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镇- 第24部分

　　镇食品站的站长黄帽子上去说：“你当个镇长，专搞特殊化，回回买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专要猪头肉。镇上一个月才供应几头猪？一头猪有几两猪头肉？你回回只要猪头肉，别个吃什么？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呢。”说着狠狠地跺脚，高呼：“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在台角上的哈巴癞痢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黄帽子，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黄帽子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哈巴癞痢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哈巴癞痢也是少不得他的。哈巴癞痢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稿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哈巴癞痢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大革命”，他那个公社造民最早。司令自然是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腰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哈巴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哈巴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借的是字依旧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伯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就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　

　　办公室主任走上台的时候，哈巴癞痢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示，事情原本也是意料中的，“文化革命”了几年，这种人见多了。　

　　办公室主任的揭发主要围绕着哈巴癞痢作过的报告里的黑话，都是些大歌大颂“林彪反党集团”及其爪牙的话。这些话都是有文字根据的，出自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会上的报告。办公室主任说得有鼻子有眼，一清二楚。　

　　哈巴癞痢起先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气，听久了，好像有些烦，就说：“那些话都是你写的，我不过就是念念罢了，还念不完全。要是有罪，你总要担当一半，莫往我一个人头上栽赃，莫墙倒众人推么。”　

　　办公室主任给他说得尴尬，站在台上脸红一下，白一下，憋了好久，突然声嘶力竭地喊：“你作威作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到如今你还敢强辩，你有几个脑袋！”　

　　哈巴癞痢低了头，咕哝说：“我有几个脑袋？我要有几个脑袋，还会要这个癞痢头么！”　

　　虽然是咕哝，但声音大家都听得见，不由哄笑起来。主持人赶紧抓起话筒喊“严肃些，严肃些”，却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对哈巴癞痢的处理没有批斗时以为的那么严重。到底只是个基层干部，红是红过，却同上面的那些大人物没有什么非法的组织上的瓜葛。但已经批斗成敌我矛盾了，总不能一风吹，就下到蔬菜大队去劳动。镇长自然不当了，但工资还在镇上拿。先挂起来再说。　

　
　
　　　　　　　　　　　　　　　　　　　　　　　　　　　　　　　　　将军镇　　　　　　　　　　　　　　　　　　　第十三章　县里的人们　



第一　会前



1．电话


　　县委书记离京前夕挂了个长途给县委办公室值班的文书。　

　　“……我现在在京西宾馆……”　

　　几千里外，县委书记向来严肃的声音十分清晰。“京西宾馆”几个字又格外清晰，便是聋子也听不错。　

　　他先前是县委副书记。李芙蓉离任去县人大后，由他接任县委书记。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时，因而踌躇满志。　

　　“哦，——是的。”　

　　文书不自觉地立了一个正。他转业到地方不久，还保留着许多部队上的习惯。同时，“京西宾馆”是很吓人的。　

　　“……我明天一早乘飞机回去，明天下午到家。你分头通知一下，在家的常委，明天都不要出去了。已经出去了的，请他们一定赶回来。明天晚上，开常委会。这是一。”　

　　“是的。”　

　　“二，你再给各公社挂电话，要些情况，我在常委会上用。电话一定要你自己打，不要假手别人，免得不可靠。你记一下……”　

　　“是的。”　

　　文书本应告诉县委书记，他一直在记。但他很激动，忘了说。县委书记后面的交待，对他的信任是明显的。在这样的信任面前，一个军人献身的勇气一下子可以增加十倍。　

　　接完县委书记的长话，文书马上就让县长途台接通各公社的电话。他要当晚把县委书记需要的情况内容通知下去，好让各公社明天上午进行统计，下午报上来。否则，事情是要塌把的。　

　　全县十九个公社，办公室有的有人值班，有的没有、只好让话务员转告。许多话务员呵欠连天，声音含糊，睡意都很浓。天晓得她们会不会记得。文书一遍一遍重复着，大声喊，喊得喉咙痛得要死。那边的反应也并没有见得怎么清醒。文书一夜心里七上八下，不落实。　

　　哪晓得，第二天一上班，十九个公社的党委秘书就像在电话里排好队似的一个接一个来汇报了。　

　　“全公社一百九十一个生产队，办政治夜校一百九十二所，有一个是敬老院的；举办党、团员、民兵、妇女等骨干学习班十八期，共培训骨干一千零五十九人次；办宣传栏二百三十八个；书写和张贴大、小幅标语六千九百八十八条……”　

　　“你都数过了！”文书不由问。　

　　“怎么，不相信？跟你说，我们是过得硬的。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哪个不相信？”文书噎了一下，连忙解释，“接下去。”　

　　“全公社一千二百五十七亩冬闲地全部翻耕了一次；二千五百七十九亩小麦、油菜全部施了两次肥；一次火粪，一次水粪；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力已上水利，目前共完成土（石）方四千七百八十六方；在家的劳力全部投入积肥，已积、造农家肥一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担，挑塘泥九万九千四百五十二担……”　

