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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乃德在《菊花与刀》一书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和分析，以优雅、精彩和细腻的文笔，揭示了酷爱栽植菊花和佩刀的传统日本人，一方面文静而崇尚美感祥和，另一方面身临战争状态时又似刀剑般地凶猛，这种二元化的民族性格，在书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潘乃德在书中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认为欧洲文化是“罪文化”，日本文化是“耻文化”，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欧洲的宗教把将惟一上帝信奉为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在潘乃德看来，“耻文化”是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而“罪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是对群体规则的依赖。罪恶感则不是这样，约束来自内心，是对上帝的法则的敬畏，即使恶行未被人发觉，自己也会有罪恶感，而且这种罪恶感会因坦白忏悔而得到解脱。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完全当真和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潘乃德用“菊花”与“刀”来刻画日本的文化特征和民族性格，从今天的视角看，采用的是具有“浪漫色彩”的人类学方法，虽说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但并不能完全作为“科学”来看待。特别是对于解释今天的日本，当作饭后的话题谈谈可以，但不能过于当真。
这方面我没有什么专门研究，但如果非要找出类似“菊花”与“刀”的符号来代表和揭示日本人行为选择的特征的话，我凭着直觉会选出“神社”和“樱花”。
“神社”代表着日本人的实用主义理性，日本人比较善于吸收各种他们认为“有用”和“有效”的外来文化，而不太在意这些不同来源的文化相互之间的矛盾、逻辑的非连贯性以及与自身文化的冲突，他们具有那种把各种不一致的东西融合贯通、组合成一个新的实体的特殊能力。不管是语言、饮食，还是企业组织和权威制度，都是多元选择构成的并行不悖的系统。
“樱花”代表着日本人对生命辉煌荣耀的追求和特殊理解，他们玩命似的工作，非常敬业，哪怕那樱花似的灿烂在生命长河里只是短暂的瞬间；他们作为个人都平淡无奇，但组成规模化的樱花团队，却总能超越个体，出人意料地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像整体总是大于部分之和。
神社与民间信仰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我不太清楚中国总共有多少庙宇，但从庙宇与人口的比例来说，日本的神社肯定比中国要多。即便是在城市里，当你走在大街小巷里，不时地就会碰到一座神社。据说日本总共有8。2万多个神社，平均每1 500个人就有一座神社。这还不包括遍布各地的佛寺。据日本文部省前些年的调查统计，日本信仰各种宗教的人近2。2亿，超过了总人口数，因为日本民众中有不少具有双重或多重的宗教信仰，其中神道教信仰者有1亿多人，佛教信仰者有9。6千万人，基督教信仰者有 146万人。
当然，很多所谓的信仰者，只是因为自己的祖先的遗骨安葬在某个寺院，或是居住在某一神社活动范围之内，便被认为是某寺院或某神社的信徒。而实际上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宗教信仰的心理已经非常淡薄。但即便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拜拜又何妨。
日本神社民间信仰与中国的庙宇民间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具有实用主义的特征，见神便拜，不太计较拜的是哪路神仙。你在现在日本神社的堂前，通常都可以看到一个广告栏式的立牌，上面挂着无数写着祈愿的小木板（ema），那些祈祷的愿望和中国人一样，无非是有关生老病死、生育、婚姻、上学、就业等生活安康的，也有的把发财愿望很直白地表达出来的。有些外国人也入乡随俗，所以有一些用英文、中文和韩文写的祈愿板。这种实用主义的信仰，与西方追求心灵净化、超越凡世和摆脱原罪的对超世本体的信仰有很大不同。
