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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帽子一遍遍地看手表。他自己见人总是介绍说那是作为战利品从朝鲜战场上带回来的。很老的一只瑞士表，表面已经发黄，刻度和指针都很难辨清。他就一遍一遍地把手腕子伸到那盏一样昏暗的油灯底下去展览这战利品，又一遍一遍地让名叫“老四”的生产队长去催人。老四也不晓得到哪里转了一圈，又缩着脖子，每回都说“人就来，人就来”，但除了早已来的几个人，每回都没有什么人“就来”。眼看再不来就不会来了，黄帽子切齿说：“先前还不晓得，下面的政治工作淡薄到了这种程度。这不要复辟资本主义么？阶级斗争太严重了！”
李欣心里有些不以为然：什么“先前还不晓得”？乡下的事你不晓得？好像自己是哪里来的贵人，脚上的泥巴洗干净了几天？听你一口土话，哪个还不晓得你自己一家人在哪里扒土巴，跟这里人有什么两样呢。
“那就明天再说。明天不行，后天，后天不行，大后天！”
黄帽子后来很坚决地劈了一下手：
“我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的。”
第二天在大队部一吃过晚饭，李欣对黄帽子说：“我先走一脚。”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这时候动身去八队，到了地方离通知开会的时间也还早得很。黄帽子因为想跟老杨商量些事，便很赞许地点了点头，心里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很有朝气，很有工作主动性的。
但是，等黄帽子到达八队的时候，并没有见到先他出发的李欣。李欣在八队的出现，是会议开始以后的事。因为白天老四发狠做了工作，这天晚上的人到得多了些，而且九点钟前后就来了。老四又去外面打了一转，回来时对黄帽子说：“没有来的怕再不会来了，都是老弱病残，夜里走动不方便。我看就这些人了，开会吧，他们听了精神，回去传达是一样的。”
黄帽子也就很不情愿很不满意地清了清喉咙，庄严宣布开会。
李欣进来的时候，黄帽子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讲得声色俱厉。屋里灯光很暗，他一个人的尖锐的嘶叫声显得有些阴森，听得人有些迷惘。李欣从人丛中走过的时候就听见几个凑火吸旱烟筒的人在议论：外国人偷外国人的外衣，于我们相什么干呢。更多些的人笼着手在打瞌睡。凡无劳可作的时候，乡下人好像就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打瞌睡。因此会开得就很沉闷。因此李欣的横穿会场特别惹眼，使黄帽子特别痛心。
散会回大队部的时候，黄帽子门头走了好长一段路，才终于问：
“你到哪里去了？”
“去看我老婆了。”
李欣并不想隐瞒什么。
“那你为什么骗我？”
“我没有骗你，我只说过先走一脚，并没有说先到八队。”
到开碰头会的时候，黄帽子严肃地提出了李欣的问题。
“你必须承认无组织无纪津的错误。”
“我怎么无组织无纪津了？”
“你去看爱人。”
“看老婆（李欣坚持把自己“爱人”说成“老婆”）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休假，你不也要去看你爱人？”
“现在休假了没有？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这么激烈，你去看爱人，这还不是严重错误？！”
“我去看老婆，又不是搞破坏，这跟斗争激烈有什么关系？斗争激烈就没有老公老婆？马克思、列宁在世的时候，斗争不激烈？他们都没有夫人？毛主席天天跟修正主义斗，不也有夫人？”
“……”黄帽子口齿没有李欣伶俐，憋了一会，吃力地说：“不要讲那么远，讲你自己。反正你有错。”
李欣见黄帽子的大鼻子憋得发紫，心里很熨帖，略略让了一步：
“我的错误是犯了经验主义。前天夜里的会等到十点还没开成，昨夜的会我想就是能开成，起码也要十点。”
“晓得错了就行，下回注意一点。”一直在旁边喘成一团的老杨很艰难地说，“下边把一些要紧的事研究一下。”
李欣微微一笑。
黄帽子的大鼻子又是一阵紫胀。老杨的话等于说他小题大作。不过他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毕竟工作组还确实有许多更值得讨论的事。
二
