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界以后，她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她，还有其他几位太太，把自己锁在议会和最高法院的铁栏杆上，闹了一场丑剧，让她们的丈夫下不来台。据他所知，妮维娅夜间跑到大街上，往墙上贴标语，号召举行普选。星期日中午，在光天化日之下，她一手拿着笤帚，头顶着高筒三角帽，在市中心走来走去，要求妇女和男人享受同等权利，可以投票、上大学，还要求所有的儿童，包括私生子在内，都享受法律的保护。
“这位太太脑袋有毛病！ ”特鲁埃瓦说，“她那套是逆天行事。女人连二加二都不会，还谈何拿手术刀？ 女人该干的是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照她们那样走下去，早晚有一天她们要当议员、法官，甚至共和国总统！ 她们会制造混乱，破坏秩序，最后闹一场灾难。她们出版不三不四的小册子，发表广播讲话，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自己锁起来，还得让警察用铁棍子把锁砸开，把她们抓起来。罪有应得嘛。可惜，闹到最后，还是出来个有势力的丈夫、胆小如鼠的法官，或是思想复杂的议员，把她们放掉……在这种事情上还得有铁腕！ ”
欧洲战争结束了，装满死者的车厢的隆隆声越来越远，但是还没有消失。广播、电讯和装载着移民的船只像一阵阵难以控制的狂风把破坏性的思想从欧洲带到这里。在炸弹的轰轰声和犁沟里腐烂尸体的恶臭气味的驱赶下，移民好似成群的惊弓之鸟，逃离了饥饿的土地，来到这里。那一年正好是总统选举，人们都担心事情会变得很糟。全国觉醒了。人民的不满浪潮敲击着寡头社会的坚固的结构。农村里祸不单行，又是旱灾，又是虫灾，又是口蹄疫。北方闹失业，遥远的战争的影响波及首都。那是个穷苦的年份，只差再来一次地震，给这场灾难唱一出压轴戏了。
但是，有钱有势的上等阶级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有钱人跳起查尔斯顿舞、狐步舞和黑人的猥亵的昆比亚舞，欣赏爵士乐，从新节奏里寻求乐趣。在中断四年之后，又开始乘船去欧洲旅行。去北美旅行也成为时髦。高尔夫球传进来了。这种新玩意儿吸引大富翁们用木棒抽打小球儿。其实，两百年前印第安人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这样玩耍的。太太们戴上长抵膝盖的假珍珠项链，头顶盖住眉毛的盆式帽子，头发剪得跟男人一样，脸上涂抹得好似妓女。她们都不再使用胸衣，跷着腿吸烟。绅士们被新发明的轿车弄得眼花缭乱。这东西价钱不小，无非是个带几个螺丝的会冒烟的家伙。可上午运到国内，下午就销售一空。当初修路的时候，只想到马和其他牲口能跑得起来就行了，根本没考虑到还会有这种神奇的机器。小汽车在这种道路上飞奔，无异于自杀。赌徒们把遗产和战后轻易得来的钱财拿到牌桌上赌博。香槟酒打开一瓶又一瓶。可卡因也进来了，成为瘾君子的新鲜物。人们凑在一起，似乎要没完没了地胡闹下去。
不过，在农村，新型汽车和短服装一样，还是个遥远的现实。人们逃脱了虫灾和口蹄疫的打击，把那一年当做好年头。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和当地其他地主聚集在镇子的俱乐部里，筹划大选前的政治行动。农民的生活还和殖民时期一样，他们没听说过“工会”、“星期日休息”、“最低工资”这些词儿。但是，新成立的左派党的代表开始潜入庄园。他们化装成传教士，一边腋下夹着《圣经》，一边腋下夹着马克思主义小册子。既宣扬活着要戒酒，又鼓吹死要为革命。老板们的密谋午餐会结束的时候，个个喝得酩酊大醉，有时举行一场斗鸡。等到天黑下来，大家一起袭击“小红灯”妓馆。妓院里，十二岁的姑娘们和全院、也是全镇唯一的“相公”卡梅洛随着一支古老乐曲的节拍正在跳舞。索菲娅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要说干这行，索菲娅已经过景了。不过她还有精力用铁的手腕掌管这一摊儿，不让乡警闯进来，惹得大家不耐烦，不许老板们一个子儿不花白跟姑娘们瞎胡闹。妓女中，舞跳得最好的是特兰希托·索托。她还最能经得住醉汉们的折腾。她不知疲倦，对什么都不抱怨，仿佛既能把可怜的少女的肉体交给嫖客玩弄，而灵魂又能远游他乡。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很喜欢索托，因为她对男女做爱的新花样和粗野行动从不忸忸怩怩，还会用动人的沙哑歌喉唱歌。有一次，她对特鲁埃瓦表示要远走高飞。这句话很博得他的好感。