我到东京最大的神社明治神宫去参观时，看到放在神殿门口可以自由拿取的一份明治神宫神乐殿印发的“厄年一览表”，拿来一看，真让人大吃一惊。上面列着2004年年龄从18岁到62岁男女各12个年龄的厄年，如2004年男的25岁、42岁、61岁是“大厄”，女的19岁、33岁、37岁是“大厄”，其他列出的岁数不是“厄”，就是“前厄”或“后厄”。好在表上恰好没有我的年龄，否则还真让人心里发怵。不过从这标示的大厄年年龄看，似乎也有一些朴素的社会心理学和统计概率基础，如与青年失恋、成年事业受挫和老年退休的心理危机期有关。但其他的那么多的厄年年龄，则像是实用主义的祭祀广告，似乎没有任何生活经验基础，反正人生各异，总有碰巧被算准的人。
神社信仰也没有什么入社仪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入教要有洗礼、取教名、定教父教母的仪式，所以神社信仰者的真实人数，是不容易测定的，因为在信与不信之间，界限并不严格。神社信仰也不需要忏悔，不像天主教堂里有忏悔室，里面坐着神甫，犯了什么罪孽或有什么想不开的，就通过神甫向上帝忏悔。新教主张人人都可以与上帝沟通，不必通过神甫，所以可以自己祈祷忏悔。西方人医疗心理的压抑、紧张和恐惧，主要是通过宗教祈祷忏悔和心理医生，而东方儒教圈里的民间信仰，多半是通过社群内的人际对话和沟通，这种民间信仰，是介于宗教和伦理之间的东西。
当然日本的神社民间信仰与中国的庙宇民间信仰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中国的庙宇信仰，是以祖宗崇拜为基础的，所以不管是祭拜妈祖、关公、财神，还是玉皇大帝，信奉的对象都是人格化的神。而日本的神社信仰，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拜的是神灵化的万物。从高山、大树、奇石、瀑布、海洋、田地、太阳、火、雷、各种动物到祖先的神灵，都可以成为祭祀崇拜的对象，所以，日本的神道教有“八百万神”之说。在我居住的东京麻布十番地带，有一个挺有名的神社，叫“宝船十番稻荷神社”，就在东京地铁南北线的麻布十番站出口旁边。神社的入门处，有两只石头蟾蜍，瞪着眼睛张着大嘴，据说过去有一年，附近发生大火，一路延烧过来，把周围全部烧光，惟独“蟾蜍池”边的税官山崎的宅第，逃过大火的劫难，因为栖息在池中的大蟾蜍从口中喷水，把宅第周遭的火焰给浇灭了。于是山崎家的人就在这里建造了这个神社，后来人们如果想祈求规避火灾，都专门跑到这里来，蟾蜍也就成了这神社祭拜的神蛙。
神社现在一般都不设香火，不知是传统的规矩，还是现代化的演变。人们到神社去，一般是先在神社前的水池边用一个长柄木勺净手，然后到屋脊两边翘起的神社拜殿前，往带木条格的善款箱里扔点零钱，把手拍几下，合十祈祷。有的拜殿前还挂有很粗的麻绳，祈祷者摇动几下，撞得麻绳上的风铃发出响声。祈祷者除了上了年龄的老者，也有不少情侣祈祷终身幸福。神社的拜殿里，看不见祭拜的对象，既没有神像，也没有牌位。各个神社最典型的标志物，就是“鸟居”。“鸟居”是一种木制的门型牌坊，造型很简练，在神道里那是神界和人界的划分之门，走过鸟居，就是进入了神界。
日本的神道传说起源于混沌初开之时，但那与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神话差不多，是不可当真，也无法考证的。但“神道”一词，据说是取自中国《周易》的观卦之“彖”传：“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不过周易里的“神道”，是指万物演变的神妙自然法则，圣人是取法于自然建立社会治理规则。但到日本，“神道”逐渐成了宗教意义上的“神明之道”，不再是自然法则，而是人的精神法则了。
与所有的宗教一样，神道也有一个类似于人间的等级体系“社格”。“社格”基本上可分为“官社”和“诸社”。官社有“官币社”、“国币社”两种，每一种又各自分别分为上、中、下三等。这种划分，就像社会学上人们划分官方组织、半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一样，主要是依据神社的财源。官币社的财源是由皇室奉献，国币社则是由政府的国库支付。祭祀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因被定为“国家总镇守”而具有超越一般社格的地位。“诸社”可分为府、县、市、町等层级，由各府、县、市、町提供财源。此外，还有一些神社属于不
具社格的“无格社”，大概只能靠民间善款维持。
严格说来，神道教并没有耶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或佛教的《妙法莲花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那样的宗教经典，它的代表性经典，是成书于8世纪的两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有上、中、下三卷，全书收纳开天辟地以来至公元628年推古天皇的各种神话、传说、歌谣与历史，于公元712年由太安万侣奉元明天皇之命撰成。《日本书纪》共计三十卷，是日本最古老的官撰正史，以汉文写成，记载神话时代至持统天皇（公元697年）的事迹，公元720年由舍人亲王与太安万侣等人完成。
