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好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接下来的几天就有些沉闷。小冯再也无心同艾老修改剧本并憧憬剧本未来的成功。三个人整天围着一口火盆，为“闪光的语言”冥思苦索。小冯重任在肩，不敢懈怠。老董有烟提神，勉强支持。唯艾老到底年纪大些，身体又弱，时常打熬不住，瞌睡时弄不好就一脚撞翻了放在火盆边沿上的茶杯，搅得烟雾和炭灰冲天而起。
这中间就有别地别单位等待审稿结果的人来串门闲坐，坐多了，就有一两个相对熟悉且富有同情心的人见他们苦恼不过，悄然给他们传经，问他们有没有给省里审稿的人送一点土特产。一句话提醒了小冯。豁然开朗的小冯说真是火不拨不旺，灯不点不明，就去给小镇挂了长途电话。第二天，镇上就派人送来了几大坛酱菜。小镇下面这个农业大队，除了少量种些油菜，打籽瓜，长年种的都是各类菜蔬，卖不完吃不了的就腌起来。镇上唯一的工厂就是酱菜厂。所腌的各类酱菜远近有些名气，小镇人很自豪，以为它业已誉满全球。但是把齐膝高的这样几大坛黑不溜秋的酱菜搬到省革委招待所来，也就实在有些煞风景了。那一两个为小冯出高见的人很怜悯地笑说：“你们小镇到底偏僻了些。”言下之意当然是说他们缺见少识。把小冯说得恼怒，对镇上来的那几个人大发了一通脾气：“你们以为是打发猪狗么！回去问你们镇长，对省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什么态度！”几个镇上干部回去如实汇报，镇长也火了：“我一个癞痢，两头都是光的，就那么几根稀毛，他们要不要？！只怕肉是酸的。”发火归发火，完了还是让人另外去搜罗了些花生、芝麻、黄豆、菜油等物连夜送到省城去。
就在这往返之间，省城里小冯他们三个也开了窍。三个人正枯坐着，听外面走廊里革命歌声荡漾，好几个人音调参差地拖着腔唱过来唱过去：
苏区干部（是）好作风（哎那个），
自带干粮去帮（呀那个）工。
白天下地去劳动（哎呀同志哥啊），
夜走山路打灯（呀那个）笼。
……
老董最先得了灵感，两个巴掌用力一拍，说，操，这不现成的么。
小冯和艾老吓了一跳，颇不以为然。听他说完，也不由兴奋起来。
按老董的想法，直接把那段歌词根据小镇的特点稍作些改动，移植过来就是了：
“小镇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为了节约手电筒，夜里走路打灯笼（‘灯笼’其实是火把，为了压韵写成‘灯笼’——附记）。”
小冯也一拍膝头说：要得！这歌天天在耳边响，怎么先前就没有悟到呢。想想又说，不过，有个地方恐怕还要改动一个词，小镇叫“干粮”不叫“干粮”，叫“干饭”，应该改成“自带干饭去办公”。
“改得好！”第三个拍巴掌的是艾老，“‘干粮’改成‘干饭’，真是‘一字师’！”
稿子改出来，小镇新的贡品也送到了。小冯按照别地别单位已经创造出来并且行之有效的经验，等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送到省革委办公厅那位同志家里去。也许因为在家里，那个人脸色不像上次在办公室那么森严，很和悦地批评他们几个熬得很辛苦，应该注意身体之类，把小冯感动得热泪盈眶。
现在，轮到他们进入怀了十分把握等待审稿结果的悠然愉快的日子。第二天中午，三个人凑份子去买了一瓶烧酒，把那些酱菜坛一一打开，加餐庆功。那酱菜在省城上不了台面，他们自己还是喜欢的。
几巡酒过去，几个人就都放了肆，小冯却不过艾老和老董的轮番敬酒，愤愤道：“狗日的，下面想于不能干，上面不想干偏要干！”艾老连忙附和说：“莫说是你，有才有貌，年纪又轻，就是我这样的，当初也不晓得害了几多妹子得相思病呢。”老董对艾老的谄媚始终厌恶，借了酒气，冷笑道：“你老这么个小玩意，还能害人？”艾老细小的眼睛放出尖锐的亮光，驳斥说：“小？！莫看我人小，鼓捶是大的！”
《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到底通过了终审。在终审的通知下达之前，三个人又少了一个。是老董。
在省革委招待所同样是来搞“三百例”的人中，老董遇到了大学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当时在学校里很俏，谁也看不上眼。对老董倒是有过些意思。老董毕业分到报社，听说让一个苏联女专家看上了，她也就收起了先前一点并不深刻的念头。她后来的生活上却颇不幸，嫁的丈夫在武斗中被打残了，而且是下身。老董的婚姻也没有幸福，因为那位苏联女专家的缘故，他到下乡后才经人介绍胡乱结了婚，妻子是个工人，对他倒是体贴，只是他热不起来。如今旷男怨女碰到一堆，同是天涯沦落人，旧恨新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同小冯、老艾喝酒庆功的当夜，趁他们两个昏然睡去，老董把女同学邀到了自己房里（小丁走后，这房间没有安排别人进来）。却没有想到，女同学一个单位同来的人早已留了心，当夜就把他们赤裸裸地揭露出来。