　　“数得这样细？”文书忍不住又问。　

　　“不相信你可以下来查。”　

　　中午下班前，全县的数字就都统计出来了。都精确到了个位数。　


2．常委会


　　县委常委会完全按照县委书记预想的那样如期开了。一切都很顺利。县委书记搭的班机在省城的机场正点着陆，使他能够赶上从省城回县城的火车班车，到家后赶上晚饭。　

　　晚上七点准时开会。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各自回去漱洗，吃过早饭后又回来接着开，然后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以后结束（午饭和晚饭是吃了的）。时间长了些，但没有法子，因为内容太丰富。县委书记事先把会议议程概括为三个字：一学二议三定。　

　　“学”就是学习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学习中央关于农业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的全部文件。　

　　“议”就是对照革命导师的教导，对照中央精神和全国的先进典型，检查本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实际。找差距，找根源，找有利因素。　

　　以上两项是务虚，也就是吃透两头。做到武装思想，先进一步；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学文件的时候，一位老常委却提出外地的典型经验材料是不是不必在这个会上集中念，以后再另行安排学习时间。这位老常委分管民政、下放干部和知青的安置工作。职务好像不太重要。但他是常委中唯一一个南下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级别也最高。大家向来对他是尊重的。县委书记沉吟了一下，问其他常委：“你们的意见呢？”多数人说，还是要学。学习态度里面本身就有个学大寨的问题。　

　　老常委于是保留意见。　

　　“定”是务实。就是定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各项具体事宜。这个议程在第二个晚上十点以后进行的。四千会每年都要开一次，轻车熟路，没有多少问题需要反复研究。只有一件事引起了一点讨论，就是各公社代表住宿地点的分配。县城里只有一家三层楼的正规饭店。按照惯例，是作为荣誉分给几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区公社代表的。这次，为了突出会议宗旨，县委书记提议变一下，优先考虑照顾几个学大寨的先进单位。这几个先进单位当然没有包括全部老区公社。许多同志有顾虑。不管怎么说，发扬革命传统永远是必要的呀。再说，照顾老区的做法，是从中央沿袭下来的，好不好改？中央开会，历来是老区的代表住好些的房子，坐会场上的前排。　

　　要是论开会的世面，县委书记在常委中是见得最多的。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最妥善的方案：把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腾出一部分来，给几个不是先进单位的老区公社代表住。县委书记记得，那一年举行盛大国庆典礼，就是李芙蓉参加过的那一回，中央就是让几个老区的代表住进中南海的。国务院领导同志带头腾出了办公室。激动得这几省的代表们几个晚上都一直没有睡好觉。　

　　常委会结束时，绝大多数常委的精神都很不错，能够坚持着摸黑回到自己家里去。只有老常委是提前离会的，还吞了随身带着的硝酸苷油丸子。他有冠心病。　


3．标语


　　四干会一旦召开，全县各公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一两千人都要集中到县城里来。县城的情况很自然地就会给他们直接的印象。这种印象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县委决心的认识，乃至他们自身的精神面貌。因此，县委书记强调，县直各机关一定要做出样子，要造出浓厚的气氛。　

　　这项工作在县委常委会上是分工给宣传部长抓的。先前的“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更换了主要负责人。小冯调到基层锻炼去了，担任宣传部长的是一位老同志。他土改当区委书记时，县委书记还是区政府的文书。六十年代初放卫星的时候，他负责的那个公社饿死了很多人。责任追究下来，他受到“双开除”的处分。不过，不久上面又有了精神，说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基层干部，他才又受了“甄别”，恢复了工作。只是一直没有晋升。由于有过那么一段工作关系，他支持县委书记的工作，还是很坚决的。这是一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每天一吃过饭，他就蹬着一辆旧车子，去跑县直各机关。催卫生局组织检查团，督促县城各机关、商店、学校清扫环境卫生；催养路段把城里和城外附近一带公路上的坑洼填平；催城建局把人行道上缺掉的水泥块补齐……抓得最紧最细的是他自己的一项创造，就是在临街的所有机关的屋头上，矗立立体标语。这个想法一汇报，立刻就得到了赞赏。　

　　这项事业耗费了宣传部长很大的精力。字多大，什么字体，用什么材料，立在屋头的哪个位置，他都一项一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去落实。标语的内容基本上反映这个单位的工作性质。工业局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局就是“农业学大寨”；商业局则是“商业学大庆、学大寨”。没有这种明确的口号，就改用语录，农机局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局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粮食局是“一定要把粮食抓紧”……但是还有不好办的。比如县新华书店，就怎么也找不出一条合适的语录。几条有关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同时又简洁得宜于作标语的都给文化局、文化馆一类单位用去了。最后，他从中央领导同志作的学大寨报告中找出了一句话：“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虽然不好说就是靠一家书店来提高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但书店总是起了这种作用。因此把这句话作为标语用在书店屋头上，还是贴切的，只可惜，屋头很不争气。　

　　县新华书店原是幢老式的人字形屋顶的二层楼房。这几年，县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