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要飞起来了。”她说。
“可别在这儿！ ”一想到她会从站台上的旅客头顶上飞上天去，我惊恐地喊起来。
其实，她倒不是说真要“腾空而起”，而是想超脱现状，摆脱不舒服、怀孕的负担和深入骨髓的极度劳累。她又进入了一个长久沉默的时期。我想大约持续了几个月吧，像哑巴时期那样，靠小黑板帮忙。这次我没有惊慌，我估计她一定会像布兰卡出生以后那样恢复正常。另外，我也知道了，沉默是妻子的不可侵犯的最后藏身之地，而不是像库埃瓦斯大夫说的是什么精神病。菲鲁拉像以前对待母亲那样一心一意地照料克拉腊，把她当成残疾人，从不把她一个人丢在一边。这样，她放松了对布兰卡的照料，这孩子整天哭闹，一门心思要回三星庄园去。克拉腊像沉默的肥胖的影子似的在家里踱来踱去，对周围的东西表现出佛教徒般的冷漠态度。对我连看都不看一眼。从我身边走过时仿佛我只是一件家具。我对她说什么，她总是愣愣怔怔的，像是没有听见我的话，或者根本不认识我。我们没再在一起睡觉。住在城里闲暇无事，家里的气氛又很不正常，弄得我神经极度紧张。我想找些事做，但还是不行，情绪一直不好。每天我都去检查生意的进展情况。当时，我开始在商业交易所搞投机买卖，花上几个小时研究国际证券的价格升降。我还投资、组织股份公司、搞进口贸易。好些时间是在俱乐部度过的。此外，对政治也开始发生兴趣。我甚至还参加一家体育馆组织的活动。一位身材高大的教练员一定要我锻炼几处肌肉，他认准我有条件练好。还有人建议我去做按摩，但我从来不喜欢这种玩意儿，我讨厌那些雇来的人用手碰我。这些事加到一块儿，仍然填不满时间。我觉得很不舒服，心情烦闷，想回乡下去，又不敢丢下家不管，在这些歇斯底里的女人当中显然需要一个有理智的男人。再说，克拉腊胖得太厉害了，她的肚子大得异乎寻常，干瘦的骨架快支撑不住了。她不好意思当着人脱光衣服，可她是我的妻子，我不许她在我面前还羞羞答答的。只要菲鲁拉没抢在前头，我就帮她冼澡、换衣服。她又瘦又小，肚子却大得吓人。临产前更加危险，我真为她感到无比的难过。想到她临盆的时候可能死去，我多少次彻夜难眠。我去找库埃瓦斯大夫，私下研究帮她生产的最佳方案。我们商定：如果情况不妙，最好再给她做一次剖腹产。只是我不赞成把她送到诊所去，而大夫不同意像第一次那样在家里的餐厅做手术。他说条件太不方便。可那时的诊所是感染中心，死在那儿的人比活着出来的人还要多。
一天，离临产时间不远了，克拉腊没打招呼就从婆罗门教的藏身所走出来，又开口说话了。她想要杯可可，求我带她出去散步。我心中为之一喜。全家人高兴极了，我们打开香槟酒，我要人在所有花瓶里都放上鲜花，派人买来她喜爱的山茶花。在她卧室的墙上铺满山茶花。直到她觉得恶心，才不得不赶快把山茶花拿走。我跑到犹太首饰商居住的那条街上，给她买来一只钻石别针。克拉腊表示深切感谢，说了声“真漂亮”，可我从未见她戴过。我想她大概又把别针随便放在什么地方，随后就忘记了。我们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我给她买下的所有首饰，她几乎都是这样随手一丢了事。我把库埃瓦斯大夫叫来，他假装来喝茶，实际上是要给克拉腊做检查。他把克拉腊带到卧室，然后对我和菲鲁拉说，看来她精神上的毛病已经痊愈了，只是胎儿太大，该准备准备怎么对付难产。这当儿，克拉腊走进客厅，大概听到了最后这句话。
“你们甭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她说。
“我希望这次是个男孩，叫我的名字。”我开玩笑说。
“不是一个，是两个。”克拉腊回答说。“这对双胞胎叫海梅和尼古拉斯。”她又补充了一句。
这太过分了，我想。几个月来强压下来的火气一下子都发作出来了。我勃然大怒，说这些都是外国商人的名字，我家、你家都没有人叫这种名字。至少其中一个应该和我、我父亲一样叫“埃斯特万”。克拉腊解释说，名字重了，会在生活记事本上造成混乱。看来她决心已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为了吓唬吓唬她，我一巴掌打碎了一个瓷瓶（ 我估摸着，那是我老爷爷兴旺年代的最后一件遗物） 。但是，她仍然无动于衷。库埃瓦斯大夫躲在茶杯后边一个劲地笑。这下子我更恼火了。我把门用力一摔，走出房门，到俱乐部去了。