老董因此成了这一次全省“三百例”大会战中最出名的人物之一。事后众人议论纷坛：岂止是“平地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三百例”应该加一个新篇章：《省革委招待所也能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竞成为一个经典佳话，流传了很多年。比较起来，这佳话比那“三百例”文章影响更大。
老董本人虽说有了新闻价值，调回报社的希望却彻底破灭。没有跟小丁一样做“反革命”就算是天有眼，他后来被带回小镇隔离审查。
三个可能因“三百例”改变命运的人中，现在只剩下艾老了。
艾老并不以“三百例”的成功自满，相反他嗟叹不已，觉得自己壮志未酬，真正的好作品并没有完全成熟。这好作品就是二十年前给他带来大福大祸的那部歌剧。据说，当时的演出是很成功的，戏到动情处，台上台下口号声雷动。戏写的是，在三面红旗指引下，矿山决定使一口废井复活，青年突击队长因为任务艰巨而临阵动摇。暗藏的阶级敌人兴风作浪，突击受阻。突击队长的爱情濒于破裂。于是矿党委书记出示一件遗物，讲出一段英勇壮烈的故事：先烈为保护祖国宝藏而炸毁矿井。那先烈也就是突击队长的父母。执行任务前，他们把儿子托孤给了他。突击队长因而幡然醒悟，带领队员奋起攻坚，终于打开废井，并从中发现烈士临难前揭露叛徒的遗言，叛徒即是现今暗藏矿山的阶级敌人。于是云开雾散，水落石出，叛徒被抓，废井复活，爱情新生，凯歌高奏。每次演出结束，在座领导都要登台接见合影，报纸、电台记者采访，热闹异常。艾老当时还时常接到多情女子附有玉照的来信。只可惜当时剧本还只是自己手刻的油印本，演出也只是非正式的业余汇演。因为他成了“工商业主”，那大作品的前途也随之夭折。所幸的是他一直把剧本传家宝似的珍藏着，终于使这名山事业有传请后世的机会。
老董走后，小冯和艾老还在省革委招待所呆了些日子。那几大坛子酱菜因为开盖走了风，发出一股日益浓郁的酸臭气味。他们就在酸臭气味中满怀激情地千锤百炼他们的“第九个样板戏”。那酸臭后来广泛地弥漫了省革委招待所的全楼道，以至引起了严重的抗议。
回县不久，小冯就让县剧团把《红井》搬上了舞台。事先议好了，编剧署名是“工农兵集体创作”，因为生活的素材确实是工农兵提供的。剧本写作过程，也听取了许多工农兵的意见。但演出前字幕打出来，却无端多了一个“执笔”，而且是小冯一个人的名字。应邀观摩首演的艾老当时一下就在剧场的座位上瘫下去，回去卧床吐了好长日子血。这回卧床吐血，使他明显的“身体不合格”，失去了由赤脚老师转正为公办老师的机会——这原是小冯预先许诺过的。
此后他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不久他就到了在编人员应该退休的年纪。好多年后他到处告状，要给耗了自己毕生心血的剧本争著作权。没有得到受理。因为他那个剧本并没有正式发表过，也就没有发生署名纠纷的文字依据。早年上升到地委去分管宣传口领导工作的小冯听说之后，不免感叹：“看不出来，一个人老也老了，还这么犟，这么有进取心。那剧本就算是你一个人写的，又能怎样呢。”这时候的小冯已经不知担任过多少名人著作的“总主编”或“总顾问”，多少得奖影视剧的“总策划”或“总监制”，那么一个“文革”中的剧本的事，他早已淡忘了。
小冯说得很对，艾老即使争回了著作权，戏也是演不出的。一是当地早没有了剧团；二是即使有，那本子也没人要。
尽管如此，艾老在本镇文化界的影响，却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二
洪艺兵成为镇政协委员的主要条件是因为他是台属。
那时候，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海外关系”成了时髦。镇上一时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了许多的“台属”。这些人先前都像洪艺兵母亲那样，守口如瓶地瞒骗了政府瞒骗了人民潜伏着，现在则逢人便声称自己是台湾某人的哥兄老弟或外甥侄子。
多年来关于洪艺兵的身世的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居然有了确凿的回声：他的父亲果然真的在台湾，已经写信给大陆的有关部门，找儿子来了。
