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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加两年！我当场松了口气，感到太便宜了。然而五年以后，我又以“反标罪”被加刑！事情是这样：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５日，我在煤矿严管集训队打扫厕所时，发现蹲位边有一大把纸条，我用扫帚理开一看，竟然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推翻共党专制”的反标，共五十多张。我见四处无人，就没管这事，盘算着搞完卫生后再汇报敌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来，反标不见了。
岂料一星期后，中队管教付××亲临监舍，半夜一点钟将我从床上拽起。拖到饭堂背后的臭水沟，踹进去，挥棘条把我抽得死去活来。然后叫来犯人组长，给我钉脚镣，镣链上还加几十斤的大铁砣，双手则戴马蹄土铐。我连叫：“冤枉！”付××说：“我让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来，命令人轮番乱打。我熬不过折磨，只好写交代书，承认犯有写反标、无理申诉、破坏刑具、企图私藏凶器杀害审讯干部、企图逃跑等罪；另外还检举揭发李星明、厚大文、谢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云等人的“犯罪事实”。由于我无中生有的检举，致使厚大文加刑三年，谢丕安加刑十二年，王月西因“反标罪”被枪毙，王清云被判无期徒刑。
大会开过了，我蹲在小间等待处决，头顶双岗管制，不放风，不洗澡。手脚被铐死，一动弹，就丁零哐啷闹地震。唉，真是命不该绝，还和上次一样，骨节眼上真凶暴露了：经查证，“反标事件”系本中队犯人王春林、刘永龙、谭永照、华超群四人所为，与我无关。王、刘、谭三人很快被枪毙，华被加刑四年。知情不报视为同谋，我加刑七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与他们不是同一张《判决书》。
老伍：“文革”中还有法律么？
杨继年：公、检、法统统砸烂了，代替专政机构的是“××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我的判刑单位属以上两家。《判决书》抬头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老伍：这东西让我复印一份，也算历史文物。
杨继年：历史文物？它可把我气疯了。大概怕我陪杀场时喊反动口号，那天狱医朝我嘴里打麻药，还塞了棉花。有过一次体验，我就不闭眼不尿裤子，听一声枪响转一下头，盯着身边三人的脑壳开瓢，栽下土坑，双脚还朝天连蹬几下。有个人连挨几枪都稳住不倒，刽子手就使枪筒将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当夜梦里，我都在无边无际的乌红色里爬不出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明明看见那三个死鬼提着脑壳追我，围我，骂我害了他们，可一转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害的。
老伍：您要报复他？
杨继年：我现在还想整死他，我神经彻底错乱了。加刑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写“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骂。我还主动找付××汇报思想，我说：“我要杀人。”他问：“杀哪个人？”我说：“杀你。”他问：“啥时候杀？”我说：“吃完饭就杀。”他问：“用啥子刀？”我说：“砍甘蔗的刀，或者铡刀。”他问：“刀在哪儿？”我说：“铡刀埋在你过路的地方，切掉你的脑壳老子就逃跑。”
思想汇报完毕，付××叫来犯人，打断我两根肋骨，还撬开嘴塞大粪，验证我是否装疯。随后，我被关进小间，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像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四年。１９７５年春天重见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老伍：您逃跑过么？
杨继年：我三次弄烂刑具，把小间的墙戳了一个大洞。我要自由，要阳光。提讯时，我装着起身看口供，把一个手印盖在付××脸上，转身就跑。一大拨解放军脚跟脚撵，赶鸭子一般。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我不理，继续喊叫着逃跑，撞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都没伤着我一根毛。我折腾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嘻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老伍：这样下去您只有烂在牢里。
杨继年：所以我心灰意冷，从此停止写申诉信，见干部和红毛犯人就点头哈腰。我尽量不说话，不瞒您说，除了学习发言、汇报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课，十六年来，我没主动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扬我脱胎换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闭症。
我减了两次刑，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释放时，左膀子吊着，永远抬不起来了，左脚也跛了，幸好内脏没大毛病。
老伍：之后您就开始上访？
杨继年：没有。我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路都不认得了。我两眼抹黑地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治保主任就带着人捉贼。我忙掏出《释放证明》，治保主任说：“什么杨继年！这儿没这个人。”我说：“我离家时你还没出娘胎。”
后来到了村委会，村长叫来几个七十岁以上的老辈子辨认，都确定我就是当年的“杨小娃”。但老辈子们说，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六一、六二年饿死了，由于绝了门户，家产就归集体。我问：“宅基地呢？父母的坟呢？”村长回答说：“旧社会的事，我咋晓得？你走嘛，我们要关门下班了。”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你得按政府规定安置我。”村长生气说：“人民公社垮杆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喊：“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几个人把我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好心老人的指点下，找到我家原来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十一岁的我被肖民警从这儿抓走，父母钻山洞，房子被扒……而现在，一切都没影儿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厂，我稍微靠近一点，紧闭的铁门里就炸起狗叫。
