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办公室，用尽可能客气的口吻对她说，阿尔芭接受不了英国教育的一般约束，劝她把女儿送到西班牙修女学校，也许可以控制住她的胡思乱想，纠正她的缺乏教养。可是，特鲁埃瓦参议员不愿意被随便一位圣约翰小姐吓住，极力施加影响不让学校把外孙女儿开除。无论如何，他也要阿尔芭学会英语。他相信英语比西班牙语优越。照他看，西班牙语是二流语言，只适于谈些家务事和装神弄鬼，只适于表达控制不住的感情和没用的事情，在科学技术领域里完全不适用，而他恰恰希望阿尔芭在科学领域里能有所成就。在新时代的潮流冲击下，他总算承认了有些女人并非完全是笨蛋。他认为，从吸引一位有地位的丈夫来说，阿尔芭太微不足道了，但她可以找到一份职业，像男人一样养活自己。在这点上，布兰卡支持父亲的想法，从切身感受中她深知缺乏正规教育在生活中会出现什么结果。
“我不想叫你跟我一样受穷，不想让你靠着男人过活。”每当女儿不想上学，又哭又闹的时候，布兰卡就这样劝她。
他们不肯给阿尔芭退学，阿尔芭只好忍受了接连不断的十年的学校生活。
克拉腊死后，街角大宅院变成了随波逐流的小船。对阿尔芭来说，小船上唯一稳定的人是她母亲。布兰卡像只凶猛的母狮似的极力阻止家中的混乱和衰落。然而，很明显，在这场阻止家道败落的搏斗中，她势必一败涂地。只有她一个人尽力使大宅院保持着家庭气氛。特鲁埃瓦参议员还住在那里，只是不再邀请朋友和政界人士到家里来。他关闭了客厅，一个人待在书房和卧室里，对家里的事儿不闻不问。政务和生意都很忙，他要经常出门儿，出钱支持新的选举运动；购买土地和拖拉机；饲养赛马用的良驹；利用黄金、白糖、纸张的价格牟利。他不知道家里的墙壁亟须粉刷，家具快要散架了，厨房变成了垃圾堆。他没有留意到外孙女儿的毛背心已然变硬，女儿的衣服早已过时，干家务活儿，团泥巴，两只手毁得不成样子。倒不是参议员生性吝啬，纯粹是他对家里的事漠不关心。有时候，兴致一来，也给外孙女儿带回一两件硕大无比的精美礼物。这只能让人更加觉得他在银行账号上的无形财产和家里的寒酸相很不协调。他交给布兰卡的钱多少不等，但总是不够维持大宅院的开销。大宅院暗幽幽，空荡荡，破败不堪，冷风几乎可以穿墙而过，失去了昔日的府第模样。布兰卡手头上的钱不够花，只好向海梅借钱过日子。尽管她紧着拆东墙补西墙，到了月底还是欠下一屁股债。最后，只好打定主意去犹太珠宝商居住区，卖掉一些首饰。这些首饰恰恰是二十五年前在那个地方买的，克拉腊装在一只毛袜子里留给了她。
布兰卡在家里戴着围裙，穿着草鞋，和留在家里的几个仆人没什么差别。出门儿的时候，穿上那件烫了又烫的黑衣服和白绸衬衣。老伴儿去世后，外祖父没有心思再照料阿尔芭。她只能穿从远房的表姐妹那儿拿来的衣服，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大衣穿起来好像军用大氅，里面的衣服又短又窄。海梅本想给她们帮帮忙，但是良知告诉他与其把个人收入供姐姐和外甥女打扮，还不如给饥肠辘辘的人买些吃的。
外祖母去世以后，阿尔芭开始做噩梦，常常惊叫着醒来，浑身滚烫。她梦见家里人全都死了，只有她一个人在大宅院里四处走动，陪伴她的只有在游廊上彳亍的黑乎乎、虚飘飘的鬼魂。海梅提议阿尔芭搬到布兰卡的房间去住，让她心情平静一些。自从和母亲同住在一问卧室里后，阿尔芭总是暗中焦急地盼着早点儿躺下。她缩在被窝里，两眼盯着母亲按部就班地结束一天的生活，然后上床睡觉。布兰卡先用哈莱姆香脂擦脸。这种带玫瑰香味的玫瑰红色的香脂，据说对保持妇女皮肤滋润具有神奇的效力。接着，把栗色长发梳上一百遍。她开始长白头发了，别人看不出来，可阿尔芭看得见。布兰卡爱得感冒，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总是穿着闲暇时候自己编织的毛线衬裙睡觉。赶上下雨天儿，还戴上手套，抵御寒气。由于常年摆弄湿泥，寒气深入骨髓，海梅的各种针剂也好，尼古拉斯的中国针疗也好，都不见效。阿尔芭望着母亲在卧室走来走去，结婚时穿的睡衣随身飘荡，发髻解开，长发披在肩上，周身笼罩着干净衣服和哈莱姆香脂的淡淡香气。母亲失神地自言自语，说些互不连贯的话语，诸如抱怨青菜涨价啦，述说身上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啦，埋怨家务沉重，累得要命啦。此外，还用诗的语言叙述她同佩德罗．力口西亚第三的会面，忽而想象他出现在黄昏的云际间，忽而追忆起他在三星庄园的金黄色的麦田里。天天都是这样。完事以后，布兰卡才躺在床上，熄了灯。两个人的床相隔不远，布兰卡拉住女儿的手，给她讲故事。故事是从舅姥爷马科斯收藏在那几只诱人的箱子里讲鬼怪的书上看来的，只是她的记性不好，讲出来的全是新故事。阿尔芭从母亲的嘴里听到一位王子睡上一百年，公主们和恶龙进行搏斗；一只在森林里迷途的恶狼让一个小姑娘无缘无故地开了膛。待到阿尔芭要求再听一听这些可怕的故事的时候，布兰卡就重复不上来了，全都忘记了。因此，小姑娘也养成了写故事的习惯。后来，也记下她认为重要的事情，就像外祖母克拉腊做的那样。
