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青手机接听的电话，除了曼苏里的家人，就是单位几个有限的同事。张灵找她的时候最多。她一旦问陈青为什么不接家里的电话，陈青就会撒谎说，她在洗手间，或是在厨房。张灵说，不是和马每文闹别扭了吧？陈青说，哪能呢！陈师母一年给女儿打不上三次电话，但有一天她突然把电话打到陈青的手机，问她，你去哪儿了，怎么不在家？陈青说在家里，不过，电话坏了。谁知家中的电话铃声突然底气十足地叫起来，戳穿了她的谎言。陈师母忧心忡忡地问，你和每文没事吧？陈青说当然没事了。陈师母打电话是想让陈青抽空回去劝劝陈黄，这一阵子她和蒋八两混在了一起，曼苏里人看见他们俩一起下馆子，一起去买鞋。陈师母说，她就是长了胡子的话，也不能破罐子破摔，跟蒋八两这样的人吧？你说蒋八两还是个男人吗？把老婆给喝跑了，儿子喝丢了，剩下他一个，照旧喝！他开车挣那俩钱，不够填酒壶的！陈黄跟了他，不是自讨苦吃吗？陈青答应着周末回去，然后她劝母亲不要再看宰羊去了。陈师母停顿片刻，突然说，要下雨了，我得收衣服去了，就把电话挂了。陈青见窗外阳光灿烂，她不相信城郊的曼苏里会是乌云满天。
陈青最怕接到老于的电话，现在“菜瓜饭”只剩下他们俩了。老于五十七了，按照规定，转年就该退休了。他平素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反驳什么事情，本不该对压缩版面的事情大动肝火的。谁知他一反常态，到总编室骂编委们是草莽之徒，竟然让“再婚堂”这样的版面挤压高雅的“菜瓜饭”，实在是可恶！他称如今这个世道是逼良为娼的时代，报社的领导炮制“再婚堂”出炉，是为虎作伥！而事实是，“再婚堂”亮相仅仅两周，就吸引了众多读者的目光，报纸的零售飞涨了五千份。
老于的电话一进来，起码要唠叨半小时。他总说陈青太懦弱，怎么能眼看着“菜瓜饭”—路遭贬而毫不动心？老于最气愤的，是风华正茂的姚华，说她一到了“再婚堂”后，人立刻就学坏了，连香烟都叼上了！
老于发牢骚时，陈青只是默默地听。有时她会插一句言，说“再婚堂”办得确实不错。老于这时就会声嘶力竭地喊：有什么好？！不过是贩卖婚外情和床上的那点烂事，迎合一般读者的低级趣味，跟开了家妓院有什么区别？！这时陈青会把手机挪得离耳朵远一点，否则耳鼓会被震得嗡嗡响。当然，老于愤慨完，总要诚恳地说一句，对不起啊。他说自己就要退休了，报纸的好坏跟他也没太大关系，他拿的退休金是固定的。他还说退休好，可以不看领导的脸色，可以写自己最想写的东西。末了，他会用乞求的口吻让陈青签发某某的稿子，通常的语式是：也就千把字，插进去吧，啊？人家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你就当香草园中栽了棵稗草吧！老于经常向陈青推荐“关系稿”，什么老龄委下属的诗词协会主席的古体诗，什么外企白领写的小情小调的游记，陈青开始时拒发此类稿子，但时间久了，觉得老于也不容易，他的一双儿女都不争气，要靠他接济，老婆又多病，常年吃药。老于若是发了这样的稿子，会得到人家些微的酬谢。一个五十多岁的文化人活得如此局促和尴尬，让陈青痛心，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她会签发一篇这样的稿子。现在“菜瓜饭”的园地一缩再缩，等待栽种的好花好草已积压了一堆，陈青当然要谨慎签发“关系稿”了。老于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留给陈青最后的话就是一声叹息。
陈青每次接完老于的电话，都会口干舌燥。有一次她放下手机，立刻冲出屋门，打算去厨房的冰箱倒一杯冰镇杨梅汁，谁知竟与马每文撞了个满怀。他竟然站在她卧室门口半米处，煞有介事地拿着一幅风景油画在走廊的墙壁上比画着。陈青在猝不及防中与他的身体接触的一刻，他发出几声奇怪的笑声。当她缩回身子时，马每文问她，这幅画挂在这里合适吗？那是一幅描绘俄罗斯深秋草原的风景油画，色调深沉静寂而又苍凉辽阔，它最佳的栖身处应该是客厅半明半暗的北墙，而不是走廊昏暗的墙壁。这样的墙壁；悬挂此类画，画不是活了，而是死了。陈青说，这幅画放在这里，就像我放在这个家一样，是不相称的！此话一出，连她自己都惊讶了。马每文提着画的胳膊垂了下来，他说，不相称就算了。他这话像是说画，更像是回应她。陈青怀疑马每文是在找挂画的借口来监听她与别人通话时说些什么，她在唾弃这种行为的同时，又有点暗自得意：马每文还是在意她的！
