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母爱是可以培植和改变的话，那么记忆又何尝不能被今日的情绪所遗忘？如果痛苦和磨难是每一个生灵必须担当的，那么感激和承受为什么又不会是灵魂的另一种要求……
童年，母亲离不懂事的我很远；今天，母亲离成熟的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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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的孩子
苏菁
那是我的孩子
又到送别的时刻了。
拥挤的车站，茫茫的人海，又要和家人分别了。
丈夫想起我没带牙刷，匆匆跑到车站小店里，买来后从火车车窗递了上来。我感激地看著丈夫，竟不知说什么，直感鼻子发酸，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儿子站在送别人群的前面，他的眼睛尽量转向别处，母亲也低著头不敢看车上的我。
我旁边一位刚上车的女孩指著我的儿子，推推我说：你看那小孩，他哭了。
“那是我的孩子！”我强忍的泪水几乎要奔涌而出了。我赶紧昂起头，拼命咬住下唇，一条深深的血印刻在了我的唇上。
“我们马上要相聚北京的。”我心里默念著，眼泪终于没有流出来。
别太辛苦啦
我是乘坐2月16日的火车返京的，2月17日17时到达北京西站。刚到站，我就发了个短信给丈夫，他一会儿工夫就给我回了：到站了，你的东西叫辆车运回去，别太辛苦啦！
由于要到托运处取行李，折腾到晚上19点32分才到住处。
疲惫不堪的我把行李一件一件往外搬。当把母亲很小心放置的油壶取出时，发现箱子边上粘上了一滴油，我用布去擦，可无论怎么费尽心思，却总有一点油迹仿佛是印在箱子上，擦拭不净。这点印迹就像父母对儿女割之不去的爱意，不管你如何漠视，如何抵制甚至如何恼火，它都会牵牵绊绊，拂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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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的孩子
苏菁
那是我的孩子
又到送别的时刻了。
拥挤的车站，茫茫的人海，又要和家人分别了。
丈夫想起我没带牙刷，匆匆跑到车站小店里，买来后从火车车窗递了上来。我感激地看著丈夫，竟不知说什么，直感鼻子发酸，眼泪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
儿子站在送别人群的前面，他的眼睛尽量转向别处，母亲也低著头不敢看车上的我。
我旁边一位刚上车的女孩指著我的儿子，推推我说：你看那小孩，他哭了。
“那是我的孩子！”我强忍的泪水几乎要奔涌而出了。我赶紧昂起头，拼命咬住下唇，一条深深的血印刻在了我的唇上。
“我们马上要相聚北京的。”我心里默念著，眼泪终于没有流出来。
别太辛苦啦
我是乘坐2月16日的火车返京的，2月17日17时到达北京西站。刚到站，我就发了个短信给丈夫，他一会儿工夫就给我回了：到站了，你的东西叫辆车运回去，别太辛苦啦！
由于要到托运处取行李，折腾到晚上19点32分才到住处。
疲惫不堪的我把行李一件一件往外搬。当把母亲很小心放置的油壶取出时，发现箱子边上粘上了一滴油，我用布去擦，可无论怎么费尽心思，却总有一点油迹仿佛是印在箱子上，擦拭不净。这点印迹就像父母对儿女割之不去的爱意，不管你如何漠视，如何抵制甚至如何恼火，它都会牵牵绊绊，拂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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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于父母不当的教育方式
苏菁
第十五章 知难而退
是走，还是留
对我来说不是简单的一个选择问题
坚持是一种好品性
但你必须启动常识和智慧
当发现自己的选择有偏差时
要合理调整目标
放弃无谓的固执
都在于父母不当的教育方式
有一段时间，我和强迫症专家吴建杰大哥每个星期一下午都要到北大六院参加他们的病友生活发现会。
在生活发现会上，患者说出自己的症状，再让康复者谈自己走出来的经验。我发现强迫症患者的共性在于做事力图完美，且都有喜欢思考、缺乏行动、优柔寡断的性格特征。他们为什么会反复洗手、反复关门、反复检查煤气，归根到底，就是自信心不足，怕别人不承认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在哪呢？
崔玉华教授一语中的：都在于父母不当的教育方式，过于苛求孩子。
的确如此。我在现场做了一个调查，有的患者之所以在父母面前症状越发明显，就是因为和父母反复提醒症状直接相关，如：这孩子就爱反复关门，这孩子就是胆小容易脸红……父母越提醒，孩子就越注意自己的消极感受，这个感受就越明显，因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认为周围人对患者的暗示相当关键，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他们当病人看待，像正常人那样去要求他们，去激发他们内在的潜能，让他们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自然就会淡化原来的症状。
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辅导几位患者的，效果都很明显。
他们很多人是瞒著父母来上课的