在乡下过日子，需要特别的耐心。乡下人很难说有什么时间观念。把握日子的流逝，只是些很粗疏的概念：冬至了啊，三九了啊，伢子满月的那个月，烂油菜秧的那一年，等等，比较细些的说法也只是夜间日里，上昼下午之类。日子就像一塘浓浓的泥浆，搅也搅不动。
当地人对开会的那种散漫态度，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自觉或不自觉（黄帽子常常夸大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冬天，天黑得早，天亮得又晚，有日头的时间，就那么六七个小时吧。冬夜长，又冷，最好的去处就是被窝。天一断黑，人们就拿热水泡了脚上床，省柴火的人连泡脚也省了。天亮了，要准确晓得日头开始晒墙了，才纷纷起床，喝几口早粥，就去蹲墙脚。害怕春荒的人一蹲就是一天，把中午那一餐省了。等日头落西，回去喝几日晚粥又钻了被窝。开了几次社员大会，每次都是从斗争四类分子开始，并且警告说，小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意思很明白的：现在还不是四类分子的人不等于以后不会是四类分子。这样，各生产队先前零星出去做副业的人倒是差不多笼回来了。只是回来了，也就是这样钻被窝，喝稀粥，晒墙脚，又钻被窝，喝稀粥，晒墙脚，周而复始，转空磨子，于学大寨无益。
工作组每次吃了早饭就分散到各个生产队去轰劳动力上水利。
东方红大队有一条红旗水渠，公社化那年修的，以后又年年加高加固。就是没有一年存住过水，是条漏底水渠，像个漏斗。漏斗造得再高，究竟还是漏斗。但是年年还要造。因为上边要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土（石）方的数字。数字只要年年增加，上边下边的干部就都安心。但挑土（石）方不如晒墙脚好过，就背地骂娘，说这干的是烂卵的事。为了这句话，黄帽子专门开了一次大辩论会，开展关于学大寨是不是烂卵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自然是一致认为黄帽子的意见正确。
但是，明了理并不等于就落了实。工作组轰劳动力上水利，就像细伢子玩官兵捉强盗，轰了这个，溜了那个。屋场像蜂窝，三转两转，人就溜得把子（火把）不见烟，黄帽子常常气得在村子中间的石板上跳脚，不知哪个缺德鬼就暗中撺掇了一群恶狗，从四面向他扑去，一直把他追出屋场外面一两里地。好歹集中了一伙散兵游勇，到了水库，日头也快照顶了。没有盘几担土，大家就自动歇了坡，要求工作组抓头等大事，就是念报纸。黄帽子就只得念。刚念开，四周就起了鼾声。黄帽子催开工，就有人说，武装头脑的事不能马虎的，我们已尝到学习理论的甜头，越学越想学，越学越有劲，最好学到天黑。黄帽子晓得受了捉弄，却又无可奈何。二流子们说的都是他平时开会说的话，只有气得鼻子发乌。
“这帮畜牲，懒惯了的，饿死活该，你莫跟他们当真。”殷道严时常安慰黄帽子。
征收和催款的工作也不顺利，集中开会也好，分别上门也好，社员个个都是大眼看小眼，一声不响。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总之是听了好像没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泡的样子。黄帽子就想出了一个绝招，让大队发动精壮的民兵骨干，组织小分队，然后交叉进行，让工作组的人负责，带领外大队的民兵小分队上各家各户去落实征收和催款措施。经过请示，县里很快就表示同意，并且称赞这是农村工作的一大发明，要驻东方红大队的工作组总结经验。接县里来的电话的时候，黄帽子激动得手直抖，声音都变了，大鼻子红通通的，冒着豆大的汗珠。完了，他搓着两只手掌，挨挨擦擦地来找李欣：
“大笔杆子，这回怕要劳动你了。”
李欣冷冷地把头转到一边。自从上次那个碰头会之后，李欣连正眼也没有看过黄帽子。黄帽子有什么事，都是跟老杨谈，再由老杨转告李欣。他也不想放下副组长的架子。但这次，他觉得应该忍辱负重。领导，总要有点领导的高姿态的。
“都是为了工作嘛。这个经验，要是总结归纳得好，说不定可以推广到全国去呢。”
当时，他们正在大队食堂的灶间（这里暖和）吃饭。黄帽子在李欣身边蹲稳之后，李欣却站了起来，把碗筷放在灶台上，当着黄帽子的脸解开裤扣，走到灶台后面的粪桶前去撒尿。那只粪桶是做饭兼管食堂菜园的瞎拐（没有瞎，只是害眼病，眼里长年积满了眼屎）方便大家（外面冷）积肥用的，已经积满了半桶。李欣故意让尿柱直入当中，溅起很大的响声。