接着我想拜祭父母，可村头村尾瞎窜了一天，也找不着坟地。后来才晓得，当时饿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单独起坟。能够掘一大坑，十几具尸混埋就不错；坟头也垒得浅，日晒雨淋，荆草猛长，翻两个春天就辨不出原样了。老伍：村里绝情，您还可以找乡（镇）政府，国家有“两劳人员”回家落户的政策。
杨继年：我去了，可乡政府的答复是：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无钱无粮，也无房无生产工具。
老伍：那要政府来干啥？
杨继年：乡长和书记都让我滚远点，我说我要告他们，乡长说：“你尽管告，告到江泽民那儿也顶常谩！蔽宜担骸拔疑衔奁撸挛薏逭胫兀氪笕嗣歉抑柑跎贰７裨蚨鏊涝谡趴谝膊还獠省！笔榧撬担骸耙桓龃蠡钊嘶菇心虮锼溃垦罴页迳涣烁憔突丶嘤铮阍诶锿坊炝巳改辏遣攀悄阏嬲募遥挡欢ɑ鼓苋⑸细雠溉四亍！蔽宜担骸澳憧嫘γ矗俊笔榧撬担骸案阏庵秩擞猩锻嫘煽磕慊丶嘤伞！蔽宜担骸澳悄忝浅龈鲋っ鳌！薄�
于是凤天乡人民政府就给我开了回监证明，也算路条：“原我××市××区××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落款是１９９１年３月４日。
老伍：您真回监狱了？
杨继年：走投无路嘛。
老伍：您好不容易才熬出头啊。
杨继年：自由不能当饭吃，与其流落街头，不如回去继续劳改。于是我沿途乞讨着走了几天，拢监狱时岗哨森严，根本进不去。我只好绕到犯人家属接待处，嚷着要见监狱政委。里头的人回答政委没空，我就轰地双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没空，我非见不可！否则我就跪死在这儿！”
这一闹，围观者就朝屋子里拥，狱方害怕影响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狱政科，还问寒问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一会儿，狱政科长出面，我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口头表达了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科长皱眉说：“这咋行，你又没重新犯罪。”我说：“我在里头习惯了，我愿免费为牢友们服务。”科长说：“你想留监再就业？更不行，你的户口已迁回原籍了。”我绝望了，又跪下磕头说：“×科长，劳改单位管了我三十几年，凭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长说：“杨继年，就我个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监狱大锅饭，添一副碗筷不算啥，但国家法律摆在那儿，留你就是渎职、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随便去哪儿，你是自由人了，谁也没权力再抓你。”我说我真的没地方去。科长说：“我们协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乱来你就告他。”
监狱又给我开回乡证明，狱政科长还亲自给当地公安局、乡政府打了电话。我被“请”出门，第二次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上户口，办临时身份证都顺利，但乡政府仍以“无钱安置”为由，拒绝我落户，还说：“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无奈，我只好再回监狱。这次，乡政府开的证明写着：“你省级监狱释放杨继年回家，房子、生活生产用具的钱应该负责，你们不解决，我乡不收。国家的房子壹佰贰拾元钱一个平方米，我乡人民政府、民政没有一分钱，是空架子，所以杨继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候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１９９１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８３）公安部文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老伍：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吧？
杨继年：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那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老伍：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继年：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老伍：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继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１９９８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五十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老伍：欺人太甚了！
杨继年：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戛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个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老伍：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继年：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十公斤炸药，十支铜雷管，一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和杨继年分手以后，很替他的心态担忧，真怕他做出过激行为来。整理采访材料的时候，发现自己有很重大的疏忽。杨继年被判无期，但事实上他只蹲了三十四年。他说他有过两次减刑，我居然没有追问他减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