“我不会一辈子待在‘小红灯’，老板。我要到首都去，我想出出名，成个有钱人。”她说。
埃斯特万寻花问柳并非因为他是花花公子，而是因为镇上只有“小红灯”这样一个消遣的场所。他不喜欢花钱买那些可以用别的办法得到的东西。但是，他很欣赏特兰希托·索托，索托能让他喜笑颜开。
一天，两个人云雨已毕，埃斯特万突然大方起来。这是很少见的。他问特兰希托·索托想不想接受一点儿礼物。
“借给我五十比索吧，老板！ ”索托立刻提出要求。
“太多了。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
“我去买张火车票、一件红衣服、一双高跟鞋、一瓶香水，再烫烫头发。有了这些东西，我就能重打鼓另开张。早晚有一天我会把钱还给您，老板。外加利息。”
那天，埃斯特万刚刚卖了五头小牛，口袋里装满钞票。再加上索托满足了他的欲求，在疲劳中更显得情意缱绻。于是，他给了索托五十比索。
“只有一点，我觉得遗憾，今后再也看不到你了，特兰希托。和你待在一起，我已经习惯了。”
“咱们会见面的，老板。往后的日子长着呐，打头碰脸的机会有的是。”
俱乐部里的丰盛宴席、斗鸡，妓馆里下午的欢聚，最后都是为了实现一项精心制订的计划（ 并不是独出心裁的计划） ，好让农民投票。东家们把馅饼和大量果酒分给农民，让他们好好过个节。给他们宰几头牛，烤着吃。用吉他为他们演奏乐曲。向他们大讲特讲爱国主义。答应他们，要是保守党候选人上台，每人可以拿到一份奖赏。要是别人上台，他们全得失业。此外，还控制住票箱，收买警察。过完节，农民被装在几辆车上，在别人监督下去投票。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只有这个时候，东家才和农民亲如家人。左一句“老伙计”，右一句“老伙计”。“东家，有我呐，决不白吃白喝您的。”“这句话我爱听，小伙子。得懂得爱国。你看，自由党、激进党全是窝囊废，还有不信上帝的，那帮婊子养的专吃小孩儿。”
大选那天，一切都照计划进行，秩序井然。有武装部队保证民主进程，所以天下太平。和往年相比，那一年春季大选那天，更是阳光明媚，令人心旷神怡。
在得知投票结果以后，特鲁埃瓦在俱乐部的餐厅里，手举着酒杯表示：
“对我们这个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大陆来说，这次大选是个范例。通常总是闹场革命，推倒一个独裁者，又扶上另一个独裁者。咱们国家大不相同，是个地地道道的共和国，我们理所当然地感到骄傲。在咱们这儿，保守党干净利索地取得胜利，无须找哪位将军来维持秩序，保证安定。不像那些独裁者各霸一方的国家互相残杀，好让美国佬趁机把原料全部拿走。”
三天后，生活回到正轨，菲鲁拉的信寄到了三星庄园。那天晚上，特鲁埃瓦又梦见了罗莎。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做这种梦了。在梦中，他看见罗莎长发披肩，柳条似的头发一直垂到腰际。皮肤冰凉、坚硬，颜色、结构都像雪花石膏。身上一丝不挂。抱着一个布包，身背后飘浮着一个碧绿的光环，走起路来飘飘荡荡。埃斯特万看见她慢悠悠地走过来。刚想伸手摸她，罗莎把布包扔在地上。布包在他脚下裂开了。他猫下腰，拾起布包，只见里面包着一个没有眼睛的女孩儿，还管他叫“爸爸”。埃斯特万醒来的时候，心里很烦恼，整个上午心绪一直不佳。早在接到菲鲁拉的来信以前，这场梦已经搅得他坐立不安了。和平时一样，他走进厨房吃早饭，一只母鸡正在地上啄剩饭。他上去一脚把鸡踢得肚腹破裂。这只鸡躺在厨房中央，在肠子、羽毛的血泊里一边扑棱翅膀，一边倒气儿。这以后，埃斯特万还是没能平静下来，火气反而越来越大，直觉得透不过气来。他骑上骏马，一路纵马飞驰，查看正在打火印的牲口群去了。就在这工夫儿，佩德罗·加西亚第二回到家里。他是到圣卢卡斯车站送东西去的。路过镇上，取回邮件，带回菲鲁拉的信。
这封信在门口的桌子上躺了一上午。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回来的时候，浑身上下又是汗，又是土，带回一股惊恐万状的牲口身上的气味。于是，直接去洗澡了。洗完澡，坐在写字桌前算了算账，吩咐底下人用托盘把饭端上来。晚上睡觉前，他总要在宅院里转一圈，看看灯是不是熄了，门是不是关好了。到这时，才看到姐姐的来信。菲鲁拉寄来的这封信和以前的来信完全一样。然而，埃斯特万手拿着信，还没打开就预感到信中的内容将会改变他的生活。几年前，当他拿到姐姐发来的告知罗莎死讯的电报时，也曾有过同样的感觉。
