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乡曲- 第2部分

　　—歌词中直截了当地骂蒋介石为“东方的暴君”），与他无关，所以演出后没出什么问题。演出后一些进步报刊曾把这首歌词在报刊上登载。”《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大阳滚过大海的绿波，

　　照着中国美丽的山河。

　　让我们用大阳的光辉，

　　来赞美我们亲爱的祖国。

　　气势磅礴的《祖国大合唱》，歌声如号如角，如潮如涛，如沸如扬，如鼓如雷。

　　马思聪本是一位“学院派”音乐家，酷爱的是“纯音乐”。然而，抗战的烽火，反蒋的热潮，毕竟震撼了他的心扉。他拿起了笔，谱写群众歌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炽热的斗争中去。

　　早在1937年，他读了青年诗人克锋（今名金帆）的诗《自由的号声》，为之感动。他把激情化为音符，谱成一首十分流行的进步歌曲：

　　……

　　把斗争自由的号声。

　　向沉迷的世界倾洒：

　　战士的心头燃起一把火，

　　压迫下的人忽然像火山爆炸！

　　啊！我将要看这苏生的大地，

　　迸发出灿烂的自由之花！

　　到了1941年，他为20首抗战歌曲谱了曲，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献上一支又一支颂歌、赞歌、战歌。他与抗日将士心贴心。

　　他，写出了《抛锚大合唱》。在他的笔下，蒋管区犹如一辆抛了错的汽车，人民拥挤在这辆抛锚的汽车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内战的序幕已经拉开。1946年1月5日，重庆隆重举行追悼人民音乐家洗星海的音乐会。周恩来提议，成立“星海合唱团”和“民主合唱团”。

　　他说：“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斗争。”

　　郭沫若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满怀激情踏上讲台。他以诗人的气质，大声疾呼：“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歌声！”

　　会场上那热烈的情绪，化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马思聪恳请诗人端木蕻良写词，他奋笔挥就了《民主大合唱》。

　　翌年，他从广州到香港演出，正巧，诗人金帆从东江纵队游击区到香港工作。

　　一见面，马思聪对金帆说：“你写点歌词给我吧，我真想写首大合唱。”

　　当马思聪回到广州后，收到金帆寄来的歌词，他立即沉醉在创作的激情之中。

　　只用了十天时间，他一气呵成了《祖国大合唱》。

　　在《马思聪院长的谈话》中，他追述了当时的情景：

　　“1947年，我在广州艺专写了《祖国大合唱》。词是金帆从香港寄来的。原词七段，我用了其中四段。因为当时是处在国民党统治下，歌词的内容不能写得很明显，但内含的意思是光明要来了，全国要解放了。我写这首曲子，开首用了陕北眉阝雩阝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陕北延安方面来……”

　　看啊，祖国人民起来了，

　　排山倒海般起来了！

　　……

　　谁想要喝人民的血，

　　谁就要被消灭！

　　中国人民要永远做中国的主人！

　　……

　　祖国啊，看千万忠勇的英雄，

　　用鲜血染红你的胸脯。

　　我们要在你的土地上面，

　　建设自由幸福的乐园。

　　那时再没有人剥削人，

　　再没有作威作福的恶棍。

　　你就要从血泊里永生。

　　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

　　政治色彩如此鲜明的歌词，清新活泼的陕北民歌调子，《祖国大合唱》在蒋管区不胫而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以至南洋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演出这首新中国的颂歌。

　　马思聪回忆说：

　　“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演唱这部合唱，听众有四千多人，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演出情况非常热烈。”

　　金帆回忆说：

　　“在‘文革’后期，我到北京维尼纶厂，遇见张宝城同志。他当年参加过演唱《祖国大合唱》。他说，在南京《祖国大合唱》演了一遍又一遍，歌声震撼了旧中国的‘首都’。有一次，在玄武湖畔组织了万人高歌《祖国大合唱》，特务们知道了，冲散了这场万人大合唱……”

　　这首《祖国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逢国庆游行之际，常常播送。

　　写罢《祖国大合唱》，马思聪意犹未尽。他再度与金帆合作，要他“再来一个”。

　　金帆写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马思聪谱了曲，马上由广州艺专的学生们演出。

　　金帆说：“由于想在蒋管区能演唱，我没有正面写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战争，而用各种方法来暗示。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作为作曲者的马思聪，心里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开头，就咒骂起“冬天”是“残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个残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统治着我们，

　　它统治我们大久了，

　　人世间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冬天”是谁？“残酷的暴君”是谁？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打起锣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齐欢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带来温暖和芳香，

　　春来带来幸福和快乐，

　　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

　　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

　　（《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

　　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