但洪艺兵却不肯承认自己有一个台湾父亲。不管有关人员怎样向他说明，对方提供的证明完全符合他们母子的情况，又反复向他解释，政策已经有了重大改变，他完全不必有政治上的任何顾虑。到最后就很明白地动员他，他老子在台湾的政界是位有影响的人物，他认不认这个老子，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家事，而是关于统一祖国的大业……随你怎样苦口婆心，洪艺兵就是坚如磐石，信誓旦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会的，我决不会有海外关系。父亲的事我一点记不清楚，母亲已经故世，一切查无对证，这一位台湾老先生一定弄错了人。
有关方面的人无奈，也理解他是心有余悸，只有耐心等待他解放思想。剧团的人则很觉遗憾：如果他是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是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不肯做大人物的儿子，大家也就做不成大人物儿子的朋友了。他是不是故意跟大家怄气，不让大家沾他的光呢？其实，当初大家批判他，是别人唆使的，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莫非他还不肯原谅？
洪艺兵连忙矢口否认：不是，不是，不是，是我自己不争气，真的没有台湾父亲。辜负了各位的好意，对不起！
洪艺兵最终接受台湾父亲的事实，是小丁离开小镇两年以后的事，告知小丁这件事的郑风，口气里充满了艳羡和妒意。
没有赴台之前，洪艺兵已经被选为镇政协的委员，这使他最终摆脱了种种疑虑。随后他去了台北，年迈的父亲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见到这个仿佛是照自己的模子复制出来的儿子，高兴得差一点在复发的心脏病中死去。问及其母，不免又是几番啼嘘。往事实在不堪回首。当初离开大陆的日子，正是拥如夫人入怀之时，对新宠的百般要求，一味依从，致使弃下洪艺兵母子不顾。不料去台湾之后，如夫人未有生育。岁月如水逝去，少年荒唐渐少，怀旧之心日深，兼之寂寞老病，由是寝食不安，度日如年。如今总算等到两岸门户略略开启的一天，但那位如夫人的骄横却少有改变，对这位大陆的“阿乡”很看不上眼，懒得答理。这自然是既不合时宜也不明事理之举。今天的洪一鸣（去台之前，他恢复了原来的名字。改名和复名，都是潮流使然），已经不是昨日的洪一鸣。“你算个什么呢！”他在心里冷笑。关于这位父亲的妾，母亲在先前的那些孤寂的夜晚，一千次一万次地给他讲过，“秦淮河上的烂婊子！”母亲一说起她的时候便浑身颤抖，咬牙切齿，恨不得生吞了她。母亲是大家闺秀，对父亲的玩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容忍，但父亲竟用一个贱东西轻易地代替一个正统的结发夫人，她到死都不原谅。母亲的一生都在诅咒这个女人，是这个女人使她和她的儿子失却了大好前程，蒙受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艰辛。这无时无刻不萦绕于怀的深仇大恨甚至使她常常脱口失言，使他们几近蛰居的生活出现暴露的危险。他们曾经是怎样地忍受了常人难于忍受的克制和防范的痛苦啊。而现在，这一切都终于到了应该清算的时候了。
洪一鸣报复父亲当年对他和母亲的遗弃所采取的行动是断然返回大陆。这是他赴台两个月以后的事，大家以为他步了父亲当年的后尘，弃了李月娥几个，在台湾花花世界过花花公子的逍遥日子，他却忽然在镇上出现了。“清算”、“报复”种种，是人们的推测，他自己的解释倒是轻描淡写，只说是在那边住不惯，还是这里山好水好人好。再说，党和政府培养了多年，哪能说不回就不回呢，等等。很有政协委员的气度和水准。
洪一鸣于是成为当地的风云人物。他从台湾回来不久，县里开政协大会，他又当选为县政协委员，政治上大红大紫。不过，镇上人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他的暴富。据说他得到很大一笔遗产，大得足以买下一条镇街。证明着这事实的是一个流窜到镇上来的小偷。有一天夜里他在洪一鸣家的墙上掏了一个洞，恰好里面立着一架厚重的大柜，未能得逞。小偷本来是从镇上人的谈论得了情报而行动，但镇上人又以小偷的行动做了自己谈论的注脚。逻辑上倒是通顺的，他家里要是没有横财，贼怎么会打主意呢。
真正的证明是洪一鸣自己拿出来的。他后来在离开镇街不远的地方，择了一个依山面河的佳胜处，造了一幢私宅。宅子造得很雅致，一个静静的小庭院，遍栽修竹，一幢二层的小楼，曲廊回环。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