由于肖峰老师在《北京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父母教育不当导致孩子杀害父母的分析文章，我值班那天，有关家庭教育的咨询电话就有几十个，电话当然是为孩子打进来的，可我和父母一交流，发现问题无一例外不是出在父母身上……
我准备打电话到学员肖郁家通知她上课，肖峰老师提醒我：“如果她本人不在的话，最好不要说具体的事。你知道吗？他们很多人是瞒著父母来上课的。”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孩子都知道心理健康的重要，而父母却……
我越来越感到父母自身教育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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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得了多动症
苏菁
我的孩子得了多动症
轮到我值班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保定一位母亲的电话，没说几句，她就哭了起来。她断断续续地说，儿子今年10岁，老师告知她孩子在课堂上坐不住，得了多动症，让她带孩子去医院看。他们去了，医生开了药，孩子吃了药也不见好。儿子现在不敢去上学了，急得她不知如何是好，请了假在家陪著他。
我让这位母亲把她儿子叫过来。儿子过来了，怯生生地喊了一声：“老师好！”
我问他喜欢上学吗？他说原来喜欢，现在不想去了。我问为什么？他把刚才母亲的那番话又说了一遍。
我接著问他：“你上课因为什么受到老师的批评呢？”
他说：“有一次是因为铅笔断了，就向前面的同学借，老师叫我上课不要说话；还有一次是因为橡皮掉到前几排位置了，我跑去捡，老师很生气，叫我把家长叫来。”
“你向老师解释了吗？”
“老师不听我的解释，我妈妈也不听。”孩子委屈地说。
表面上看起来是孩子的问题，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父母怎么处理问题就这么单一呢？学会和孩子有效沟通是为人父母为人师表的天职，可……
我继续问孩子：“如果你准备好了几支铅笔备用，你还要向同学借吗？”
他说不用了。我再继续：“你的橡皮掉到地上了，你等下课再去捡，行吗？”
“好的！”那头传来孩子轻松的回答。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影响其他同学了，老师也不会怪你了，知道吗？你还怕去上学吗？”
他好像忽然明白似的：“那我今天晚上就准备好铅笔，明天我就去上学了。”
他的母亲接过电话，一个劲地表示感谢。我问母亲：医生开给孩子什么药？她说是什么镇静剂之类的。我的心情很不好受，因为我已亲眼目睹了几个来询者因为吃了太多医院开的药，都变得有些痴傻了，孩子的父母也追悔莫及。
我对这位母亲说：孩子无论做错了什么，我们首先要和孩子交流，找到真正的原因；还要注意和老师协调好关系，因为老师带一个班不容易，她没有那么多的精力注意您的孩子。其实有些事真的很简单，可我们大人往往把问题夸大了。
母亲表示以后要向这方面努力。
过了几天母亲打电话过来。“孩子上课没有多动的现象了。您给我再留一个别的电话好吗？万一孩子又有什么事的话，我可以直接向您请教。您这个电话好难打，我打了两个星期才打进来。要不成立一个父母学习班，好不好？”这位母亲焦虑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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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碰到的永远是第一次
苏菁
母亲碰到的永远是第一次
提出类似要求的母亲已经很多，有的甚至是声泪俱下地乞求：
“我的孩子在家反复开门关门，你们的电话太难打了，您能不能给我打过来？我愿意支付电话费。”
“我的孩子出走了。他的语文老师说，他的作文写得太出格了，我说了他几句，他就走了。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迷恋上网，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更别说上学了。”
“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就怀孕了，真是造孽啊，她居然说不知道怀的是哪个性伙伴的孩子！”
“我的孩子觉得活著没意思，想自杀。”
……
面对一个个无助的孩子，面对一个个焦虑的母亲，我很是为难，因为就我个人而言，是没法应付这么多社会上的需求的，我理解她们，可却满足不了她们。
母亲们的担忧引起了我的思索：作为孩子的母亲，她没有人指点，甚至没有地方咨询，即使这样，人们仍不会因为她没有经验，因为社会没有提供她这种经验就原谅她的失误。她的责任比老师的责任要重千万倍，但是同老师相比，让人诧异的却是她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训练，她碰到的永远是第一次。母亲们就在这黑暗中摸著石头过河，万一不幸走错几步，就会连自己和孩子一起被河水吞没。
母亲也需要培训啊，可是以慧源目前的状况是不可能专门开设父母培训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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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心理咨询的无奈