日本的神社信仰与中国的庙宇信仰在对待“死”的看法上很不一样。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人死之后，是从人间阳界去了阴界地府，老人去世时，后辈要哭丧，尽情表达晚辈的悲哀。而根据日本神道，人本是神的子孙，人死了不过是回到天国诸神的行列，对死抱着一种坦然的态度。
在明治维新（公元1868年）以前，日本佛教盛行，那时的神道教只处于依附地位。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为了巩固王权，将神道教尊为国教（国家神道），神道由民间宗教信仰变成国家宗教信仰，成为明治政府宣扬和灌输天皇至上、誓死效忠天皇和大和民族优胜思想的工具。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总部以盟军名义发布《神道指令》，实行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1946年元旦，裕仁天皇发表宣言否认自己的神格地位，神道教遂还原为民间宗教。但至今日本仍有少数极右翼分子，想借神道教激发民族主义情绪。
在被日本占据过50年的台湾和日本建立过伪“满洲国”的中国东北，神社都曾作为殖民教育的一部分。台湾在日据时期建立的神社，最盛时达到近200座。中国东北至今仍可散见个别遗留的神社。1945年8月11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前四天，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悄悄离开他“满洲国”的“帝宫”。据他后来自述：“汽车开出了帝宫，我回头看了一眼，在建国神庙的上空，升起了一股火苗，日本人已放火把神庙烧了。”
在如今日本的民间生活中，神社祭祀越来越丧失其本初的宗教含义，越来越接近于一种“民俗”。人们在一生的日常生活中，还保留着许多与神社信仰有关的习惯，如很多家庭在男孩出生后第32天，女孩第33天，就会被老人或父母带往神社参拜出生地的守护神。男童在三岁和五岁，女童在三岁和七岁时，也会被带往神社参拜、祝贺及祈愿孩童的成长。每年新年和重要祭祀日，日本人大多会到神社参拜。成年后绝大多数日本人的婚礼是采用神道仪式，当然现在也有许多时髦的年轻人，喜好采用在教堂里的基督教的结婚仪式，为的是能够留下她（他）们仰慕已久的白色婚纱照。但如果你问他们，神道教与基督教或佛教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怕是十个有九个答不出个一二来。
在西方学者写的宗教发展史里，认为万物有灵的泛神论信仰属于一种原始信仰，只在原始部落或耶稣降临前的古希腊时期出现过。有的宗教学家还认为，基督教是通过推翻“异端的万灵论”而使人们有可能以一种超然的客观态度看待自然，多亏有了这个对异端自然观的早期胜利，才产生了西方科学。牛顿把上帝作为第一推动力，说明从追求至高本体的基督教思想产生了近代科学追求万事万物背后的统一律的历史，而这种思想是无法从泛神论、多神论中产生的。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19世纪写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确有振聋发聩之力，他强调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身创造了神。原始民间宗教起源的理由，不过是作为人追求规避生活风险的精神社会保障系统。
但文化和信仰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像技术和经济那样直线“进步”的，泛神论的神社信仰，与日本的后现代社会生活，似乎仍并行不悖。
而且，泛神论信仰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日本有时还被转化成博采众长的技艺和生活态度。如日本的民法体系，在二战之前基本上是以德国为师，采用欧洲大陆法的框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则更多的是受英美普通法法律思想的影响，判例在日本法律实践中也非常重要。日本法律思想的转向，使一些自尊的德国法学家很是吃醋，认为这是日本功利主义与美国实用主义的一拍即合。
日本的经营哲学很有实用主义的灵活性，能够把“君子言义不言利”改造成所谓“论语加算盘”和“士魂商才”的企业文化。既不忘赚钱，还能雅谈文化，真是一石两鸟的市场经济新意识形态。
日本普遍的神社民间信仰，还是有许多的社会功能，最起码替代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因孤独、紧张、抑郁而需求的大量心理诊所。所以对人们那朴素真诚的自由信仰，即便是在无神论的社会，也还是要多一些尊重。
酷爱吃米的民族和日本农民
重新崛起的日本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李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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