克拉腊死后不久，陵墓的营建工程开始了。工程拖了几乎两年之久。我不断要求增加耗资颇大的新项目：几块刻上哥特体金字的石碑、可以透过阳光的玻璃拱顶以及一套仿效罗马喷泉的精巧机关。这套机关可以用细细的水流连续不断地浇灌设在陵墓中的一个小小的花园。我让人在花园里栽上玫瑰花和山茶花，都是我心中不住思念的她们姐妹俩喜爱的花。塑像是个问题。我退回了几个设计方案，我要的不是小不点儿的天使像，而是和罗莎、克拉腊一样的塑像，脸庞、手、身量儿都一样。一位乌拉圭雕塑师的设计合了我的心意，最后塑像就像我要求的那样竖立起来了。一切安排就绪，又碰上一个事先没想到的障碍。由于瓦列家族的人反对，我无法把罗莎迁入新墓。我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他们，给他们送礼，施加压力，直到利用政权的力量，但都无济于事。舅爷们寸步不让。我认为，他们准是打听到关于妮维娅脑袋的事了，对把脑袋扔在地窖里，撂了这么多年，生我的气了。看到他们如此顽固，我把海梅叫来，要他准备好，跟我一起到坟地去，把罗莎的尸体偷出来。他一点儿也不惊讶。
“好说好道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我对儿子说。
和一般干这种事的人一样，我们是晚上去的，塞给看门的一笔钱。好多年前，为了陪伴罗莎在那儿度过第一夜，我也贿赂过看门的。我们拿着家什儿，沿着一条两侧种着翠柏的大道走进去，找到瓦列家族的墓地，动手干起阴气森森的掘墓勾当。我们轻手轻脚地挪开那块守着长眠于地下的罗莎的石碑，从墓穴里把白棺材拉上来。棺材比我们预想的要沉得多，只好求看门的帮个忙。墓穴狭小，干起活儿来很不得劲儿，手里的家什儿碰来碰去，那盏电石灯光线又很暗淡。随后，我们把石碑放回原处，免得有人猜疑墓穴是空的。完了事，弄得满身大汗。海梅想得周到，带来一壶烧酒，我们喝了点儿酒，提提神儿。虽然我们俩都不迷信，那块到处是十字架、拱顶和石碑的墓地还是怪疹人的。我在墓地口儿上坐下来喘口气，心里想，挪口棺材就累得我心律失常，眼前发黑，金星乱冒，可见我已经不年轻了。我闭上眼睛，想起罗莎，想起她那副姣美的面容、牛奶般的皮肤、美人鱼式的长发、撩人的甜蜜的眼睛、拿着珍珠母做的念珠、交叉在一起的双手和新娘戴的花冠。回想起这位俊俏的贞女，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她从我手中跑掉了，这么多年一直躺在那里等我来找她，把她迁到合适的地方。
“孩子，咱们把这个打开。我想看看罗莎。”我对海梅说。
他没有试图说服我，因为每逢我拿定主意，那种说一不二的口气他是很熟悉的。我们把电石灯重新放了放。海梅耐着性子把青铜螺丝钉起下来，这么多年，螺丝钉都发乌了。我们抬起棺材盖，盖子沉得像是用铅打造的。在电石灯的白光下，我看见了俏姑娘罗莎，她身边撒着新婚用的橙花，满头碧绿的秀发。真美啊！ 就像很多年前我看见她平躺在我岳父母饭厅的桌子上的白棺材里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出神地盯住她，时间没有使她变样儿，我并不奇怪，我在梦中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我俯下身去，隔着盖住她脸庞的玻璃在我毕生喜爱的女人的苍白嘴唇上印了一个吻。这当儿，一阵轻风吹过翠柏，透过一些缝隙狡狯地吹进一直密封着的棺材。霎时间，容颜未改的新娘一下子解体了，化做一堆灰色的轻尘。当我抬起头来，张开眼睛，唇边还留着冷冷的亲吻感觉的时候，俏姑娘罗莎不见了。躺在棺材里的是有几个黑窟窿的骷髅头，颧骨上粘着几条象牙色的皮肤，脑后只有几绺发霉的乱发。
海梅和看门的连忙盖上棺材盖，把罗莎放在一辆小车上，推到在鲑鱼肉色的陵墓中靠克拉腊身边给她留出的地方。我在翠柏大道旁边的一座坟头上坐下来，两眼望着月亮。
“菲鲁拉言之有理，”我在想，“我只剩下孤身一人，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在萎缩，只差像条狗似的死去了。”
特鲁埃瓦参议员和在夺取政权中日益发展起来的政敌展开了斗争。其他保守党领导人身体发胖了，年岁越来越大了，在没完没了的无谓争论中浪费时间，唯有他一人专心致志地工作、研究、从北跑到南，靠个人的力量掀起一场永不停止的运动，根本顾不上年事已高和骨头咔咔作响。在每次议会选举中，他都重新当选为参议员。不过，他的兴趣不在权力、金钱或威望上，满脑子想的是摧毁一点一点渗入人民当中的、他称之为“癌症”的东西。