那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一方面出于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报复，我来到一家以一位历史人物命名的，全城名气最大的妓院。我想说明一点，我不是个嫖客，只是在长期独居的时候才去找姑娘们玩玩。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啦，克拉腊把我惹火了，我气得不得了，浑身的劲没处使，心里七上八下的，那些年“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妓院生意兴隆，不过在国外还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在英国公司的航海图和旅游指南上标出了这家妓院，又拍成电视片，这以后才在国际上声誉大振。我走进一间客厅，里面摆着法国式家具，就是桌子、椅子腿儿弯弯曲曲的那种家具。接待我的是一位本地的老板娘，说起话来一口地道的巴黎腔儿。开头，给我看了看价目表，随后又问我是不是相中了哪位姑娘。我说，我只去过“小红灯”妓馆和北方矿工常去的几家土窑子，随便来一个年轻干净的女人就行了。
“我对您很有好感，先生，”她说，“我把本院挂头牌的姑娘给您领来。”
她一声呼唤，进来一个女人。她身穿一件黑缎子衣服，腰身很紧，几乎包不住她那女性的丰满肉体。头发歪在一侧，盖住一只耳朵，我压根儿不喜欢这种发式。一路走来，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麝香味儿，像轻轻的呻吟声似的在空中浮荡。
“看到您非常高兴，老板。”听到她的问候，我才认出来，原来是特兰希托·索托，只有声音还没变。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进一间坟墓似的紧闭的屋子里。窗户上挂着深色窗帘，谁也说不清自然光有多少年没照进来了。比起“小红灯”那里的肮脏摆设来，这儿无论如何要算宫殿了。我动手脱掉特兰希托的黑缎衣服，解开她的难看的发髻，这才看出这些年来她长大了，身体胖了，模样也漂亮了。
“我看你很有长进嘛。”我说。
“谢谢您的五十比索，老板。这笔钱帮我重打鼓另开张。”她回答说，“现在我可以加倍奉还了，眼下钱不值钱，五十比索顶不上那时候，。”
“我宁愿你欠着我的情分，特兰希托！ ”我笑了。
我给她脱下衬裙，看起来她完全不是那个在“小红灯”做事的身材消瘦、两肘和膝盖瘦骨嶙峋的小姑娘了。只有那种不知疲倦和像小鸟儿一样的清脆声音没有变。她身上的汗毛全刮掉了，据她说，她用柠檬和金缕梅蜜揉擦过皮肤，所以像婴儿的皮肤那样柔嫩、洁白。指甲涂成红色，肚脐周围刺上一条蛇纹。在身体其他部位保持不动的情况下，她能让蛇纹转动。她一边为我表演转动蛇纹的技巧，一边讲述她的生活。
“当初我要是留在‘小红灯’，那会怎样呢？ 老板。牙齿掉光了，我变成了老太婆。女人干这行，消耗太大，得特别注意。所以我不上大街卖笑！ 我压根儿不喜欢那么干，太危险啦。上大街，得有人保驾，不然的话，太危险。谁也瞧不起你。钱来得不容易，干吗还要给个男人送钱？ 女人都那么蠢，都那么死板。她们需要身边有个男人，才感到安全，岂不知可怕的恰恰是男人。她们不会自己管自己，只好为别人做牺牲。最倒霉的是野鸡，老板，我说的是实话。她们自己卖身，养活一个保驾的。挨了男人打反而高兴，看见男人穿得体面，镶金牙，戴戒指，觉得挺骄傲的。等到男人把她们甩了，又找个更年轻的，她们反倒说‘他是男人嘛’，也就原谅他了。不，老板，我可不是那号人。谁也没有养活我，我就是变成疯子也不会去养活别人。我干活儿是为自己，挣下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下的本钱可大啦，您别以为多么容易。老鸨儿们不爱跟女人扯闲篇，专爱跟地头蛇打连环。从不帮你的忙，压根儿不把你放在眼里。”
“看样子这儿的人挺器重你，特兰希托。他们告诉我你是挂头牌的姑娘。”
“本来就是嘛。要是没有我，这儿的买卖早就黄了，我像头驴似的给他们卖命。”她说，“剩下的姑娘全是废物鸡，老板。到这儿来的都是些老头子，和从前不一样了。这个行当得适应现代潮流，好吸引住中午没事干的公务员、青年人和学生。设备必须增添，环境要更可人意，还得要干净。要彻底打扫一遍！ 这么办，顾客才会相信你，不会担心染上性病。您说是不是？ 眼下这儿简直是个猪窝。从来不打扫。你看，掀起枕头，准会爬出个臭虫。我跟老板娘提过，她不理我。根本没有生意人的眼光。”
“你有吗？”
“当然有，老板！ 为了办好‘克里斯托瓦尔·哥伦布’我想出了上百万个主意。干这行，我还是满有劲的。有些人碰上不顺心的事光会怨天怨地，怨命不好，我可不是那路人。您没看见我已经熬到什么份儿上了吗？ 我已经是挂头牌了。照这样干下去，我敢发誓，我会开一座全国第一流的堂子。”