然而接下来的一个周末，马每文又不辞而别了。陈青现在憎恨双休日，因为它的出现，周五就是周末了。她本打算回曼苏里与陈黄谈谈她与蒋八两的事情的，而且还联系好了市第二医院美容科的医生，打算带她来看看因吃增高剂而长出的胡须，可是马每文的再次离家让她心烦意乱。她从黄昏守着一桌的菜，看着它们一点点地变凉，看着它们的色泽暗淡下去，好像守着位魂将归西的亲人一样满心苍凉。夜深了，它把一口未碰的莱倒进垃圾箱中，打开一瓶红葡萄酒，一饮而尽，然后摇晃着去浴室冲凉。冲着冲着，眼前发晕，她支持不住，飘飘忽忽地倒在地上。莲蓬头喷出的水仍然飞珠溅玉般地倾泻到她身上，好像无数温柔的小手在抚摩她。陈青睡了足足有一小时，后来是冷水把她激醒了。原来储存在电热箱中的温水已经流尽了，循环进来的是生硬的冷水。她迎着刺骨的冷水哆哆嗦嗦地站起来的时候，想起了她离开徐一加的那天所经历的漫长的寒夜，她知道自己又陷入了那样的寒夜中，忍不住哭了。
星期六早晨，陈青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单位有急事，不能回去了。母亲说，每文好久不回来了，他忙什么啊？陈青搪塞说，塑钢厂新进了设备，这一段他正请人来调试机器，我们争取下周回去。母亲轻轻地“哦”了一声，突然颤着声说，你爸在别处有了窝了，那个窝里有两条胳膊啊。陈青明白母亲在说父亲与王卷毛在炉具厂的裁缝铺子，那是他们幽会的第三地，她劝慰母亲不要理睬那些传言，如果父亲真的去那里，她会放火烧了裁缝铺子。
挂了电话，陈青便把手机打开，放在家中的固定电话旁。她守着它们，就像守着一双病儿，满怀焦虑。她期待马每文能打回一个电话，然而没有。到了黄昏，她受不了这煎熬，鼓足勇气按下了丈夫的手机号码。蜂音声鸣响了很久，马每文才懒洋洋地接了电话。他绵软地“喂——”了一声，陈青便开始结结巴巴地说，她切菜时切着了手指，血在流，可她找不到止血的药粉和绷带。马每文打了一声呵欠，说，在客厅书架下的小药箱里啊。陈青“哦”地应了一声，既没问他在哪里，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很客气地说了声“谢谢”，放下电话。她放下听筒后愣怔了很久，然后走进厨房，用锋利的菜刀切了一下右手的无名指，鲜血从刀口处滴答滴答地流到地板上。她走进客厅，血也跟着一路走进客厅。她打开小药箱，先为伤口敷上药粉，然后用绷带把伤指层层包扎起来，那枚结婚时马每文送她的钻石戒指就被紧紧地裹在里面了。它就像一轮陷入了乌云中的明月，顿时消失了光影。她合上药箱后，出了家门，下楼后打了一辆的士，直奔紫云剧场。周末的夜晚，那里都有戏剧上演。陈青到了那里时天已黑了，她买了一张票，摸着黑走进剧场。舞台上的剧正在高潮，一个女人在倾诉，一个女人在痛哭，而另一个女人则在笑。由于没有看到前面的剧情，这一男两女的情态让她觉得夸张可笑，她坐在最后一排，忍不住笑出了声。开始是小声地笑，后来她控制不住地大笑不止，前面的观众就不看戏了，而是频频回头看她。保安闻声走过来，把她清理出剧场。她站在剧场外面望着这架竖琴风格的建筑时，觉得受伤的手指疼痛不已。好像她用它刚刚弹奏了一首疾风暴雨式的曲子，累伤了它。
周一的傍晚，马每文回来了。他看上去瘦了一圈，眼睛里布满血丝，很疲乏的样子。陈青想他一定是在第三地与情人欢娱时消耗了太多的气血，这让她很愤怒。她戴着橡皮手套做了晚餐，把黄瓜切得长短不一、粗细不均地堆在盘子中，炸了碗鸡蛋酱，下了子儿挂面。这种炸酱面，曾是他们夏日时最喜欢的晚餐，马每文往往要吃上两碗，然后撩起背心，拍着突起的肚子慨叹：美啊！可陈青这次将面条煮过了头，面条断肢解体的，成了糨糊。而且，炸酱的油没有烧熟，一层黄乎乎的油泛在酱汁上，像是谁撒下的一泡浊黄的尿，令人作呕。不仅马每文没胃口，她也是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筷子。
他们吃饭的时候一直沉默着，马每文大约受不了这死一般的寂静，他去客厅打开了音响，肖邦的钢琴曲带着股清凉之气，像泉水一样汩汩流来。马每文回到餐桌时，陈青已经开始收拾碗筷了。马每文对妻子说，你的手指受伤了，还是我来吧。陈青说，我可以戴橡皮手套。马每文说，万一手套破了，会感染的，还是我来吧。
陈青就转身回她的卧室了。她躺在床上，听着钢琴曲中掺杂的一缕缕马每文冲洗碗筷的水流声，心中充满了柔情和伤感。她多么希望第二天早晨起来，丈夫的床头柜上没有新加的旅行票据啊，那样一切都可以慢慢地回到从前。