“哼！ 掀起块石头就能找到个共产党！ ”他说。
他说的话没人相信，就连共产党人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挖苦他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模样像只戴孝的乌鸦。还说，挥舞手杖早已过时，他的预言晦涩难懂。特鲁埃瓦参议员把统计数字和近期投票的实际结果举到同党的鼻子跟前，大家却担心他越老越糊涂。
“早晚有一天咱们没法儿赶在统计票数以前把票箱偷出来。到那时候，咱们全他妈的得完蛋！ ”特鲁埃瓦说。
“靠群众投票，在哪儿也没取胜过。至少也得闹场革命，咱们国家不会出这种事。”大家反驳他说。
“迟早会出的。”特鲁埃瓦激动地说。
“静一静，伙计。咱们不会允许发生这种事的。”大家安慰他说，
“他们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丁点儿机会。他们没考虑到事务的魔幻的一面，您没看见吗？ 这种学说是无神论，讲实际，讲实用。在这儿，成不了事！ ”
就连乌尔塔多上校也没把共产党人看成是什么危险，虽然在他眼里全国到处是敌人。他不止一次告诉特鲁埃瓦参议员，组成共产党的不过是四个无足轻重的人。从统计学上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他们照莫斯科的指令办事。论那副虔诚劲儿，倒可以干些更有用的事业。
“莫斯科在地球的另一端，埃斯特万。咱们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些人并不了解。”乌尔塔多上校对特鲁埃瓦参议员说，“他们根本不考虑咱们的国情。他们比‘红帽党’还要糊涂，这就是证明。前些日子，他们发布了一项宣言，号召农民、海员和印第安人参加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滑稽可笑的。农民知道什么？ 海员天天在大海里，他们感兴趣的是下一个港口的妓院，而不是政治。印第安人！ 总共才有二百来人。照我看，经过上个世纪的大屠杀，剩不下多少人了。想在他们的保留地里建立什么苏维埃，那就请他们试试吧。”上校用揶揄的口吻说。
“话是这么说。除了共产党，还有社会党、激进党和其他小党小派呐！'，特鲁埃瓦回答说。
在特鲁埃瓦参议员眼里，除了他那个党以外，所有政党都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他分不清这个党和那个党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不同。一有机会，他就当众表白自己的立场，因此，除了同党以外，大家都把特鲁埃瓦参议员看做是非常古怪的反动的狂人和寡头。保守党只好出来帮他刹车，别老是一说话就走嘴，让大家跟着出丑。特鲁埃瓦参议员是愤怒的斗士，随时准备在座谈会上、记者招待会上、大学里与别人开仗。其他人不敢露面的地方，他却身穿黑衣服，手持银手杖，摆着那部狮鬃，岿然不动。他是漫画家讽刺的对象。讽刺挖苦一多，他倒成了人人熟知的人物。在历次选举中，总为保守党的投票大杀风景。他是个狂热分子，性情激烈，不合时宜，但他是家庭、传统、财产和秩序的价值的最好代表。走在大街上，大家都能认出他，编造各种以他为题的笑话，人们当中流传着一些据说是有关他的逸闻趣事。据说，就在他儿子在议会大厦门前脱得精光那次，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共和国总统把他叫到办公室，要派他到驻瑞士大使馆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从事和他年龄相称的工作，有助于恢复健康。特鲁埃瓦参议员的回答是用拳头猛砸国家元首的办公桌，把国旗和国父的半身像都震倒了。
“到死我也不离开这儿，阁下！ ”他大声吼叫着，“我一不留神，马克思主义者就会把您坐的椅子抢走！ ”
是他第一个把左派称做“民主的敌人”。不料，过了几年，这句话还真的成了独裁政权的口实。由此也可见特鲁埃瓦参议员的机敏。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大部分财产用于政治斗争。他注意到，尽管不断打开新的生意门路，自从克拉腊去世以后，他的财产似乎仍在日益减少。不过，他并不着慌。据他想，事情的发展应该顺其自然。克拉腊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