听了这番话，我很开心。我知道她有多大本事。每天清晨刮脸的时候，我在镜子里时常看到自己那种雄心勃勃的样子。一来二去，也学会了看穿别人的雄心。
“我看你的想法很了不起，特兰希托。干吗你不自己开业呢？ 我替你出本钱。”我中了邪似的想把生意扩大到这一行。唉，醉成了什么样儿了！
“不啦，谢谢您，老板，”特兰希托用一只染上胭脂红的指甲抚摸着肚子上的蛇纹回答说。“我不愿意从一个资本家手里出来，又落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应该搞起个合作社，让老板娘滚蛋。您没听说过吗？ 那您得多留神，说不定您的雇工在乡下成立合作社，您可就完了。我要搞的是妓女合作社。为了扩大生意，妓女也要，相公也要。本钱、劳力都由我们自己出。干吗非得要个老板呢？ ”
我们俩做爱，动作激烈又凶狠。乘坐那艘蓝绸帆船在缓缓的水流中航行久了，我几乎忘记了这种做爱的方式。枕头、床单乱做一团，强烈的欲望驱使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挤我压，直弄得精疲力竭，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岁。她是个肤色黝黑、野性十足的尤物，任凭你如何挤压，也不会散架；她是匹健壮的牝马，面对像我这样的人，能扛得住耳边响起的一连串粗话，无须柔情哄着，无须讨好骗着；可以随意地跨上去，不必顾忌双手太沉重，声音太粗劣，两脚太粗大，胡须太粗硬。双臂抱住这样的女人，我感到高兴极了。随后，我昏昏欲睡，心满意足，躺在她身边休息片刻，尽情欣赏她臀部两侧结实的曲线和抖动的蛇纹。
“我们还会见面的，特兰希托。”我给她小费的时候这样说。
“这句话我以前对您说过，还记得吗，老板？ ”她最后摆动一下蛇纹回答说。
其实，我并不想再见到她。更确切地说，我宁愿忘掉她。
要不是很久以后特兰希托帮了我个大忙，我是不会重提这件事的，因为我说过我不是嫖客。要不是她插手搭救了我们，顺便也让我们追忆往事，这段故事是不会记载下来的。
过不了几天，库埃瓦斯大夫在说服大家，准备再次为克拉腊做剖腹产。就在这个时候，瓦列家的塞维罗和妮维娅逝世了，留下几个儿女和四十七个孙子。克拉腊做了个梦，比别人提早知道了这件事。除了菲鲁拉之外，她对谁也没说。菲鲁拉极力让她平静些，对她说，孕妇总是一惊一乍的，常会做噩梦。她加倍细心地照料克拉腊。用甜杏仁油给她擦身，免得肚皮上生条纹；往奶头上抹蜂蜜，免得奶头破裂；喂她吃磨碎的鸡蛋壳，让奶足足的；不给她剔牙；为她念伯利恒经，以求顺产。克拉腊做梦后又过了两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比平时提前一些回到家里。他面色苍白，神情委顿，抓住姐姐菲鲁拉的胳臂，把她拉到书房，关上屋门。
“我的岳父岳母出了车祸了。”他三言两语说明了情况，“克拉腊生产前，我不想让她知道。要对她严加封锁，别让她看报纸、听广播，也别让人来看她，什么都别干！ 管好用人，别让他们说出去。”
克拉腊能洞察一切，他的一番好心都白费了。当天夜里，她又梦见父亲母亲走在一片洋葱地里，妮维娅没有脑袋。因此，她无需看报纸、听广播，什么都知道了。醒来后，她情绪激动，要菲鲁拉帮她穿好衣服，她要出去寻找妈妈的脑袋。菲鲁拉赶快跑去找埃斯特万，埃斯特万把库埃瓦斯大夫叫来。大夫只好冒着会伤害双胞胎的危险，给她服下一剂专门给疯子喝的药水，好让她睡上两天。但是，药水对她丝毫不起作用。
瓦列夫妇确确实实像克拉腊梦见的那样丧命的，也正好中了妮维娅平时常说的那句玩笑话。
“早晚有一天，咱俩得死在这辆倒霉的车里。”妮维娅指着丈夫那辆破旧的汽车说。
塞维罗·德尔·瓦列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喜好现代新鲜玩意的毛病。汽车也不例外。当时，大家都用腿走路，或以马车、脚踏车代步，而他却买下了本国进口的第一辆汽车。汽车本来是放在市中心的玻璃橱窗里作为新奇的玩意儿展览的。这台奇异的机器时速为十五到二十公里。这个速度十分危险。车开起来，行人吓得直躲，行人身上被溅起泥点子，落了一身灰尘，气得破口大骂。一开始，大家把它当成公害，一致反对。杰出的科学家们在报纸上说，人类器官承受不了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被称为汽油的新燃料能够燃烧，会产生连锁反应，最终使城市毁灭。甚至教会也插上一杠子。那次圣周星期四做弥撒的时候，雷斯特雷波神父对克拉腊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