苏菁
国内心理咨询的无奈
曾经有不少人问我：一个人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时间应有多长？
这不仅因人而异，也因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不同要求而异。弗洛伊德在最初创立“精神分析”时，平均每个患者要见一年以上，每周会面一个小时。这样长的治疗期，是很少有人能在时间和财力上承受得起的。所以，后来人们便一直想方设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最佳疗效。
目前在美国，5次以下的会面一般就叫短期治疗，15次以上就叫长期治疗。
在我们中国，心理咨询还是一个新生事物：生活中有时间、有知识、有钱的人，当他有了心理问题时，宁愿去跟朋友喝酒，以酒浇愁；或去歌厅，找三陪，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或去赌博，一掷千金，用输赢的紧张来暂时转移现实关系中的紧张。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以为心理咨询能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其实心理咨询并不能解决他们非常现实的生存问题。
有许多来询者提议能否免费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在一篇《编读往来》中，肖峰老师详细谈了理想和现实中的这些矛盾：
在慧源我们每天收到少则几十封、多则上百封青少年的来信，诉说的全是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我去大学讲课，会场几乎次次爆满，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到京城一家有名的大网站现场回答网民有关人际关系的咨询时，还没开始就已有700多条提问。现在的心理问题，有著相当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作为专门从事心理咨询、训练、测试、研究工作的慧源中心，理应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价值和作用。
这就不得不提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回避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从慧源中心开展的各项业务来看，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难以正常运作的：广告宣传，网站建设，资料的印刷与邮寄，办公用房的租用，日常办公设备的购买及维护，还有税务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哪一项能离开这个“钱”字？
因此现在常常有人劝我：“你们干嘛老与那些小地方的穷学生纠缠在一起？你们干嘛不把服务对象定位在大城市的大款及白领阶层，去赚有钱人的钱呢？”这个问题我也曾不时地考虑过，问自己是不是要改变服务的对象，然而想到真诚需要、热心支持我们的广大学员及青少年、中老年朋友，我决心还是要把这项事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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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丧失斗志
苏菁
你不能丧失斗志
“慧源暂时发展不起来。”我愧疚地打电话给丈夫。
“慧源发展缓慢没关系，但你不能丧失斗志。”丈夫初衷不改。
我只觉得一股热流涌遍全身，鼻子酸酸的。
连著几天丈夫都给我发来短信息：
“辛苦你啦，目前慧源发展缓慢没关系，最要紧的是你不能失去信心和斗志。不管时间多长，我相信你会成功的，因为你与常人不同，你有韧性。”
“我相信你能发展自己的事业，因为你具有优秀的品质和执著的精神，虽然在创业期间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我坚信经过努力你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你把我放在重要位置，现在陈楠很独立，你放心，我希望你好好干，工作稳定后再接陈楠过去，好吗？”
“是的，陈楠很可爱，我们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自豪，你说呢？”
“我和楠楠都支持你，也相信你会成功的，你放心干吧。”
“不管创业有多困难，我都始终如一地支持你，你有什么难处尽管对我说，好吗？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我深知丈夫的鼓励和支持对于此时的我有著多大的分量。
我选择离开慧源
晚上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是走，还是留？孰重孰轻，对于我来说远不是简单的一个选择问题。
如果走的话，那将意味著在北京我要重新开始；如果留下来的话，那我只能接受这里的现状。按这里的步伐，两三年内都不一定有大起色，我们家人的团聚将变得遥遥无期，我上课也不会有激情，对学员辅导效果也不会好，这绝对不是我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