历史”、“全民忏悔”，一直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复活的心理土壤。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以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在小泉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国会通过了争议多年的《有事立法》法案，参议院通过《支持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案》，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似乎正在形成。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的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这些说法和解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但我比较相信第四种。日本小泉首相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后，中国的网上充满青年人叫骂的帖子，甚至还出现了一个题名为《决战靖国神社》的网上小说，虚构一个中日安全情报部门联手对付中国非法社团怒龙军去东京要恐怖袭击和炸毁靖国神社的故事，中国的大学生还把这个小说用电子邮件互相传递。看看中国近年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新民族主义”，你就可以理解日本新一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而任何理性的政府，实际上都不能不顾及自己国民的普遍心态。也许从这里入手，才能解决中日之间心态上的不解之怨和深层问题。
中日间的情感芥蒂和新思维风波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中日两国都属于儒家文化圈，两国在文化方面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人走在日本的大街上，到处是汉字的招牌，看着那么熟悉和亲切。但是，由于近代史上的中日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理深处蒙上浓重的阴影，存在着很深的情感芥蒂。我有一位亲戚，是那种最易交友的性格，她在日本留学两年，与一位日本女孩同租一个单元，共用卫生间、厨房和客厅。虽说两年中一直相安无事，彼此以礼相待，但始终难以成为挚友。我曾与日本教授合作，在北京做过一项中外企业劳动关系意识的比较研
究，调查结果显示，欧美在华企业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