他边拆信，边感到这种预感弄得他两边太阳穴嘣嘣直跳。信很简短，说埃斯特·特鲁埃瓦夫人将不久于人世。菲鲁拉奴隶似的照料她、服侍她那么多年，临了母亲连她也认不出来了。无论白天黑夜，老太太只一个劲地喊她的儿子埃斯特万的名字。不见到他，不肯闭上眼睛。埃斯特万从来没有喜欢过母亲，在她眼前总觉得不舒服。但是，接到消息，他还是浑身发抖。他知道，各式各样回避探望母亲的借口都没用了。现在，他必须回到首都，和那个时常出现在噩梦中的老妇人见上最后一面，闻一闻她身上那股多年积下的药味儿，听一听她微弱的呻吟和没完没了的祈祷。埃斯特万儿时，这个备受煎熬的妇女告诉他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弄得他成天战战兢兢。埃斯特万长大成人以后，母亲又不断地责备他，让他挑起各种担子。
埃斯特万把佩德罗．力口西来第二叫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把他领到写字桌前，让他看了看账簿和杂货店的账目。最后，把全部钥匙——酒窖的除外——敛在一起交给他，对他说，从现在直到主人回来，他要对三星庄园负全责。出了娄子，找他算账。佩德罗·加西亚第二接过钥匙，把帐簿往腋下一夹，苦笑了一下。
“没说的，东家，我尽力而为吧。”他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多年来第一次走上回家的路。当初他就是顺着这条路从妈妈家里来到农村的。他带上两只皮箱，乘马车来到圣卢卡斯车站。坐进英国铁路公司时代的头等车厢，又一次穿过沿山脚下铺开的辽阔的田野。
埃斯特万闭上眼睛，打算睡一觉。但是，妈妈的形象驱走了睡意。
第三章
明姑娘克拉腊
十岁那年，克拉腊打定主意不再说话，甘愿当个哑巴。她的生活变化很大。家里的私人医生——身体肥胖、面目和善的库埃瓦斯大夫——试图治好她的哑病，使用了自己配制的药丸、维生素糖浆、硼砂加蜜制成的含片，但是没有丝毫明显的效果。大夫发现这些药物不顶用，而且小姑娘看见他就害怕。克拉腊一见大夫，立刻尖声喊叫，像只被人追赶的小猫似的畏缩着，躲到远远的角落里。大夫只好停止治疗，劝塞维罗和妮维娅带孩子到一个姓罗斯蒂波夫的罗马尼亚人那儿去瞧瞧。当时，罗斯蒂波夫正走红，在杂耍场上变魔术糊口。有一次，他把一根钢丝从大教堂的塔顶绷到广场一端的加利西亚教友会楼的圆顶上，手里只拿一根长竿子，从一端凌空走到另一端。这种勇敢行为真叫人难以置信！ 除了轻举妄动这一面，罗斯蒂波夫还在业余时间用磁棒和催眠术使一些歇斯底里患者的病情有所好转。这轰动了科学界。妮维娅和塞维罗把克拉腊带到罗马尼亚人在旅馆里临时开设的诊所。罗斯蒂波夫为克拉腊仔细做了检查，最后说对这种病他无能为力。小姑娘不说话，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想说。孩子的父母一再坚持，他只好配制几粒涂了紫颜色的糖丸。交药的时候，他说，这是西伯利亚人治疗聋哑病的药剂。药物对小姑娘不起作用。第二服药不小心还让巴拉巴斯给吞下去了，在狗身上也没引起多大反应。塞维罗和妮维娅只好用土办法让她开口说话，又是吓唬，又是恳求，甚至不给她饭吃，小姑娘急了总得张嘴要饭吃吧。可仍然无济于事。
老奶奶认为只要好好吓她一跳，她就会张口说话了。九年过去了，老奶奶想尽办法吓唬她，结果克拉腊反而对那些突如其来的、令人惊骇的事情处之泰然。没过多久，克拉腊什么也不怕了。屋里出现干瘦的青面魔鬼，她无动于衷；吸血鬼和妖怪拍打窗户，她不在乎。老奶奶买了几本讲恐怖故事的书，从书上得到不少启发。她不识字，就按插图的样子装成没有脑袋的海盗、长犄角的鬼怪、伦敦塔上的刽子手和狼狗，想到什么装扮什么。她偷偷地溜过走廊，在黑灯影里猛地扑到小姑娘身上，躲在门后头嗷嗷地学狼叫，把活着的小动物藏在床上，干着干着都成了习惯了。就这么着，也没让小姑娘吐出一个字来。有时候，克拉腊不耐烦了，往地上一躺，又是踢腿又是喊叫，就是不说人们熟悉的语言。有时候，她在随身携带的小石板上写下几句非常难听的骂人话。看见小姑娘这么不懂好歹，可怜的老奶奶跑到厨房里大哭了一场。
“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你好吗，我的宝贝儿！ ”老奶奶裹在沾着血迹的床单里不住地抽泣，那张黧黑的脸，活像烧焦的软木。
妮维娅不准老奶奶再吓唬克拉腊了。她发觉在惊慌的状态下，女儿的意念力量更强了，围着小姑娘打转的幽灵陷于一片混乱。再说，老奶奶装扮的那群恐怖形象打乱了巴拉巴斯的神经系统，弄得它