第二天早晨，陈青起来的时候，马每文已经出门了。她走进他的卧室，迎候她的是床头柜上两张叠压在旧机票上的由寒市到北戴河的往返火车票。这两张刚刚用过的车票就像两条沉重的钢轨，压过她的心头，让她透不过气来。北戴河有海，那也是湿润之地啊。陈青仿佛听到了海风中马每文快意的呼喊，在这呼喊声中，一定有一个女人温柔的潮汐声与此相和着。
陈青摇晃着走出丈夫的卧室，好像刚从停尸房看完亲人的遗体似的，彻骨悲凉。她回到卧室躺了片刻，然后起来换上一条藏青色的长裤，一件宝石蓝色的低胸收腰的纱绸短衫，将头发高高绾起，换上半高跟皮鞋，像很多单身的上班族一样，下楼后在早点铺买了两根油条，一纸杯新鲜豆浆，边走边吃。
如果说街巷在夜半时分是一条条饥肠辘辘的肠子的话，那么在上班的高峰时，这一条条肠子就饱胀起来了。肠子里拥塞的是大大小小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和络绎不绝的赶路人。车辆排放的尾气和一些店铺泼出的隔夜的脏水，为这些肠子注入了气体和汁液，使它勃勃跃动。陈青明白，这些肠子里的东西，早晚有一天会变成垃圾，她不过是垃圾中的一分子。
陈青昂首挺胸地走进报社大门，她那饱满的精神状态让人以为她中了彩或是升了职。她在工作台前低声哼着歌，把老于提上来的两篇关系稿，一并签发了。当她起身把稿子越过隔板递给老于时，发现他正弓着背，埋头悉悉率率地做着什么。
《寒市早报》位于报业集团的三层，大约有八百平方米，分为两个区域。一侧为普通记者的工作区，一侧为领导的工作区。领导们在南侧单独辟出几间屋子，每间二十多平方米，桌子宽大，桌前配的是米色的皮转椅，墙角还放着长沙发，既可接待客人，又可供午休。普通记者的工作区占地大，大约有近百个工作台，用白色的密度板隔开。每个空间大约四平方米，放着一张灰色的电脑桌和一把黑色的椅子。记者们把这些连缀在一起的同一格式的工作台，赋予了各种称谓。有人说它是营房，有人说它是羊圈，更有甚者，说它是殡仪馆存放骨灰盒的格子间。由于它们在外观上长得一模一样，常有记者钻错了地方，所以每个平台的入口处的隔板上镶嵌着所属记者的名字。为了便于部门的区分，在某些平台上又竖起一截铁杆，上面横着黄铜的牌子，标着“新闻部”“文体部”等字样，看上去好像出殡队伍中举起的招魂牌。虽然这样的工作环境不可能有太多的私人生活，但记者们还是喜欢在工作间隙，隔着隔板开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但最近两年，四只摄像探头的出现，使报社的气氛变得沉寂了。
新闻部的一位摄影记者，有一架昂贵的索尼相机，三年前的冬天，突然遗失了。当时他去了餐厅，把相机放在电脑桌旁，午饭归来，它不翼而飞。之后不久，广告部的杜小丽丢了一条搭在椅子上的银狐围巾。报业集团的正门和三楼《寒市早报》的大门，均有门卫把持，没有胸卡是进不来的。所以接案后赶来的派出所的民警，分析《寒市早报》是出了家贼。虽然报社聘用了一名保安巡视，但丢东西的事情还是屡屡发生，闹得人心惶惶，人们即使去洗手间，也要随时随地提着包。转年春节过后，四只摄像探头就上了《寒市早报》的墙角。它们像四只突然出现的猛虎，在吓跑了“第三只手”的同时，也吓跑了大家的率性和快乐。想到自己的一切都处于监控之中，人们坐在工作台前不敢打盹，不敢大笑，不敢随意臧否时事，亦不敢哭泣。有人说，报社领导这是借失窃案，故意安上摄像探头来监视他们的工作状态。更有甚者，说领导是故意安排了几个心腹，自盗财物，以便有充足的理由实施监视员工的计划。从此后，偌大的工作场即使人影憧憧，也听不到多少声音，工作效率空前提高了，可人的精神却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
人们习惯了用伊妹儿和手机短信无声地传达信息、交流情感。所以一些人若做点私活儿，已经习惯了深深地埋下头，这样摄像探头只能探测个背影。
陈青将签发的稿子递给老于时，他正守着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币一五一十地数着。这些面额伍元、贰元、壹元不等的小额纸币，是他平素积攒下来的。他刚刚做了爷爷，孙子百天在即，他想买个电动玩具熊送给他做礼物。由于这个月几个老同学先后做了爷爷奶奶，随了几百元的贺礼，再加上老婆患了急性胃肠炎住院一周，他手头吃紧，所以把锁在电脑桌抽屉里的零散纸币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