黄帽子很没趣，饭后就只有去找老杨商量。老杨沉吟了一会，说：“总结经验不急吧，搞起来了，看看，再说，你说呢？”
黄帽子自然不好说别的了。
老杨还是有些预见性的。民兵小分队突击了几天，成绩是有的，从各家各户抬出了一大堆箱子、柜子，还有棺材。抬的时候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让大家真正认识到了工作组不是吃素的。但是把这些东西往大队部一堆，却让人犯了难。不要说这些破烂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就是值钱，哪个来买？怎样卖？
“先押在这里，让他们拿钱赎。”
黄帽子很坚定。
“他们要是有钱，又何至于让人把东西押在这里呢？”
大队书记殷道严的政见显然从一开始就跟黄帽子有出入。
“殷书记你要站稳党的原则立场，不要保护落后啊。”
黄帽子眼睛尖尖地看着殷道严。
殷道严火气很盛，鼓着眼睛说：
“那就押着吧。过不了几天，怎样抬来的，还要怎样跟人家抬回去。”
局面有些僵。工作组的几个年轻人就越觉得日子无聊。他们本来就够苦闷了。从舒舒服服一张报、一碗茶过一日的县城机关，跑到这个八面不关风的穷乡僻壤，吃喝拉撒睡，没有一样顺心合意。文化娱乐活动是一点谈不到。下来的头一个月头尾在冷死人的谷场上放了两场露天电影，两场都是《地雷战》。唯一可以消遣时间的是扑克、象棋，却受到黄帽子干预。本来，大家从各单位抽来，都是离了阎王的鬼，哪个也用不着含糊哪个。但是，你本来是想寻开心，却有一张欠棺材钱的脸老对着你。你怎么开心？“我操！”他们只有推棋盘。好像是操一脚民棋，其实当然是操黄帽子。
就装病。头疼、肚子疼，一睡一整天不起来。大队赤脚医生也是年轻人，早串通了的，帮着出伪证。
说不起来也是假的。黄帽子领着守规矩的几位一走，几个人就龙腾虎跃，打牌下棋，改善伙食。
改善伙食其实就只有一个法子：偷猪油。大队食堂是工作组下来以后临时凑起来的。除了公社化大办食堂时留下的锅灶，什么底子也没有。干部下来时只带了自己的定量粮食。每人每月的半斤定量油留在家里，下乡来揩农民的油。大队不知从哪里榨出钱，在公社食品站买了肥肉，熬出油，装了一瓦钵，好让干部们的嘴多少有些油腥。但大队找来做饭的瞎拐却是极吝啬的人。烧菜时根本不放油，只将肥肉——那层猪皮用绳子吊在灶头——每次锅烧热后，用它在锅底蹭一蹭。而且蹭得极小心，生怕蹭厚了会使干部们消化不良！菜熟了，盛到盆里，再用筷子去挑猪油拌菜，一点一点地就像挖耳屎。就这样，手还不停地哆嗦，嘴唇一下一下地咧，每一下都好像是割自己肉。挑完了，拌好了，把菜分给众人。他站在一边，用堆满眼屎的眼睛很欣慰地看着众人，期待着大家对慷慨施舍的赞美。这自然一开始就引起了李欣他们的极大愤怒。但因为刚下来，不好公开发作。便背地打听，才晓得瞎拐虽然年纪跟大队书记殷道严相当，辈份上却是他女人的叔公，竟是一个合我其谁的“皇亲国戚”。又在镇文化站唱过曲子，也就是做过“国营干部”的。李欣他们只有隐忍了，窥测时机。碰巧瞎拐又极端负责任，把给工作组做饭看成了神圣使命，从家里卷了铺盖来，每天都吃住在食堂里，以食堂为家。但还是给李欣他们捉住了机会。
每天三顿饭的间歇，瞎拐要去盘菜园。这时候，瞎拐喜欢唱曲子。不完全是为提醒大家注意他在镇文化站唱曲子、当“国营干部”的那段光荣经历，一旦唱起来，他确实很投入，很动情，什么都不再警觉。他唱的老是当地人惯唱的《拆白歌》：
从来不唱《拆白歌》，
风吹石磙飞过河，
大树抄上鱼打子，
急水滩头鸟做窠，
黄牛下了水牛婆，
……
大队几个看家的会计文书之类，在工作组的干部下队之后，也往往找个什么借口溜之乎也。大队部也就成了李欣几个“病号”的天下，听着瞎拐旁若无人的唱曲声，他们就从床上一跃而起，窜入食堂。食堂的贮藏室兼瞎拐的卧室就在灶间一侧，只有一扇同灶间相通的门。这扇门自然是用一把锁军火仓库般的大锁锁得铁紧，但门却是极老旧的，轻轻从下往上一托，便可以把整个两扇锁连结的扇页子从门臼上端下门框。俗话说，锁只锁君子。这样的门锁，连李欣这样的君子也锁不住。进去，便找那只盛猪油的瓦钵。那瓦钵竟被瞎拐藏在了自己极肮脏的床铺底下。那床铺是在两摞泥坯砖上架的几块板。为了安全稳固，万一倒塌不致跌折骨头，架得离地面很近。猪油瓦钵塞进去和抱出来都极费事的。不知瞎拐何以能这样不厌其烦，可见其心机之深。
猪油瓦钵找到之后，先仔细观察研究一番，记住那已经凝成固体的猪油表面上由瞎拐每次“挑耳屎”时形成的图案。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